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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紅色之子·單刀赴會》于10月4日在電影頻道和愛奇藝首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高收視率；10月23日登陸全國院線，重點在內蒙古自治區院線放映；11月16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電影，該片在中央民族大學附中舉行了觀影啟動儀式。

影片根據1945年10月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烏蘭夫解散偽內蒙政府、維護祖國統一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講述了抗戰勝利后，烏蘭夫臨危受命，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解決了所謂“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危局，最終帶領內蒙古人民走上了民族區域自治的道路。

烏蘭夫在蒙古語里是“紅色之子”的意思。當時正值盛年的烏蘭夫面對內蒙古分裂勢力從容應對，一面努力在政治上占據輿論高點，另一面躲避來自敵對勢力的暗算迫害。最終，他成功地制止了分裂勢力的圖謀，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被周恩來總理稱贊“一個人解決了一個‘共和國’，是真正的單刀赴會”。

影片中的烏蘭夫能文能武，騎射俱佳，還會蒙古族摔跤。影片展現了大量驚險刺激的武打場面，并運用了類型化的“槍戰戲”與蒙古族題材電影特有的草原“馬背戲”，充分展現了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斗風采。

但影片更為引人入勝的卻是內景中的辯論成分。這種論辯具有切實的現實意義。烏蘭夫回到家鄉時有很強的宣傳自覺，要讓更多的人了解黨的民族政策。圍繞這一點展開的論辯是影片中最“硬核”的部分，充分展現了烏蘭夫卓越的理論素養和論辯才華。比如，當蘇聯長官要以民族自決理論來使所謂“內蒙古共和國”合法化時，烏蘭夫反詰：“民族自決就不需要共產黨的領導嗎？”一語點醒夢中人，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在處理民族工作時的清醒頭腦，也在復雜情勢中扭轉了被動局面，迅速化險為夷。

而在競選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主席的會場上，影片設計了一個青年女教師娜仁托婭的形象。她以烏蘭夫不會講蒙古語為由，否認烏蘭夫是蒙古族，認為烏蘭夫沒有資格成為人民代表。這種論調在歷史長河中一點也不陌生，尤其是在涉及民族身份意識時，很容易占據道德制高點。烏蘭夫的反詰堪稱典范，他從歷史中阿拉坦汗時期蒙古族的社會發展狀況出發，對當時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民族政策做了精辟的點評。由于阿拉坦汗理政時期采取了善待招攬漢族人的政策，漢族人開始進入土默川。在各族人民共同奮斗下，土默川社會發展突飛猛進，經濟繁榮。時至抗戰勝利后，土默川一地的蒙漢雜居已逾三百余年，烏蘭夫指出自己對母語的遺忘是歷史原因所造成的，而非個人自主選擇。

娜仁托婭似是而非論調的前提，是對蒙古族文化采取了一種文化本質主義的態度。文化本質主義是一個外來詞，意為把某種特征賦予給某個個體或群體，并把它當成這個個體或群體的本質，而且認為這個本質是凝固不變的，不會受外界和時空的影響。比如說，認為東方人是內向的、偏于安靜的，等等。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娜仁托婭的觀點無視中國民族交融歷史的復雜性。烏蘭夫尖銳指出，娜仁托婭在有不會蒙古語的蒙古學子的學校里執教，持這種觀點會誤人子弟。這種罔顧歷史、孜孜以求純正民族文化的觀點，在現實中只能是被反動勢力所利用的狹隘民族主義。

隨后，烏蘭夫抓住時機宣傳了黨的政策，打消了一些王公貴族和宗教人士的顧慮。他舌戰群儒，強力扭轉了辯論中的被動局面，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要實現全民族、全中國的真正解放。烏蘭夫的論辯有破有立，對普通的勞動人民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與那些唱著高調卻只想個人榮華富貴，害怕因勾結日本侵略勢力而招致歷史審判的權貴階層相比，高下立判。毫不意外，烏蘭夫在競選中勝出。當時在座代表終于明白，只有拋棄狹隘的民族觀，走共產黨指引的道路，才能挽救民族的危難。

烏蘭夫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民族工作理論與實踐，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民族政策的基礎。影片再現的當年老一輩革命家在歷史關鍵時期的辯論，對于當下廣大民族工作者而言，具有很強的現實教育意義。有時候，主人公烏蘭夫的對白，好像是面對著當下觀眾發出的。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好教材，對于當今社會上的一些錯誤認識，也具有很強的針砭功效。

電影的結尾音樂是重新編曲的《鴻雁》，杭蓋樂隊把這首平素聽來深情、舒緩的蒙古族歌曲唱得激情洋溢、斗志高昂，可以說是一曲革命版的《鴻雁》，令人耳目一新。這是畫龍點睛的一筆，與影片所展示的革命者的精神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