“生而督其過，死而哀憐其賢，世有昆弟者之恒情邪？若余之于君，吁可慟已。”這是光緒十四年（1888）陳三立追述亡弟遺事時發出的哀嘆。此時，弟弟三畏告別人世業已兩年，其子已釋服，“遺腹女已能嬉戲弄棗栗”，身為長兄的三立卻怎么也無法淡忘弟弟英年早逝帶給他的徹骨之痛。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弟弟三畏的猝死，可以說是陳三立光緒六年（1880）鼓盆之戚后，上天降臨在他身上的又一次痛入骨髓的折磨。

與三立相比，三畏的童年要幸運得多。咸豐六年（1856）三畏出生時，竹塅一帶已大體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鳳竹堂前父親中舉時樹立的旗桿，也很自然地恢復了從前的作用：不斷激勵著子侄們發憤圖強，早日蟾宮折桂。為了盡早實現祖輩的夢想，三立六歲時便在父母的督促下正式開始了嚴格的學習生活。而三畏出生不久，祖母李太夫人念及夭折的次子觀瑞，便提議將三畏兼祧觀瑞之后。加上三畏生性警敏、順于父母，所以自幼就得到特殊照顧。即使是家族代代相傳的耕讀之事，三畏也因身體羸弱，很早便被父母作了另外的安排。隱隱擔心之余，家人自我寬慰道：一切俟其“自至”也。

三畏七歲時，也曾和哥哥一同來到父親修筑于深山的四覺草堂讀書，但從三立的追憶中不難看出，此時的三畏全然是一幅鬧學頑童的形象。等到三畏真正懂事，這才幡然悔悟，一心向學，“蘄以發名成業，弭吾父母無涯量之思”。不料最終因漂泊早逝，未能一展其才，留下了無窮遺憾。

弟弟去世后，弟媳張氏（有目疾）和三個孩子一直由三立照顧。光緒二十四年（1898）冬，陳家自長沙遷徙南昌，張氏母子數人同船而行。二十六年（1900），三立移居金陵，張氏又攜子女隨行，以此才會有“鄭叔夜”（陳三立影射名）耽于吟詩誤入弟媳房中的笑話。而侄兒覃恪（陟夫）的教育、婚姻和事業，也一直由三立負責。

另一段同胞情，同樣浸透著心酸的淚水。三立、三畏兄弟原本有兩個妹妹，長妹名石齡，幼妹名金齡。金齡小三立六歲，“生而端好，機敏絕人”。“父與兄外歸，施施迎于門，而乃奔告祖母：‘父歸矣，兄歸矣。’母病，守床隅，終夜不肯寐。群兒嬉，驚祖母、母寢，常呵止之。”“其歿也，得厲疾，以醫弗良，遂不救。”死時，“年才三歲”。

金齡病死前，寶箴夫婦擔心兩個兒子哀傷致疾，于是“引之他室，再宿而還”。到了次日，甫一入門，三立、三畏就急切地問起妹妹的去向。面對兄弟倆的追問，母親強裝笑臉，“則曰：‘為長姑負去，經三年而后得歸，后慎勿問，問則有神擊妹，妹痛即不瘳’”。一心盼著妹妹早日返回的兄弟二人，從此“不敢復問妹”。妹妹一去無消息，小兄弟倆每次外出回來時，在門外卻總能聽見母親的哭聲。帶著疑惑，更帶著期盼，三立和三畏把對妹妹的思念藏在心里。

一轉眼，幾年過去了，直到三立即將入試州學的前夕，父母親才把妹妹的死訊完完全全地告訴他。哀傷之余，三立忍痛來到妹妹的墳前哭祭。金齡的墓旁原來有一道清泉高掛于半空，“音如鳴球”，金齡落葬不久，四季常流的鳴泉竟然斷流了，三立堅信那一定是妹妹的靈魂又回到了她依依不舍的親人身邊。

陳三立六歲時，已經和從姊德齡（伯父樹年之長女）一起在鄰近的村塾中寄讀。每次上學，家中總是派一個健壯的男傭，將姐弟倆安放在左右肩膀上，一路歡聲笑語而去；傍晚時分，男傭“又共負以歸”。德齡與三立同年出生，兼之同窗數載，姐弟之間的情誼自然是“諸弟妹莫能及”。

十余年后，德齡與義寧州學生黃韻桐結為夫婦。懷遠陳姓、黃姓，“通婚數代”。黃家向來窮困，三立之母黃夫人“歲時常資給之，曰：‘德兒愿默，絕可憐’”。德齡生子四人、女二人，幼子希詠最為嬌憨可愛，時常被留在竹塅鳳竹堂由黃夫人照管。

光緒二十三年臘月十八日（1898 年1 月10 日），黃夫人病歿于湖南巡撫官署。次年（1898）正月，德齡從義寧“奔數百里來哭”，“留數月”。不久，叔父和堂兄獲罪遭遣，舉家遷往江西南昌，德齡一路隨行，同舟共濟。抵達南昌后，又因為家里的兩位主婦——三立之妻俞氏及兒媳范氏——相繼病倒，德齡又多留了幾個月。一直到將黃夫人安葬在西山，延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德齡才辭別叔父一家。“將歸，大哭連晝夜，別時遍與家人相向哭”；辭別叔父時，德齡更是拉著叔父的衣裾“拜哭，尤絕哀不止”。歸途中路經黃夫人墓地，德齡“又往哭焉”。到家未及三月，竟“以病死”。噩耗傳來，陳三立痛不欲生，聯想到從姊臨行前哭別眾人的凄涼場景，這才醒悟到：“其哭也，果為之兆邪？將非復向者之病，而別有所大戚于心而死邪？”

手足情深，歷來是義寧陳氏孝悌家風的重要體現之一。義門陳氏代代相傳的家法三十三條、家訓十二則，也一直被竹塅陳氏奉為圭臬。義門陳氏家訓的第二則“篤友恭”有如下規定：“《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以同氣連枝根，夫天性當思手足之義，毋貽父母之憂，顧或聽婦言而致參商，重貲財而傷友愛，是自剪其枝葉，何以庇其本根？既傷天和，必招外侮。吾宗子弟，如有以弟犯兄、以兄陵弟者，即經族長責處。”

義門遠祖的事跡暫且不作挖掘，即使是陳三立曾祖輩的兄弟情已足以令人感動。三立之叔曾祖克調，“年二十時，讀書去家六十里清涼山中，殊依惻，不忍別”，克調之兄克繩身攜襆被相從，“與偕食息半歲乃還”。“別時猶相與惘惘，若適異域，蓋友恭至性然也。”克繩兄弟將家從崇山峻嶺間遷移到了較為平坦開闊的泰鄉竹塅，自此才有“竹塅陳氏”之稱，創業中的同甘共苦自然為同胞情賦予了特殊含義。子孫生活安寧、家道日漸殷實之后，年事已高的兄弟二人越發感念手足之情。克繩所居新宅與克調相距數廛許，兩位老人“日扶杖數相過從，非大風雨不少間”。有時克繩剛告別弟弟，尚未踏進家門，回頭又望見弟弟急匆匆地找上門來了。此情此景，許多年后仍在竹塅傳為美談。

克繩、克調棠棣之切，的確異乎尋常；記述這段往事的孫輩寶箴聞諸父老、刊諸墓碑，未必全然可信。不過，留存于竹塅四房分家關書里的兩條協議，卻讓后人在分家析產的經濟文書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親情的溫暖。其一是對長房克繩的酬報：“父母年邁，弟輩幼稚，一切教讀婚配，悉兄佐理調停，經營家事，甚費心力。一絲一粒，出入無私；不唯守成，且多添置。今奉母遺命，特酬長兄劬勞田租共五拾石。”其二是對三房克藻的扶助：“比日議定眾共存有租谷三十五石七斗四升，目今因三房克藻家計略艱，眾將零租五石七斗四升撥與克藻收管十年。十年之內，克藻積有贏馀，其租仍歸眾受；倘無贏馀，永付管業。”

義寧竹塅陳氏的手足情誼，很自然地延續到陳三立及其后代身上，甚而曾經被陳三立設計為“三綱”之外的第四“綱”——“兄弟綱”。據陳三立友人繆荃孫（筱珊）記載，三立曾稱：“舉世欲破三綱，吾欲加‘兄弟綱’益之，以為治家之法。”其時正當潮激波蕩、新舊難容之際，三綱五紀遭遇亙古之奇變，保種保國之重壓一如既往，陳三立依然主張“變其所當變，而不變其所不當變”，故而有此明顯不合時宜之言論。陳三立并無標新立異之愛好，推究個中緣由，除卻應激狀態使然，“昆弟之恒情”應該是其如此立論的根源之一。

三立諸子皆擅文藝，長子衡恪與次子隆恪就經常以詩畫唱和，兄唱弟和，如塤如篪。衡恪屢屢以自作的扇面精品任隨隆恪挑選，還時常為弟弟精心制作石章、銅印。隆恪極其珍視長兄的書畫，同時，因受長兄濡染，“工書法，偶興至，亦染毫作小幅丹青”。

如果說翰墨情緣在諸恪的詩文中留下了縷縷清香，那么更為濃郁甘醇的還是諸恪之間的手足深情。隆恪留存于世的千余首詩作中，陳聲聰《荷堂詩話》于“其為兄弟家人作者數首”情有獨鐘，也正是緣于從中可見“其性情之真”。即便是看似不食人間煙火的陳寅恪，于手足之情也同樣刻骨銘心。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1946），隆恪由廬山牯嶺趕赴南京，與暌違九載的弟妹同聚于薩家灣妹倩俞大維家中。亂后重逢，悲喜交集，劫后余生的兄妹六人攝影一幀，永志哀樂。寅恪每于飯后建議道：“我們一道去‘煮粥’吧。”“煮粥”者，謂“話家常時之唧唧咕咕聲如煮粥”。于是，“擇一靜謐之室，六人圍坐，共話家常”。寅恪行六，“六弟”屢屢見于隆恪詩中。1949年（己丑）之后，兄弟相見日稀，棲息于上海的隆恪對于流落各地的弟妹依然牽掛不已。1950 年（庚寅），寅恪自廣州寄示新詩，隆恪依韻和作。次年（辛卯）春，隆恪又有詩箋遠贈廣州，抒寫白頭人同病相憐之意。而1952 年（壬辰）隆恪所作《病榻書寄諸弟》尤能代表諸恪此時的共同感受，詩云：“不識家鄉各散飛，笑人局促賦來歸。沉疴已負肱三折，萬語難憑手一揮。禪智山光今日累，匡床夜雨此生違。荔枝垂實櫻桃熟，更想鳊魚縮項肥。”1960 年（庚子），寅恪仍有《題先大兄畫桂花冊》等感念手足情誼的動人詩篇。

（選自《陳寅恪家史》，東方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