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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其中也不乏經典之作，像《永別了，武器》《西線無戰事》《日瓦戈醫生》……它們記錄了戰爭的殘酷與不人道，也對戰爭中的個人命運與集體悲劇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盡管已有無數經典珠玉在前，仍有作家不斷地翻閱那段歷史，找尋更多不為大眾所知的角度，來書寫戰爭中殘酷而動人的故事。

由法國作家達維德·迪奧普（David Diop）所創作的《靈魂兄弟》正是這樣的一部小說。小說主人公阿爾法·恩迪亞耶，是一位來自西非國家塞內加爾的農民之子，他背井離鄉來到歐洲戰場，以土著兵的身份為法國而戰。在戰爭中，他親眼目睹了自己勝似兄弟的朋友馬丹巴·迪奧普的死亡。自此，他陷入了瘋狂，在戰場上散播暴力與恐怖。終于，長官將他調到后方，后方的寧靜也拉開了他非洲回憶的序幕——那是一個既已失落、又將醒來的世界，是對現代世界第一次屠殺的最終的、最燦爛的抵抗。

《靈魂兄弟》于2018年出版，此后獲得了熱烈反響，斬獲多項文學大獎，包括2018年龔古爾中學生獎、2018年(首屆)龔古爾文學獎“中國之選”小說、2019年庫魯馬文學獎等等，并入圍龔古爾、美第奇、雷諾多、費米娜等法國重要文學獎項。

近日，《靈魂兄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推出中譯本，由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高方翻譯。作者達維德·迪奧普也專程前來與中國讀者見面。11月26日，達維德·迪奧普和譯者高方來到上海衡山·和集書店與讀者現場交流，并在活動前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由高方現場口譯。

出生于巴黎、在塞內加爾長大的達維德·迪奧普，在采訪中講述了他祖輩的“一戰”經歷與小說中塞內加爾土著兵故事背后的種種歷史；同時，身兼小說作家和文學教授雙重身份的他，也對法語文學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達維德·迪奧普。本文由九久讀書人供圖

【對話】

超越“一戰”的時空框架，呈現對人性更普遍的思考

澎湃新聞：《靈魂兄弟》這本書的創作動機是怎樣的？當初你為什么會想到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非洲土著兵的故事？

迪奧普：我之所以會對“一戰”感興趣，是因為我有著雙重的文化背景。我的母親是法國人，我的外曾祖父是親歷過“一戰”的法國人，他在戰爭中因為德國人的毒氣受了傷，雖然在戰場上沒有死去，但很早就去世了。聽我母親家族的人講，外曾祖父從未開口講述過戰爭，對于他這樣親歷過戰爭的人，重新講述戰爭回憶就意味著傷疤再次被揭起。

1998年，法國有個歷史學家出了一本書信集，內容是參加過“一戰”的幸存老兵寫下的書信，我看了這本書信集之后特別感動。另一方面，我也很好奇，塞內加爾參加戰爭的士兵沒有留下過一封書信。于是我就想到，能否能以書信的形式，講述塞內加爾參加戰爭的土著兵的經歷。但后來隨著創作的進展，我的想法就改變了，它不再是一封信了，我就把它寫成了一部小說。

澎湃新聞：你是否為《靈魂兄弟》的寫作做過一些歷史方面的研究？

迪奧普：是的，我做過。我參照了法國學界的一些相關的歷史成果，比如關于“一戰”、關于塞內加爾土著兵的博士論文。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并不是像一個學者那樣做記錄，只是將一些情感深刻的記憶保留在我的情感中。在我的小說中，并沒有呈現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或者戰役的名稱。我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小說中關于戰爭的思考，超越具體的“一戰”的時空框架，呈現出我對人性思考的一種普遍的開放性。

澎湃新聞：小說的主人公之一是用你自己的姓氏來命名的。你是基于怎樣的考量，做了這種設定？

迪奧普：我用自己的姓氏給主人公命名，或許心理學家可以對此作出一些分析。不過我也有我的文化動機。兩個主人公一個姓恩迪亞耶，另一個姓氏迪奧普，也就是我的姓，其實是非洲的一個很大的姓氏。這兩個姓氏的家族關系，按照西非的文化傳統，互相之間是可以任意開玩笑的情誼，無論你怎么開玩笑都不會結仇。我選擇這兩個姓氏，是為了突出小說主人公阿爾法·恩迪亞耶的一種負罪感，因為他在作戰的時候開了一個很不好的玩笑，認為馬丹巴·迪奧普的圖騰很不好，覺得不如自己家的獅子圖騰那么強壯。他也就認為是這樣一個不好的玩笑，促使自己的好兄弟沖出戰壕送了死。這一個情節的設置跟西非的文化習俗是相關的。

《靈魂兄弟》書封

澎湃新聞：阿爾法·恩迪亞耶在朋友死后一直非常愧疚，不斷地神懺悔，書中以他的口吻，多次使用了“按照安拉的真意”這句話。這有什么特殊含義嗎？

迪奧普：“按照阿拉的真意”，這句話在西非口語中應用非常廣泛，在口語中也抽離了本身的宗教含義。我之所以讓主人公不斷重復這句話，是因為通過它，主人公可以從戰場中抽離出來，跟自己的過去、家人、同伴建立起一種關聯。這個宗教的習語主要在穆斯林群體中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已經脫離了宗教的含義，我反復使用它，也是為了創造出一種語言反復的節奏和音律感。

澎湃新聞：書中主人公阿爾法把敵人的手砍斷帶回來這個設定很巧妙，也是一個很關鍵的情節。是什么激起了你這樣的創作靈感？

迪奧普：阿爾法把敵人的手砍下帶回來，是一個失去理智的行為，他是在工業化的戰爭中失去理性的人。阿爾法是一個來自西非鄉村的士兵，“一戰”中，法國有很多來自鄉村的士兵投入了這場工業化的屠殺。而“斷手”這個情節的創作靈感與法國作家布萊斯·桑德拉爾（Blaise Cendrars）有關，他的一部小說叫作《被砍斷的手》。桑德拉爾本人也參加過“一戰”。他在小說中的設定是，炸彈可以把人的手炸斷的，而一個人也可以把別人的手砍斷。他想表達的是，一個人能做出和工業化戰爭一樣的事，工業化戰爭中犯下的錯如果是由一個人來做，為什么就被稱之是野蠻和非人道？到底什么是野蠻，什么是非野蠻？他想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而我也想把這種思考帶入到我的小說中。

澎湃新聞：《靈魂兄弟》中也寫到了白人士兵和非洲土著兵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白人士兵對于主人公阿爾法帶回斷手的行為的態度，非常有趣。那么根據你的研究和探索，“一戰”中不同種族的士兵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迪奧普：法國有一個叫榮軍院的地方，拿破侖就埋在那里。我看到一張在榮軍院拍攝的老照片，照片中法國白人士兵和塞內加爾的土著兵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能夠看到他們之間的友誼。在“一戰”中，法國白人士兵對塞內加爾土著兵的態度有兩種：一種是軍隊里的高官，他們和土著士兵沒有太多接觸，所以會對他們抱有種族偏見；而真正在戰壕里戰斗的法國白人士兵，因為與非洲土著兵朝夕相處，面對共同的敵人，他們之間結成了共同的友誼。哪怕有些白人士兵對土著士兵存有偏見，當他們真的在戰場上相遇、并肩戰斗，這種偏見也會慢慢削減。

澎湃新聞：在小說中，主人公阿爾法不斷在追問自己是誰，不斷地尋找自己、發現自己。他的這種心理是如何產生的？

迪奧普：阿爾法在非洲的時候，心理就遭受了創傷，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失蹤了，找不回來了。他的好兄弟馬丹巴對他而言是一種平衡，但在戰爭中他失去了好兄弟，戰爭將他心靈的創傷再一次撕裂和擴大，戰爭讓他失去了讓自己平衡的那一半，加深了創傷。我想用此來表達我對戰爭的一種思考。

澎湃新聞：這部小說的寫作，是否使你對戰爭的理解加深了？

迪奧普：確實，這本書寫完后，我對戰爭的理解更加深刻了。這本書出版后，我走遍了法國和歐洲的很多城市與讀者交流，每到一座城市，總會遇到一些人跟我講述他們的家庭跟戰爭相關的故事，或者帶來一些老照片與我分享。這些交流都豐富了我對戰爭的認識。我對我外曾祖父在戰爭中的遭遇也有了更完整的了解，豐富了我的生活經歷，但在未來的寫作中我不想再繼續這個主題了。

達維德·迪奧普在上海衡山·和集書店與中國讀者見面

在法語中加入非洲語言的音律感，豐富了法語文學

澎湃新聞：塞內加爾人有自己的語言，但這本小說是用法語創作的。你在創作中是如何考慮語言問題的？

迪奧普：我的母語是法語，我寫作的語言也是法語；同時我也會說我父親的語言，他是塞內加爾人，講的是塞內加爾的一個很大的語種，沃洛夫語。我將主人公設定為一個不會說法語、沒有上過學的農民，因為很多塞內加爾土著兵本身就是農民出身。在這種設定下，我嘗試使用一些節奏性的、循環往復的寫法。比如剛剛說的“按照阿拉的真意”，讓法語讀者感受到沃洛夫語的節奏。西非的很多文學和知識都是通過口頭傳播的，口頭傳播要讓聽的人產生印象，一定要有節奏，節奏感是沃洛夫語的特征。我把這種想法運用到創作語言的過程，也是自我翻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需要在法語中引入異域的文化元素，引入異域語言的節奏感，這是我選擇的寫作的方式。

用這種方式寫作的并非只有我一人。其實，來自法國前殖民地的一些作家，比如來自北非和西非的作家，都使用法語進行創作，在創作過程之中，通過法語呈現的音樂性，讓讀者聆聽到來自另外語言的音樂性和節奏感。他們常常借助一些文學表達的方式，把這種語言加入到法語文學的創作之中，進一步豐富法語和法語文學本身，這是他們對法語文學的貢獻。

澎湃新聞：前面談到法國作家布萊斯·桑德拉爾的作品對《靈魂兄弟》創作的影響。那么這部小說是否有受到其他作家作品的影響？

迪奧普：有的。還有塞利納的《長夜行》。這本書中的兩個人物也經歷了戰爭的慘烈，最終他們把受傷的、開膛破肚的上尉拋棄了，就離開了，這個情節對《靈魂兄弟》也有影響。以及卡夫卡的《訴訟》。

澎湃新聞：你能這么確切地說出對你這本書的某一個具體情節的創作有影響的作家，那么你的創作方式是怎么樣的？這些作家又是怎樣影響你的創作的？

迪奧普：我的職業是一名大學文學教授，這些閱讀在我創作之前就積累了很多。我是研究文學的，所以這些文學的經歷和影響對我而言是很內化的。

澎湃新聞：你作為一名文學教授，用學者的眼光看自己的作品是怎樣的？

迪奧普：對于這個問題有一種討論，一個文學批評家能否自己觀照自己的作品？但作家本人是有盲點的，自己對自己總有一些東西是遮蔽住的，是看不到的，所以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而言，我自己對自己是沒辦法做到這種批評和剖解的。不過已經有人去做《靈魂兄弟》的研究工作了，比如我的夫人，她在中學教法國文學，現在她已經寫了關于這本書的研究分析文本，讓學生和老師根據這本書展開閱讀和分析。

澎湃新聞：對你來說，研究文學和創作文學這兩種工作對你來說有什么不一樣，在你的生活中分別是什么樣的角色？

迪奧普：我在同一家出版社（加尼埃經典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研究作品，寫完這本學術專著后，我才開始寫《靈魂兄弟》的。我的學術研究和小說創作之間是有關系的，我研究的是17-18世紀歐洲的白人作家在非洲的游記，我關注歐洲人如何在17-18世紀塑造和重現非洲。在《靈魂兄弟》中，我借用了一些我研究中的東西，來寫歐洲人是如何塑造非洲人的形象的，盡管時代不一樣。

比方說，德國人在“一戰”中是如何丑化非洲土著兵的形象的。德國人的報紙在1916年，是這樣丑化非洲土著兵的：大大的嘴巴，瘋狂的眼神，拿著一個很長的砍刀，腰帶上纏的都是人頭的骷髏。法國作為一個殖民帝國，把非洲的土著兵拉到戰場上來，實際上是把法國的軍隊“黑化”了，把“野蠻”引入了歐洲戰場，德國人對此還是很恐懼的，出于對土著兵的恐懼感，他們會這樣丑化土著兵的形象。在戰爭中，這種形象的構建也是一種宣傳手段。對此我也做過調研，在一些資料中，法國的報紙稱德國兵為“德國佬”，在報紙上描繪一些德國士兵戴著高高的帽子。1916年，法國的一個生產巧克力粉的工業家，在巧克力粉中混入香蕉（香蕉產于非洲），在“一戰”期間，他采用土著兵來給巧克力粉做廣告，在當時傳播很廣。在廣告中，土著兵用的是簡化的法語，他說“很好吃”，不是標準化的法語，而是黑人法語，這種法語是為了教授土著兵，讓他們能夠進行簡單的交流，也塑造了一種天真大孩子的形象。巧克力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因為黑人的皮膚很黑，像巧克力豆，所以把黑人士兵叫作“巧克力兵”，他們也被視為下等人，這是殖民帝國等級性的體現。

澎湃新聞：《靈魂兄弟》的后半部分，書寫了很多主人公關于母親、家園、愛情的回憶，特別是關于家園的，這與你自己的生活經歷是否有關？

迪奧普：我確實在非洲生活過，但沒有失去母親的經歷，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在小說中，我用戰爭場景和非洲溫情大地進行對比，是想凸顯戰爭的慘烈和丑惡。我所描寫的非洲人物也是有張力的，父親是植根大地的形象，母親是游牧民族的風一樣的女子形象。而我將甘焦勒村這個地方選作主人公的家鄉，是因為我對這個地方很了解。它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位于大陸、海洋、河流的交界處，是多種文化交匯的地方。

而我自己出生在巴黎，我還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帶我定居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一直到18歲才回到法國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我并沒有經歷過非洲的鄉村生活。但我可以對此進行想象。

澎湃新聞：《靈魂兄弟》是你的第二部小說，它在出版后引發了熱烈的反響，也使你獲得了不少榮譽。對此你有何感想？

迪奧普：確實，這本小說的成功對我而言是非常棒的經歷。我的寫作是在法國，我居住的小城，書房的小桌子上完成的。而此時此刻我能在上海，跟你面對面談論我的書；同時，在全世界的各個角落，有很多的讀者在讀我的書，而我在寫作的時候并沒有想到會發生這樣神奇的事。寫作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遇，是一種奇妙的體驗。我希望能夠與更多的讀者相遇。

此次的中國之行，對我來說還有一層特殊的意義。因為我的外祖母非常熱愛中國，會經常搜集一些跟中國相關的紀念品和物件，也會讀跟中國相關的書，所以此時此刻，我感覺像在替我的外祖母進行這次中國之行。

澎湃新聞：你之后的寫作計劃是怎樣的？

迪奧普：目前還沒有具體的計劃。最近一段時間都在到處旅行，宣傳《靈魂兄弟》。我只有回到法國的小書桌前才能開始構思下一部作品。不過我現在已經有一些新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