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至今22年，吉田修一已然開啟了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寫作的雙重通道，至今累計出版了近四十部具有豐富面向的作品，頗受各類獎項的青睞。

從今天回望過去，2002年之于吉田修一是個“出乎意料”的年份——34歲這年，他先是憑借長篇《同棲生活》獲得第15屆山本周五郎獎，沒過多久，中篇《公園生活》又斬獲第127屆芥川獎。

或許可以把2002年當作吉田修一寫作生涯的某個標記，同年獲獎的這兩部作品也包含著一些相近的質地：兩部作品都以某個相對固定的空間（合租的公寓/公園）作為容納人物關系和安放事件的“場地”，它們的主人公也都是來自外鄉、在東京打拼的青年男女。

如果將《公園生活》進行簡要提煉，男女主人公先是在地鐵上偶然相遇，他們原以為這番對話不會有后續，然而后來，故事發生的主要空間被設定在東京市內商場高樓環繞的日比谷公園，他們都常在公園吃午餐，從而得以若即若離地交談。從“地鐵”這一緊張陌生的公共空間，到在“公園”里分享都市工作以外的難得放松和閑暇，最后兩人相約同去攝影展。那里展出的照片是女白領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也是在網絡小游戲里“我的替身”曾涉足的地方。當關系慢慢走近，那一刻，兩人的對話穿過影像和游戲構建的虛擬時空，直接指向了屬于私人領域的故鄉之回憶。他們也就此對兩人的關系做出了現實的決定。

小說中，每一次空間的轉換都帶來兩人關系的推進，在這一過程里，“日比谷公園”的模樣也逐漸清晰。就如同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收錄的一個短篇《公寓》，三個人的關系就是以公寓為舞臺得以推進，空間成了盛放人物關系、推動故事情節的容器。

吉田修一在訪談中提到過，他的寫作順序總是先確定地點，再確立人物，然后才是故事。他的作品選擇的空間大多從真實生活中取材，使用真實的地名。比起純粹架空和虛構的空間，這或許更考驗寫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捕捉和洞察。

收錄在這本書里的，還有另一個中篇《Flowers》。較之“平淡”的《公園生活》，《Flowers》在情節上有更多類型化的影子，雖然篇幅上僅是個中篇，讀者卻能夠從中讀出《惡人》和《怒》的痕跡來。通過這兩個作品的對比，我們恰好可以讀到吉田修一結構中篇的兩種方式。

《Flowers》的主要情節是：奶奶去世后，原先在鄉下給叔叔開的石材鋪搬墓碑的“我”，在妻子鞠子的鼓動下離鄉來到東京打工。“我”每天跟車給自動售貨機配送飲料，卻被卷入同事的偷情事件里，甚至見證了職場霸凌；與此同時，妻子鞠子成了個演員，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兩人無力應對都市生活的沖擊，成了一對各行其是的夫妻。

如果說《公園生活》討論的是都市中人如何建立起彼此間真正的聯系，那么《Flowers》更類似于它的“前史”，見證了在都市生活沖擊下，原先穩固的家庭關系實質上分崩離析的殘酷。

在吉田修一主副線交織的敘述中，“過去”和“現實”雙重時間都各自迎來了情節的高潮：故鄉的盛夏，“我”在大雨中的墓地被淋得渾身濕透，決定離開故鄉；現實中，“我”決定在公共浴室中以暴力回應上司的職場霸凌。濃墨重彩的兩處情感高潮，前一個直接推動了后一個：如果說故鄉最終指向了墳墓和逃離，那么剝離了家族蔭蔽、以職場關系重組個人生活的都市現實中，個體更加無處逃遁。

于是，在這兩個總計約7萬字的中篇小說里，呈現為生活的兩種可能：是要選擇停留在時間的序列里，將生命交給過去不斷復演和延宕，還是在嶄新的空間里一點點重塑自我、構建和他人真誠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