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一直與民間文化交織復現，并通過多樣化的路徑與呈現方式對其進行反映。因此，借由民間文化的理論視野來考察新時期以來的作家創作，是我們認識新時期文學思潮變遷與創作資源重組的一個特殊切入點。

化入文化肌理參與文明進程

西方學者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角度，曾對“民間”有過不同程度的探討。其中，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基于二元社會中的“都市”與“鄉村”，提出“大傳統”與“小傳統”兩個概念，以呼應“古典文化”與“民俗文化”的二元區分。這一理論后來被視作西方人類文明史研究的重要理論源頭，進而演變為相互對立的“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

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鐘敬文指出，“中國民族的傳統文化可以分為三種干流”，即“上層文化”“中層文化”和“下層文化”。其中“下層文化”就是“廣大群眾在長期社會生活中所創造、繼承和發展而成的”民間文化，它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社會組織（如家族、村落及各種形式的社會團體）”。這種對民間文化的認知是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出發，將民間文化視作傳統文化的深層肌理，進而將其整合進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

20世紀90年代，有學者認為文學史意義上的“民間”主要包括以下內涵：一是表現形式自由活潑；二是審美風格相對自由；三是文化形態良莠不齊。這種“民間”觀，細致剖析了民間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并在民間文化與社會文化的復雜關系中，發現二者潛在的聯系與互動，是對民間文化理論視野的擴展與推進。

作為符號母題介入文學創作

民間文化介入新時期文學的主要路徑，其一是作為藝術審美領域的文化符號，其二是作為精神文化范疇的原型母題。在新時期文學作品中，象征作家精神文化記憶的文化符號和審美意象，多以環境氣候、社會風俗、地方語言、象征器物、民間傳說、傳統文藝樣式等形式存在于作品中。如藏族作家扎西達娃以西藏的特有精神文化為背景，創作了藏地三部曲《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夏天酸溜溜的日子》《西藏，隱秘歲月》等。他筆下的“香巴拉”作為獨特的宗教符號與文化空間，是延續民族信仰與極致追求的“魂”，也是凝結藏地精神文化想象的“根”。作家紅柯長期致力于戈壁、大漠的邊地書寫，在長篇小說《喀拉布風暴》中，他將地域意象符號進行了風格化再創造，將生命意識的幻境與詩性語言相結合，營造出獨特的符號化效果。

陳忠實《白鹿原》中的厚重土地、路遙作品中的黃土頌歌、賈平凹筆下靈秀的陜南風光，以及高建群“最后三部曲”中的鄉土書寫，均對秦地獨特的自然生態文明著墨不少。他們所描畫的地理文化環境，凝結成表征陜西的地域文化符號。至于閻連科筆下反復出現的耙耬山脈，劉震云的“故鄉”系列小說，周大新的《小盆地》《走出盆地》等，則將河洛文化、南陽文化充分表現出來。山東地區的復雜地理環境，孕育了集海洋、原野、山地等不同文化區域于一體的齊魯文化空間，這在張煒、莫言、尤鳳偉等人的筆下，均成為勾連作家精神記憶的符號化存在。

作為精神文化范疇的原型母題，是民間文化介入新時期文學的另一種路徑。這種深藏于人類文明史源頭的原型母題，常以宗教崇拜與母性崇拜兩個層面呈現出來。宗教崇拜來自遠古部落對神秘力量的敬畏和信仰，為民間文化的精神源頭提供了祭祀的崇高感與儀式感、實用的道德勸誡色彩、原始人性的無意識精神空間、自然物普遍生靈化的思維傳統，以及對未知世界的實用審美趣味等。如韓少功的小說《爸爸爸》將雞頭寨作為承載巫楚民間神秘文化傳統的地域背景，以原始、悲涼的寓言故事，對人性中充滿的荒謬怪誕進行現代性反思。阿城的小說《棋王》，將佛家的苦行意識、得道的精神境界、清心寡欲的禪宗思想整合成為民間文化的根基，使作品飽含著馥郁的神秘文化色彩。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則通過藏族土司、繼承者、漢族妻子、貧民奴隸等一系列人物，體現宗教文化對民族心理構成與思維模式的深刻影響。遲子建的作品《額爾古納河右岸》，則依仗以薩滿教為中心的宗教文化，書寫黑龍江流域鄂溫克族的心靈史詩。

母性崇拜源于原始文明中對生殖力的推崇。因母性崇拜的價值體系中葆有著對民間原典性文化質素的思考，故而可以拓展民間文化的多重空間，也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素材。鐵凝的作品《麥秸垛》中仁義、包容、寬厚的大芝娘，以原始的母性光芒輻射開來，具有人類起源之母的原始神話意味。王安憶《小鮑莊》中的“大姑”，將來自母性的愛置于城市文明與鄉村文化的沖突之中，成為具有溝通與聯結意義的特殊情感力量。

經由象征反思表達審美理想

民間文化在新時期文學中的存在方式，可以從文化資源、文化空間與文化因子三個層面進行觀照。作為文化資源，民間文化在新時期文學創作中，最初是現代性反思的一種表現。例如作為文化資源的“民間”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土作家筆下，常被用來闡發他們對現代社會文明與生態意識的批判性思考。如周大新的長篇小說《湖光山色》，講述了現代社會文明輻射鄉村之后，民間文化與城市物質觀念之間的“交換”與搏斗。在這場文化交換中，生態環境作為代價被支付，歷史文化古跡也在現代文明的“入侵”之下走向頹敗。在長篇小說《生命冊》中，李佩甫將民間文化對人的撫育、教養、關懷，與城市文明中人們的生存需要、物質需求、精神蠶食，置于極端對立的位置。在與現代社會的較量中，“民間”常被視作人類精神園地的最后凈土。

作為空間場景，民間文化在新時期文學創作中，大致存在著以下三種表現方式。其一，作家對鄉村民間與城市民間的真實還原；其二，關注鄉村民間與城市民間交叉地帶的沖突；其三，象征作家的精神家園。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時期作家中出現了一支書寫城市民間的創作隊伍，他們均致力于再現早期城市民間中底層人民的生活情狀，池莉等人的寫實小說即為例證。交叉地帶的沖突在鐵凝小說中表現明顯。在《哦，香雪》中，封閉村莊臺兒溝修起的第一個火車站臺，將鄉村民間與外部社會聯系起來。而史鐵生的作品《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則將鄉村生活的日常美學與地域風光的自然審美相結合，以散文化的筆觸，點染出清平灣這一原始素樸的理想原鄉。

作為文化因子，民間文化深存于民族文化品格之中，主要以儒家文化中的“仁”“義”觀、濟世精神、耕讀情結等傳統文化價值為中心。鐵凝的短篇小說《永遠有多遠》，建構起現代社會中被驅逐于邊緣甚至幾近消失的理想國。至真至純的道德追求與不合時宜的現實處境，正是作為“潛流”的民間文化因子在現實社會中的真實寫照。在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中，為官一生的向喜，為追求理想人格而退居鄉間故土，以化糞場為命運歸宿，顯示出儒家文化傳統中濟世精神向耕讀情結的轉化。陳忠實的作品《白鹿原》中的民間文化因子，無疑緣于“耕讀傳家”“兼濟天下”的儒家文化品格。

建基于民間文化土壤的新時期文學創作，繞開了傳統的“臉譜化”書寫，是審視世界、思考人性的重要收獲。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種書寫的局限性。其一，民間文化精神的包容性與開闊性，在很大程度上容易消解道德文化體系的“是”“非”判斷。其二，從民間文化中汲取養分的新時期文學，在走向開源的收獲與成就中，也可能陷入另一種話語空間的桎梏，出現過度倚重民俗與地域文化、堆砌拼貼民間文獻等程式化問題，從而削弱其現實性與思想性。事實上，在文學作品中，民間文化資源應該首先被表現為一種氣息與精神，而不是用以點綴的佐料。在更為開放的場域中呈現民間文化資源，使各種正面的、積極的文化力量共存共生，才是民間文化在當代文學中較為合理、健康的存在方式。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