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毅

龐鴻

采訪人：龐鴻（青年作家） 受訪人：孫毅（96歲兒童文學作家、劇作家）

今年，上海作協兒委會推出了老少作家結對子的活動，簡平老師建議我與孫毅老師結對學習，因為孫老師一輩子堅持兒童文學創作，對兒童戲劇尤為鐘情，而我所學專業也與戲劇有關，所以，帶著對前輩的尊敬與好奇，趁著假期從國外回國，我專程去位于華山路上的孫老師家作了拜訪。鮐背之年的孫老師坐在桌前，腰板筆直，聲音洪亮，說到激動處忍不住拍案長嘆。面前的桌板下壓著一張泛黃的世界地圖，這使他看起來真像一個揮斥方遒的船長，正在大洲與大洋間任意遨游。

“宋慶齡女士一席話，指導我一生為之追求”

問：孫毅老師對中國兒童文學事業的貢獻有目共睹，也被簡平老師稱為“文學的多面手”。但通過作品履歷不難發現，您將更多精力投諸于兒童戲劇的創作中。“兒童文學”“兒童戲劇”作為抽象而邊界模糊的概念，落實在您七十余載的創作實踐經驗中。您如何看待兩者的關系。

答：我和戲劇的緣分自童年時代就開始了，那時我在我家的茶樓上，每天清晨聽著各式各樣的戲曲和曲藝從地鋪上醒來。《蕭何月下追韓信》《岳母刺字》《關公戰秦瓊》……接受著最初的戲劇啟蒙和熏陶，童年時的我腦海中上演著一出出關于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的劇目，這些故事中人物的愛國精神、講義氣的性格鑄造了我的思想。小學三年級時，我遇到京戲迷的音樂老師，把我收進了京戲小組，教我唱《上天臺》。那時，每天放學后，我就翻開大戲考，跟著收音機哼唱。青年時代，我曾在上海現代電影話劇專校學習，還作為“中國少年劇團”的演員上過舞臺演出呢。

我出生于動蕩的年代，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戰火中長大，形勢逼著我也拿起筆來投入戰斗，我從現實生活中獲取創作題材，而字里行間合轍押韻的詞句，大概與兒時得到民間戲曲、曲藝藝術的熏陶不無關系。至于與兒童戲劇結緣，為兒童創作戲劇，我想還是因為1946年宋慶齡女士的一番話。那時上海民主革命浪潮高漲，宋慶齡女士卓有遠見地提出關心教育下一代的問題：“希望中國有個專為兒童演的劇團，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通過戲劇培養教育下一代，提高他們的素質，給予他們娛樂，點燃他們的想象力，是最有教育意義的事。”正是這一席話，成為指導我一生為之追求的理想動力。

我對兒童劇實在是十分癡迷的，為了孩子我從未停筆，因為戲劇是一種游戲，游戲往往是假戲真做。你們看繁體字的“戲”字，一邊是“虛”字，是空的、假的、烏有的意思。另一面是“戈”字，是武器、真刀真槍的意思。“戲”就是用真刀真槍砍殺虛假。一半真，一半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像真事，其實是假戲；是假戲，其實真有其事。演戲也是一種游戲，只不過是有主題、有故事、有人物、有矛盾的游戲。戲劇是立體的、形象的、直觀的、生動的、聲形具備的，相對地，文學是平面的、無聲的、閱讀的。我認為戲劇是包括了文學、演技、音樂、舞蹈、美術在內的綜合藝術。

“如果漠視兒童戲劇，其影響力必然會減弱”

問：您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進行兒童戲劇活動，親眼見證戲劇之于兒童的巨大影響和教育作用，這一點也可視作兒童戲劇文學在中國悠長發展脈絡的佐證。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后，兒童文學與兒童戲劇創作卻有日漸疏離的趨勢，具體表現為各類傳統文學評獎、出版、發表都未將兒童戲劇文學納入其中。對于這一現象，您認為“把兒童戲劇文學排斥在了兒童文學之外，是萬寶全書缺了只角”，能否具體談談這種排斥所產生的原因，以及其帶來的損失與傷害。

答：目前兒童劇面臨的處境是“不評獎、不發表、不出版”，并且這種狀況已經持續了近40年。盡管如此我仍沒有停筆，有些作品只能存放起來，有學校需要就送給他們排演。我常常稱自己是“沒有稿費的兒童戲劇創作家”，作為60年的創作成果、給孩子的禮物，《孫毅兒童戲劇文學快活叢書》雖然得到出版，但六本書中有五本是自費出版的。你去瞧一瞧征稿啟事，每則都帶個括號，寫“曲藝戲劇除外”。這或許與觀念的變化有關，可以有演出獎等一系列衡量編導演技術的獎項，但一旦戲劇被認為是一種靠舞臺演出賺錢的藝術，它就被請出了文學刊物的行列。

杜威說“教育即生活”，陶行知說“生活即教育”。戲劇不僅是一門藝術、一種娛樂，它對孩子所具有的吸引力決定了它的教育特點。1946年我開始進行兒童戲劇活動，當時我正在“中國少年劇團”出演包蕾同志編的童話劇《胡子與駝子》中的胡子一角。在臺上，能感受到臺下兒童觀眾對戲中好人壞人行為的激憤反應，深感戲劇對他們所起的潛移默化教育。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一年之后“中福會兒童劇團”為上海兒童義演《小主人》和《小馬戲班》時，我作為保健站義工領票員和小觀眾同場看演出，觀察到極富同情心的孩子們被戲中流浪兒的苦難生活所感動，演出結束后哭泣著不肯離去。我曾提到過，讓兒童參演戲劇活動、培養孩子們寫劇本的益處，并不是要大家將來都去當演員，主要是培養集體觀念與德智體美勞的素質全面成長與發展。因此，如果漠視兒童戲劇，那么其影響力必然會減弱，這是很讓人遺憾的。

“不感動我的，我絕對不會寫”

問：您歷經數年創作完成《“上海小囡的故事”三部曲》，在95歲高齡時出版。作為一部講述昔日苦難與榮耀的“生命之書”，讀者能從中體會到對歷史傳承與兒童教育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作為創作者，能否談談這部作品是如何誕生的，您的創作動因與堅持的理由是什么？

答：這部作品等同于我的自傳，其中的故事和人物都在我的靈魂里，要求我把它們寫出來。從我參加革命的第一天開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七十年，我就像足月的孕婦忍受了七十年，早已不勝負荷，必須讓這對三胞胎來到這個世界。

問：文學創作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孫毅老師對兒童文學的熱情與堅持令人感佩。對于年輕的兒童文學作者，請提一些要求與寄望。

答：作家的人生要求是訴說人民喜怒哀樂的極限，心懷理想，用精彩克服艱難，創造幸福的奇跡，這是改革創新的絕妙法。此外，寫作要求實事求是，碰運氣是行不通的。在生活當中，我常說：“不感動我的，我絕對不會寫。”描繪光明、向上、積極的一面，這其中蘊含的要求是細致地感受生活，不是拍拍腦袋就能解決的。同時考慮閱讀者的年齡特點、興趣愛好與理解水平也是必要的，就像陳伯吹用兒童的眼耳鼻喉來看聽聞說，是一個道理。此外，寫戲劇時應當注重潛在語言，只有當潛臺詞貫穿動作時，才能更好地體現人物的心理矛盾、意志、性格與他的社會交往。總之，我們應當追求真理和經典，追求有靈魂有生命的作品，那些走相反道路的作品都必然是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