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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自然派的創作活躍于19世紀40年代俄國民族自我意識高漲的年代，其作品中體現著為祖國服務的公民精神，以國家前途為己任的使命感，因具有鮮明的社會批判傾向被看作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早期階段。自然派以別林斯基的理論為指導，以果戈理的創作為核心，凝聚起一批青年作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岡察洛夫等都名列其中。他們的創作不僅主導了俄國19世紀文學的走向，更因其為民族復興服務的精神至今仍能與時代產生共鳴。

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國散文之父，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自然派的靈魂人物，他文學創作的核心可以闡釋為一破一立。

果戈理的“破”體現在他對俄國社會現狀的剖析和批判上，他的風格幽默犀利，被魯迅先生盛贊為“以不可見之淚痕悲色，振其邦人”的作家。果戈理批判俄國現實的集大成者是《死魂靈》，小說以乞乞科夫收購死農奴的行程，靜態地展示了俄國地主階層的腐朽沒落，官員的貪污腐敗，通過乞乞科夫的典型性格塑造，動態地展現了俄國資產階級的形成，通過介紹被買賣的死農奴和即將步入死者名單的底層人民，展現了俄國農奴艱難的生活現狀。

果戈理的“立”體現在他對俄國文學民族性的確立和闡釋。“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他評價普希金的這句話也是自己創作的寫照。1831年，他的成名作《狄康卡近鄉夜話》嵌著大量烏克蘭民間傳說，攜著小俄羅斯的神奇征服了帝都彼得堡。小說的成功不僅僅是由于陌生化產生的美感，更重要的是民間傳說中蘊藏著的民族認同感。果戈理對烏克蘭民間傳說的搜集和整理，與德國海德堡浪漫派格林兄弟編撰《格林童話》的目的一樣，作家顯然是希望借浸透著民族文化起源時期精神沉淀的母題，喚起當代人的精神認同感，實現移風易俗，恢復宗法制時期的淳樸民風的目的。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1821—1878）是著名俄國詩人，自然派的靈魂人物之一。涅克拉索夫的詩歌開創了平民詩風，與愛國精神和公民責任感密不可分，密切反映俄國解放運動的節奏，聚焦底層人民的生活，他因此贏得“人民詩人”的美譽。《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是他的代表作，長詩選取七個在俄國尋找幸福者的農民，通過他們的視線展示專政階層的沒落，底層農民的艱難，更重要的是發現真正能在俄羅斯幸福生活的人。他們發現，只有為新生活斗爭的人，才生活得充實而快樂。涅克拉索夫本人也是一位奮斗者，1876年，他在《致齊娜》中寫道，“誰為時代的偉大目標服務，并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為人類兄弟而進行的斗爭，誰才是不朽的……”一年半后，詩人與世長辭。盡管《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未能最終完成，但涅克拉索夫實際上已經用自己的人生完美回答了這一問題。

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1818—1883）出身大貴族家庭，卻在少年時代就立下漢尼拔的誓言，畢生與農奴制作斗爭。1852年，他因公開紀念果戈理被捕入獄，卻在獄中完成了更具反抗精神的《木木》。屠格涅夫堪稱最能把握時代脈搏的作家，俄國文學中的“多余人”系列形象因他的《多余人日記》而得名。同樣的多余人，在他的筆下顯得層次分明，羅亭盡管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但一直在為俄國社會的變革獻計獻策，《貴族之家》里的拉夫列茨基則連自己的人生都不愿參與，期待死亡的來臨。兩部作品出版的時間僅間隔三年，作家卻清晰地反映出多余人日漸邊緣化的節奏。19世紀60年代初的《前夜》和《父與子》中，屠格涅夫將“新人”作為時代的主人公，讓巴扎羅夫在與巴維爾的決斗中勝出，作家以此宣告，平民知識分子成為新時代的主人公。19世紀70年代后，屠格涅夫旅居法國，被稱為歐化作家，但事實上，旅歐生涯不僅沒有讓屠格涅夫遠離祖國，反而給他提供了更客觀的視角。另外，他的僑居生活也讓俄國文學更迅速地融入歐洲文學之中。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因《窮人》被譽為“新的果戈理”，但他顯然更愿將風貌素描似的細膩筆法用于鐫刻人的內心世界。他常常讓主人公困守在地下室，死囚室，在絕望與孤獨中反思自己的靈魂，這也決定了他在社會變革方面具有改良主義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經歷過死亡，作為彼德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成員，1849年12月22日，他被押赴刑場，盡管死刑最終改判成服苦役，但作家確實親歷了瀕臨死亡的絕望。他回憶說，自己仿佛在死刑中被斬首，失去了癡迷精神最高需求的頭腦，改用心靈去體驗健全的精神生活。他不再執著于做生活的導師，將話語權交給自己的主人公，形成了獨特的復調藝術。《罪與罰》中，拉斯柯爾尼科夫本身就具有復調思想，他與索尼婭等各懷不同信念的主人公展開的思想辯論也具有復調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探索不僅停留在文學創作層面，他提出根基主義的概念，主張俄國應擺脫外來思想的影響，回歸民族文化精神，這一本土民族文化審美思潮在19世紀與西歐派、斯拉夫派激烈爭辯的年代，團結了一大批信徒。他對普希金的闡釋，對奧涅金形象的解讀，將塔吉婭娜論證成解決俄國社會問題的良方，都建立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之上。

“任何一個偉大的詩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寫自己而顯得偉大，不論是描寫他本人的痛苦，或者描寫他本身的幸福；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進了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因為他是社會、時代、人類的器官和代表。”維薩里昂·格里戈里耶維奇·別林斯基（1811—1848）的這一觀點堪稱他自己的人生總結，也是自然派作家的精神寫照。別林斯基是革命民主主義者，也是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在不足37年的人生里，他筆耕不輟，宣揚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總結俄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闡釋藝術創作的規律，將自己的生命與祖國的命運牢牢編織在了一起。

作為自然派的理論奠基人和創作導師，別林斯基與果戈理本是文學摯友，最終卻分道揚鑣，是因為他們為俄國的發展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漸行漸遠的還有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疏遠與爭議并不意味著背棄，改變俄國現狀，實現民族復興的初心將自然派作家凝聚在一起，走出果戈理的外套后，他們的創作各具特色，但始終不變的是對自己初心與使命的堅持。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突破小我，胸懷祖國，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的自然派精神正是他們的創作可以跨越時間，跨越文化，在當代仍能引起共鳴的根本原因。

（作者：于明清，系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