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 [美]梅維恒 主編  馬小悟 張治 劉文楠 譯

新星出版社 出版

世界范圍的漢學研究，三個國家和地區堪稱重鎮——日本、歐洲、美國。從時間上來說，日本毫無疑問是領先者，歐洲則屬于后繼者，包括法國、英國、德國等，美國自然崛起得最晚；但從整體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來看，三個重鎮在不同歷史階段各具不同特點，可謂各有千秋、難分軒輊。作為漢學研究分支之一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日本早在20世紀初葉即已問世多部相關著作，歐美雖然時間上后于日本，卻后來居上，21世紀初的歐美推出了頗具影響力的超百萬字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這就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和《劍橋中國文學史》（以下均以《哥》本《劍》本簡稱）。

《劍橋中國文學史》（上、下冊）[美]孫康宜 宇文所安 主編 劉倩等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

這兩部文學史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問世時間略有交叉——《哥》本英語版出版于2001年的美國，《劍》本英語版出版于2010年的英國，兩者相距近十年；但中文譯本《劍》本卻比《哥》本早了三年，分別是2013年和2016年。

兩部文學史編撰者的主體基本是美國學者：《哥》本主編，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梅維恒，參與編撰者清一色的美國學者；《劍》本，上卷主編：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歐文（宇文所安），下卷主編：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參與編撰者大多是美國學者，有少數英國學者。

整體框架設計有差異：試圖超越文體分類，亦或跳脫朝代分期

兩部歐美版中國文學史，都系統敘述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同中也有異。

首先是整體框架的設計與編排。《劍》本主編在接受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編撰任務時，有一個明確的意念，反對將文學史寫成以文體分類的史著，而偏偏《哥》本正是一部以文體分類的文學史——整部書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體分類。在這一點上，似乎《劍》本就是沖著《哥》本來的。《劍》本主編認為，按文體分類撰寫，會割裂各類文體之間的內在聯系，體現不出作家能從事多種文體創作的綜合風格特點。為此，《劍》本主編采取整體性文化溶入文學史的方法，即努力寫成文化文學史，不按往常文學史的模式圍繞作家個體展開敘述，從而成為一部非同一般文體類的文學史。

其次是令文學史研究者歷來頭痛的分期問題。這個問題，關鍵在于能否擺脫歷史朝代的傳統束縛。作為一部文學史著，固然不能脫離歷史發展演變的軌跡，但畢竟文學史是圍繞文學展開的歷史，不是純歷史著作，如果完全圍著歷史朝代轉，沒有或看不出文學本身的發展線索，那就談不上真正的文學史了。為此，兩書主編都力圖改變完全按歷史朝代順序敘述的方式。但實際做法上，《哥》本兼取年代與主題，不嚴格按歷史朝代為序，也不完全棄朝代于不顧，在全景式的年代框架下，作主題式的探索。而《劍》本則打破傳統慣例，努力按文學自身發展的固有線索闡發，于是，先秦與西漢緊連，西漢與東漢分離，西晉與東晉分隔，東晉與南北朝、初唐相連，晚唐與北宋前期掛鉤，明代的1375年作為上、下兩卷的分隔年等等，打破了傳統文學史的歷史朝代一統格局。

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中，有一個很重要而往往被中國學者忽略的問題，即，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對象和所涵蓋的實際范圍，究竟是哪些地域和人群？也即：今天所謂的“中國”文學史，這個“中國”指的范圍是什么？是否包括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是否包括港澳臺地區？是否包括海外的華人華僑？以今天流傳于市面上的諸多中國文學史著作看，雖然書名皆稱為“中國文學史”，實際內涵卻并不包含所有的中國人，書中述及的多是漢族人用漢語書寫和創作的文學史，很少或幾乎不包括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書寫和創作的其他55個民族的文學，也很少或幾乎不涉及港澳臺地區文學，更遑論海外華人或華僑的文學創作了（后者主要指現當代文學）。《哥》本和《劍》本兩部中國文學史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文學史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應該包含漢族群體和少數民族群體，以及香港、澳門、臺灣乃至海外的華人群體，這樣做，才符合“中國文學史”的本質定義。

對漢字和漢語根本性質的牢固把握，是準確理解和欣賞中國文學的一道堅實基礎，這是兩部歐美文學史都十分重視的一環。兩書都在全書的開頭，開宗明義地闡述了這個問題。比較起來，《哥》本在這方面似乎用力更多，花費的文字也多，闡述的面也廣，該書第一編《基礎》中，專設了《語言和文字》一章，從多角度予以詳盡闡述，內容包括漢字簡史、漢字的特性、白話與文言、漢字的審美特征、漢字對文學的意蘊等。作為專述中國文學及其發展史的史著，開篇即對漢語文字的起源、發展、特性，作專門闡述與概括，這樣的做法，至少在中國國內的文學史著作中相當罕見，編撰者特別說明并點出了漢字的特點，以及它與西方字母文字的差異，這甚有助于西方讀者對東方中國用漢字書寫文學的整體認識和切實把握，從而真正體會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差異與特質。

力求打通古今，有意識地作中西比較，各有獨到創見

兩部文學史的立足點和視野確有差異，寫法上也不盡一致，但在這些不同中，我們仍可清晰看到它們的異中之同——這同，即兩書的編撰者都有自己獨到發揮的地方，或謂獨創見解，其所論所見不乏精彩之處，這些精彩論斷，體現了兩書編撰者的潛心研究成果，值得中國學者借鑒參考。

例如，將中國文學發展史歷來的劃分——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完全打通，使之融會貫通，匯成一統，渾然一體，這是兩部文學史共同的特色，便于對中國文學生生不息、沿襲不斷特征的充分展示，也有利于傳統與古代文學的互為回應、互相聯系、前后對照，俾助于認識古今演變的內在聯系及其規律。

《劍》本特別提出了文學作品的傳播與保存問題，這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文學作品在文壇上的知名度，從而波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受眾面和影響力。這當中，早期階段是后世的評判與價值取向起主要作用，而后期階段則大多借助于印刷文化的傳播手段，這是非常重要的傳播工具，在宋元及其后尤顯突出，甚至直接決定了作品與文學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力與知名度。

如何看待中國古代作家的創作動機，《哥》本認為，在中國文學史上，文章與官吏的緊密關系可謂貫穿文學史的始終。作家的創作往往都在直接間接地為國家的道德和政治需要服務，真正的所謂“純文學”或“為文學而文學”觀念的形成，大約要在佛教美學來臨之際，也即魏晉及其后時期，文學的非實用主義才開始得到系統的欣賞、審視和提倡，文學才真正進入了自覺意識時代。這個看法，應該說比較符合中國的歷史和時代的客觀現實。

《劍》本有《文化唐朝》一章，不僅別出心裁地將初唐剔出（劃歸南朝），將中、盛、晚唐合為一體，還將北宋的開朝60年也劃進唐朝，這在中國學者撰寫的文學史中是不可思議的。對此，編撰者作了如此解釋：“北宋文學特有的‘宋代’風格，其形成階段并沒有出現在王朝建立的960年，或是接近于這個時間的任何時段。換言之，北宋，是王朝更迭與文學發展時間上明顯不同步的一例，推翻了時代與文學二者在中國文學史上攜手并進的這一普遍假設。新王朝的確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學風格，但直到1020至1030年代，這一新風格才開始出現，此時距北宋建立幾乎已有兩代人的時間之久。”這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論斷，點及了該書主編所主張的意圖——文學史應打破歷史朝代的傳統框架，按文學本身發展的軌跡劃分階段，而北宋正是最有代表性的個案。

兩書都可見到有意識作中西文學比較的案例，雖然只點到即止，沒作展開性論述，但這做法本身，對于讀者，尤其是西方讀者，無疑是非常有啟發作用的。如談到《詩經》“大雅”時，與古希臘荷馬史詩作比較；認為明代中葉的文學不比歐洲文藝復興遜色；將《金瓶梅》手抄本流傳與定稿過程和《圣經》及莎士比亞作品的定本類比；將中國古代傳統的散文文體風格與古希臘羅馬的散文文體風格作對比等等。

瑕不掩瑜，呼吁雙向的東西方文化影響

兩部歐美版中國文學史雖說在海外漢學領域具有相當影響力，但認真閱讀的話，發現遺憾之處也難以避免，這是作為中國讀者必須正視的。

《劍》本由于淡化了文類，一些在文學史上出現的特別具有特色的文類，有的便難以覓得其應有的蹤影。比如在中國文學史上曾經出現、且在后世仍有相當影響、但歷來被文學史界所重視不夠的文類——賦，《劍》本對它的描述和評價，出現了前后敘述矛盾、文體特征判斷失誤的現象。該書第一章在談到賦時說，漢代盛行的詩歌類型是賦，西漢的賦涵蓋了詩歌的所有形式和主題，而第三、第四兩章的說法卻不一樣，認為賦屬于散文，或屬于特別文體類。很顯然，三章的三位編撰者對賦文體的看法和認識判斷不一致，導致了同一部文學史中出現對某一特定文類文體特性及其歸類的分歧。究實說，賦這個文體，雖然源之于詩，但畢竟與詩和辭有區別。按今天的文體分類標準看，有點類似現代的散文詩。

《哥》本第三、四、五章，分別述及早期中國的哲學與文學、“十三經”、《詩經》和古代中國的說教。這三部分內容，明顯有交叉重合處：早期中國的哲學和文學，其實已包含了“十三經”的部分“經”，自然包括了《詩經》；而古代中國的說教，實際與早期中國的哲學與文學，以及“十三經”，都有關系，不能單說《詩經》與古代中國說教有關；而“十三經”中除《詩經》以外的其他不少“經”，其實與古代中國的說教都有關系。這三章內容，實際上很難截然分割，無論時間順序上，還是內容聯系方面，現在這樣將其分為割裂的三章，邏輯上明顯混亂，內容條理劃分也不清晰。還有，《哥》本下卷第六編第四十四章，專辟了“經學”一章，其實“經學”并不屬于文學的范疇，它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或可劃歸史學，如為了說明中國儒家經典與文學的關系，可將這部分內容與第三、四、五章融合打通，重新組合，分章闡述，統合說明，或許會更好些。

因為是集體的編著，無論《哥》本還是《劍》本，都比較明顯地暴露了體例上的不統一和不規范，這無疑給兩書各自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帶來了遺憾。比如兩書的目錄部分，各章的標題寫法不統一，大多循著歷史朝代順序，有些卻標上了世紀，有的還按年代標題。尤為甚者，《劍》本上卷第三章，章標題是“從東晉到初唐”，而章以下的節標題，居然全部是“世紀”，完全不中不西、不倫不類。《劍》本章節標題列出的作家和作品，也多有失誤，如曹操、建安七子居然未入章節標題，杜篤和馮衍卻入了，而《文心雕龍》《詩品》這樣重要的文學理論代表著作，竟然章節的標題中未見，這在中國學者編撰的中國文學史中絕對不可能見到。

話再回到開頭部分。實事求是說，海外漢學對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學史，確實有很大的啟發意義與借鑒作用。但這些年來，學界不免有些西化的傾向，過分地渲染西方。筆者贊賞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的態度，她曾說，不能只注意西方理論會給中國文學帶來新視角，而很少想到中國的文學研究成果也能為西方批評界帶來新的展望；東西方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文化常常被忽略為“他者”——這是必須改變的不正常現象。這話說得非常好。我們在閱讀和比較《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和《劍橋中國文學史》兩書時，也應取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