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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陳獨秀誕辰14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滬舉行。本文圖片 主辦方提供

11月26日，由復旦大學上海史國際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上海江南書院共同主辦的“陳獨秀誕辰14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科國際創新基地召開。來自上海、安徽等地的陳獨秀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以及陳獨秀的后人，共同參加了此次學術研討會。

陳獨秀孫女陳長璞

陳獨秀孫女陳長璞自幼對爺爺人生充滿好奇，從上世紀80年代起，她致力于陳獨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于1995年創建了陳獨秀生平陳列室，宣傳陳獨秀的思想文化。她表示，多年來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支持，以及各位專家學者的無私幫助，對此她銘記在心，非常感激。

在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會長王依群主持下，與會代表主要圍繞“陳獨秀與建黨”、“陳獨秀與上海”、“陳獨秀與學術研究”三個核心議題展開討論。王依群表示，與會代表對于陳獨秀個人研究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對黨史和新中國史研究諸多關鍵問題，都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見解，不僅有助于進一步提升陳獨秀個人研究的學術基準，也有利于我們更好、更準確地理解近代中國歷史。

會議現場

陳獨秀的功績

原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姜義華仔細梳理了陳獨秀從1920年4月來到上海漁陽里2號，5月開始籌備，至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事實。他提及，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第62頁上已明確記載：8月，“上海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該組織擬定一個具體的黨綱黨章內容的文件，并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在姜義華看來，陳獨秀成為建黨領導人之一也并非偶然，其豐富的群眾運動實踐經驗和運籌帷幄的組織能力，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創建者。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上海大學教授忻平認為，陳獨秀有兩大首創之功：一是對五四運動的啟蒙之功，二是創黨之功。“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今天，不能忘記當年陳獨秀為首的先行者們在上海老漁陽里初步建黨的首創之功。1920年在上海和北京等地開始了黨的初步建設，在此基礎上，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成為黨成立的一個標志。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說： 如上海建立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北京組織叫北京支部。它們都是不久后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過程中，陳獨秀起著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忻平還強調，陳獨秀和毛澤東先后啟蒙了當代中國人。

忻平說，1920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老漁陽里拜訪從無政府主義轉而信仰馬列主義不久的陳獨秀，陳獨秀講了自己轉變，這對毛澤東影響極大。

上海是陳獨秀施展才華與抱負的最佳舞臺

陳獨秀與上海這座城市有著無法割舍的緣分。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江南書院院長熊月之提出，陳獨秀這樣獨特的人物是學界研究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紅色文化最佳的連結點。

“陳獨秀從抗清、到旅滬、再到創黨等一系列的經歷，都體現出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紅色文化的互通互融的情形。”熊月之說，陳獨秀因其思想、能力、作為，成為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的魅力型的權威人物。這也是后來他雖然沒有參加中共“一大”，卻依舊當選為中央局書記的重要原因。熊月之認為，陳獨秀的起步、北上、南下，以及建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都與上海息息相關。而陳獨秀一再選擇上海，是由上海這座城市五方雜處、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環境決定的。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梳理了上海與陳獨秀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陳獨秀在上海的人生經歷可分為四個階段：1901年至1903年，這時的上海只是陳獨秀匆匆路過的碼頭，而近代化都市的繁華和自由留給他深刻印象；1903年至1914年，這一時期陳獨秀的早期革命活動主要在安徽，上海僅是一個暫時的避難所；1914年至1929年，陳獨秀視上海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并在上海施展他的政治才華；第四階段是在1929年之后，大革命的失敗對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個人都造成強烈沖擊。直到1937年出獄輾轉來到四川江津，再也沒有回到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徐濤以1922年陳獨秀離滬赴俄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為時間節點，討論了在此之前他與上海之間層層遞進的關系。

徐濤認為，陳獨秀與上海關系有著三段經歷：1905年前，還是康梁信徒的陳獨秀對上海多是一種想象，也曾短暫來滬嘗試辦報；1915年、1916年間，是陳氏不忘辦報創刊之初心與定居上海的時期；1920年后，他攜《新青年》南下，展開建黨大業。“這三段上海經歷，也伴隨著陳獨秀思想從有教無類，到敬告青年，再到啟發勞工、動員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為了陳獨秀思想每一次華麗跳躍的最佳舞臺。從陳獨秀的個人思想演變亦可窺見，中共 ‘一大’在上海召開是歷史必然的結果。”

如何持續深入推進陳獨秀的學術研究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教授徐光壽對百年來陳獨秀已有的研究做了完整的學術回顧與梳理。他認為，陳獨秀百年學術史的脈絡大致可分五個階段：1919-1927年，是“光芒萬丈的彗星”，陳獨秀是正面人物；1927-1949年，是毀譽相參的22年，定性評價多于具體研究、政治結論多于學術觀點；1949-1978年，是以批判為主的30年；1979-1999年，是全面研究的20年，顯示了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巨大威力；1999-2018年，隨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全面貫徹和中外國家歷史檔案資料的陸續解密，進入全面深入研究的20年。

那么，當前陳獨秀研究面臨哪些難題？徐光壽指出三點：一是如何切實運用唯物史觀客觀公正地研究政治與學術交織的陳獨秀；二是如何科學分析和全面把握1927年后陳對于中國革命的基本主張，尤其晚年陳獨秀對于十月革命、蘇聯政府乃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三是如何做好陳獨秀研究的組織工作，包括做好研究的規劃。

徐光壽還說：“我們應深刻理解陳獨秀研究的多維價值。一是政治意義，即它對于黨的創建和百年黨史的價值；二是學術意義，即它對于近現代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三是教育意義，指它對于黨史育人尤其當前主題教育的意義；最后是道德意義，一個負責任的黨對待自己創始人的態度。”

上海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章清表示：“我們始終關注如何持續深入推進陳獨秀的學術研究。我們現在身處一個史料層出不窮的年代，較之于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如何利用各種新文獻、使用各種新方法，擴展這樣一個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有至關重要影響的人物，是史學界同仁皆應嘗試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