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書封。 （出版方供圖）

《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半個月前度過了她的80歲生日。在世俗人們覺得“只能頤養天年”的年紀，這位加拿大老太太給全世界的女人——包括女作家——打了一針強心針：如果你有熱愛的事業，不要過早地放棄，堅持做下去，你到80歲仍然有可能制造出撬動地球的爆款。

蜂擁而至的讀者，見證阿特伍德“出圈”記

今年9月中旬，《使女的故事》小說續集《證言》在倫敦上市前夜，書迷們和同名劇集的劇迷們蜂擁到皮卡迪利街的水石書店，他們穿戴著故事里使女們的紅袍白帽，等待零點鐘聲敲響時由阿特伍德親自賣出第一本《證言》。滿頭灰白卷發的阿特伍德站在人群中，如同喚起午夜魔法的巫師。倫敦的書店很久沒有出現這樣的盛景，上一次能達到同等轟動規模的新書午夜發售，還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大結局。

時間倒推到1985年，《使女的故事》小說出版時，并沒有在書市制造大的反響，作家本人回憶：“只在出版人的小圈子里小小慶祝了一下。”“小小慶祝”是因為這部小說獲得了布克獎提名，可惜最后未能獲獎。此后十年里，阿特伍德又因《貓眼》和《別名格蕾絲》兩獲布克獎提名，但她最終拿到布克獎，要到2000年的《盲刺客》。直到當時，阿特伍德的聲譽仍局限于小范圍的知識分子和文學愛好者中。2000年以后，阿特伍德因《珀涅羅珀記》和《女巫的子孫》兩次進入公眾討論的視野，她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故事新編地重述了荷馬史詩的《奧德賽》和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到了2017年前后，她決定續寫當年的《使女的故事》，也就是在這一年，根據她的《使女的故事》和《別名格蕾絲》改編的兩部劇集先后上映，一夜之間，原作者阿特伍德真正意義上地“出圈”了。

苦難降臨時，女性和孩子總是被迫承受更多

阿特伍德遲來的聲譽未必是影視改編推波助瀾的結果，至少不全是。英國科幻作家尼爾蓋曼在讀過《證言》之后的這段感言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在我讀《使女的故事》時，曾以為她過分悲觀。時隔30年，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自己過分天真。面對現實，我們中的大多數總是不夠清醒，不夠警惕。”阿特伍德本人接受《衛報》采訪時，直接說：“過去的30年里，我們本來有希望遠離‘基列國’，但現在眼看一步步地回去了。”

1984年，阿特伍德在柏林開始構思《使女的故事》，那是一個被認為“樂觀的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在全世界展開，幾代人的持續抗爭，換來社會結構的一點改善，“第二性”逐漸發出被壓抑的聲音，爭取著被父權剝奪的權利。在那樣的大環境里，阿特伍德敏銳地察覺到始終存在強悍頑固的保守力量，時刻準備著把女性的身體、聲音和自我意識，一樣樣地重新封鎖到黑匣子里。為此，她寫下了《使女的故事》——如果在北美，存在著一個威權運作的政治體，權力對“人”的征用，最顯見也最終極的表現，是對女性的物化和工具化。

《使女的故事》上承《可以吃的女人》，后接《別名格蕾絲》和《盲刺客》，阿特伍德在寫作中堅持一條明確的信念：為什么要從女性的視角出發？為什么女性處在風暴的中心？因為苦難降臨時，作為弱勢者的女性和孩子，總是被迫承受了更多。

嚴酷和希望、毀滅和新生的復調貫穿全書

阿特伍德拒絕認為“基列國”是想象的產物，她說：“即便我創造一個想象的花園，那里面一草一木連帶一只烏龜都是真的。《使女》故事里的所有細節，來自清教徒時期的北美，我是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重新排列組合了。”

《使女》聚焦的是在殘酷的、非人的環境里，個體怎樣活下去。“活著”可能是奧弗瑞德那樣向善的、向著明亮方向的掙扎，也可能是莉迪亞嬤嬤那樣，來自弱勢一方卻成為強權者的幫兇。“生存”的命題延續在《證言》中，在這個故事里，莉迪亞嬤嬤的聲音清晰起來。小說標題“證言”，其實也是莉迪亞嬤嬤的遺囑，在這個多聲部的文本里，莉迪亞的聲音指向過去，她的聲音成為基列國土崩瓦解時凄厲的背景音。阿特伍德認為，莉迪亞嬤嬤的意義在于她提供了內部洞察的視角，她把這個角色定義為“女版的克倫威爾”“一個被權力吞噬的人”。莉迪亞是一個被厭棄的反面角色，一個同流合污者，但也恰恰在她身上，阿特伍德把普通人從受難者走向加害者的過程透明化了。

阿特伍德的寫作，既是出于對現實的洞察，所以她從莉迪亞嬤嬤的視角呈現了系統的崩潰；但同時，恰似奧弗瑞德留下的聲音，“敘述”也可以是一種寄托著希望的行動。于是，在《證言》里，少女阿涅斯和黛西的聲音是和莉迪亞平行展開的聲部，阿涅斯成長于瓦解前的基列國，黛西是在襁褓中隨母親逃到了加拿大。嚴酷和希望、毀滅和新生的復調貫穿了整本小說，男權和女性的對峙逐漸退隱到背景中，前景中清晰的是少女的出走和回歸，很多時候，這個故事就像阿特伍德鐘愛的莎士比亞晚期悲喜劇，它幾乎是帶著童話色彩的——荒野的孩子終將找回家園。

也許是年邁讓作家變成了布道者，但也正像她形容的，站在迷宮路口的人類仍然是有選擇權的，也許打開對的那扇門，門后就有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