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手稿

《上甘嶺》手稿

《小英雄雨來》手稿

《紅旗譜》《保衛延安》《新兒女英雄傳》《小兵張嘎》《小英雄雨來》《平原游擊隊》《上海的早晨》《李雙雙小傳》《紅巖》《野火春風斗古城》《上甘嶺》《青春之歌》《創業史》《李自成》等21部耳熟能詳的紅色經典手稿——“初心與手跡”大展正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展出，當看到老一輩作家的手稿真跡時，懷舊的情緒，驟然蔓延開來。

像我這個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從小學到大學，不正是因為這些紅色經典作品的熏陶，才樹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嗎？在我們行走的每一步中，也是因為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帶給我們的榜樣影響，才會讓我們一代人在一定時期把“崇高”“偉大”“犧牲”“光榮”和“奉獻”等詞匯銘刻在心，貫穿于修正自己的言行中。

作家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斗爭的史詩性作品。小說于1957年出版后，同名電影《紅旗譜》在1960年上映。主人公朱老忠從普通農民轉變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是農民的覺醒。

展臺上的《紅旗譜》原著，封面已折痕無數，甚至有撕裂的一角，但絲毫不影響這部作品的光芒。

“他只有13歲，擅游泳，能爬樹，會摔跤，愛咬人。機靈鬼透，野氣逼人”的“嘎子”形象根植人心。中篇小說《小兵張嘎》是老作家徐光耀先生1961年出版的作品。而以一級戰斗英雄燕秀峰為原型，創作出抗日英雄張嘎的故事電影《小兵張嘎》于1963年上映后，嘎子的形象家喻戶曉。

又見到了《小英雄雨來》。著名作家管樺講述了居住在晉察冀地區蘆花村的雨來和根據地兒童的幾個抗日斗爭故事。小時候，我們許多人是從語文課本和連環畫書上“認識”了雨來，都是管樺的讀者。

第一次看到手稿，為豎版書寫。上面，換行推出兩行字：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自己的祖國。

“大家就隨著女老師的手指，齊聲輕輕地念起來。”描述的是小雨來學文化的情景。在那個艱難困苦的戰爭年代，油燈下，十來歲的小雨來們非常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一字一句寫在格子紙上的片段，讓人忍不住想象起當年管樺先生寫作的狀態和環境，那又該是什么樣的呢？他虛擬出來的這個小雨來，該是多少英雄兒童的縮影啊。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孩子們，幸福，安寧。而當年的小雨來們是聽著槍聲長大的，他們在前輩們的帶領下，為保護家園，面對兇殘的日本鬼子，拿起槍，早早地參與到抗日斗爭中去了。忘不了一個情節，鬼子軍官使勁兒擰小雨來的臉，揪起一塊，咬著牙擰。倔強的小雨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鼻子直流血，愣是沒有說出交通員李大叔的去向。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自己的祖國。”這，就是小雨來不屈服于敵人的力量來源吧。

作家歐陽山的《三家巷》，1959年出版，以上世紀二十年代廣州革命斗爭為背景，表現革命者的成長。手稿上雖有涂改、修改的地方，但因字跡工整，紙面并不顯凌亂。

最吸引觀者的，是歐陽山先生在修改過程中的插頁紙。前后故事的推理中，他或許感覺還不十分到位，于是，就另外手寫一紙情節，在樣書的審校中，或在后期再版的基礎上做了補充和完善。比如，展出的這一頁，開頭就寫著“插入1311頁”的字樣。

往事如昨。回望時，注定是一個讓后來人產生遐想的傳說。作家手稿的真實再現，親近著觀者。觀者在“觀”的同時，這部經典便在腦海中做了一個大大的記號。

表現上世紀四十年代清江地區地下黨驚心動魄革命斗爭情景的《清江壯歌》，是作家馬識途先生在1961年至1962年連載發表的長篇小說，于1966年正式出版。老先生根據烈士何功偉、劉惠馨為原型寫成，而劉惠馨就是他的妻子。兩位烈士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識分子，懷著推翻舊中國、建立新社會的理想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區開展地下工作，后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最終遭到敵人殺害。劉惠馨被捕時剛生孩子不久，在非常環境里，她表現出最偉大的母愛。在走向刑場時更是臨危不亂，將嬰兒巧妙地放置在路邊草叢里，使孩子逃過一劫。是一對善良的百姓夫婦收養了孩子，親生父親任遠（也就是馬識途）二十多年后才終于將孩子找回來。是小說，也是真實故事，曾經感動過六十年代的中國讀者。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一首《我的祖國》在史冊上永遠和《上甘嶺》連在一起了。《上甘嶺》的作者陸柱國于1953年出版中篇小說，電影《上甘嶺》于1956年上映。1960年，林彬、曹欣、沙蒙、肖予出版了《上甘嶺》電影文學劇本。電影主題曲的歌詞作者是著名詞作家喬羽先生。這首表現中國人民志愿軍在上甘嶺英雄業績的經典歌曲，作為原唱的歌唱家郭蘭英一唱就是幾十年。

五卷本的長篇小說《李自成》，是作家姚雪垠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為主要線索展開的明末歷史的畫卷。前三卷分別于1963年、1976年、1981年出版，第四五卷于1999年出版。

展柜里，不同版本的《李自成》陳列在觀者眼前，手稿上點劃清晰，段落層次分明。我們看到的這一頁，有裝訂留下的痕跡，或許是從裝訂好的文本中撤出來的。字跡改動的地方不少，卻不顯亂。姚雪垠先生親筆書寫的每一個字，雖有連筆，但對于巨作的連貫書寫，是伴隨著創作思路一氣呵成的，足見他的文字功底了得。

我最后看到的，是云南圭山地區撒尼族長篇敘事詩《阿詩瑪》。由黃鐵、楊知勇、劉綺、公劉整理，于1954年出版，同名電影1964年上映。這部表現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人民反抗階級壓迫，為追求自由幸福堅強意志的作品，因為電影形式的傳播，讓人們在記住演員楊麗坤的同時，也了解了撒尼族文化。

展臺前，每一幅懸掛在原著上方的作家手稿，仿佛都還原了一段歷史。圈圈點點，改改畫畫，原來，那些熟悉的故事情節就是這么“寫”出來的。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啊……”身邊，年輕的觀眾由衷地發出感嘆。在他們眼里，這些手跡和原著的影響力一樣，印證了一種信仰。

那些手稿，印證著作家們在創作中思考、提煉、完善、升華的過程，感染力無限。今天，無所不在的鏡頭特寫，其實是捕捉到了當今年輕人試圖走近紅色經典、渴望捧讀紅色往事的姿態。走進展廳本身，就是他們親近文學歷史的積極態度。不期望現在的年輕一代人與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心靈碰撞，思想交融，但可以期待，通過21部紅色經典的展覽，能夠帶給他們更多想象的空間。手稿都是珍貴的文物史料，的確也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

記錄，收藏，展覽，再重溫，再歸檔。

幾千字，幾萬字，幾十萬字，幾百萬字……這21部紅色經典，每一部熱血作品都曾激勵了一代人的成長。重新被拉回到故事里與初次和作品相遇，心情和心境都是不一樣的。面對那些沒有被時間丟棄的手稿時，我才深刻感覺到：厚植文學園地和傳承文學創作精神，這種搜集、整理和妥善保存、展覽的方式，正是一種守護中國文學記憶的教育。不是嗎？能夠吸引眾多文學愛好者前來參觀學習，不也是穿越時光的一場觀者與作者的隔空對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