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博覽群書，嗜好搜羅各種典籍，一生購書之勤、藏書之多是很多人難以想象的。1936年，魯迅在給友人的信中直言：“本來，有關本業的東西，是無論怎樣節衣縮食也應該購買的，試看綠林強盜怎樣不惜錢財以買盒子炮，就可知道。”足見其囤書的熱情。魯迅有一習慣，每購得一書，都要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書名、價格及所購店鋪，有時還會記錄下淘書行程與獲書心情。從現傳世的《魯迅日記》中可知，1912年5月5日魯迅搬到北京，僅在一周之后，5月12日的日記中，就出現了到琉璃廠“歷觀古書肆，購傅氏《纂喜廬叢書》一部七本”的記載。此后在京十數年，日記中記載魯迅去琉璃廠購書有480多次，買的書籍、碑帖加起來得有3000多冊。

除了日常林林總總的購書記錄，在每一年的歲末，魯迅照例要做一份年度書賬，將這一年中所得書籍帖冊按購置順序悉數列出，以月為單位，核清這一年的購書花費與進項種類，可謂細心之至。從1912年抵京，到1936年病逝上海，魯迅的年度書賬延續了24年，從未中斷，給了后人一窺大師藏書巨細的機會。

據書賬所錄，在這24年間，魯迅一共購買了3927種書籍，計有9600多冊，內容包羅萬象：古代典籍、外文小說、流行刊物、鄉幫文獻、中外畫冊、墓志拓片、佛經寺碑、金石錄等等。其中，以古文書籍最多，占到六成以上。其次為日文書目，竟有近1000種，比德、英、俄等其余域外著作加起來還要多。有趣的是，魯迅所購的日文書籍中，文學類占比極少，多為專業的學術社科著作，比如他藏有很多日文考古報告，而考古學這一學科正式進入中國也不過是在1913年，魯迅對當時世界前沿知識的敏感性和超前意識，由此可見一斑。

和一些職業“藏書家”附雅居奇的心態不同，魯迅買書藏書皆以實用為目的，至于版本辨析、價值考量這些事他并不關心。拿線裝古籍來說，魯迅書賬中一共記載了900余種書目，共計7700多冊，經史子集等常見書基本完備。據許廣平在20世紀40年代所著的《魯迅藏書一瞥》中回憶：“國學方面各種類書、叢書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沒有什么難得的海內孤本……或則因為魯迅先生平時對于善本、珍本的購買力未必很多。”魯迅自己也曾提到，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時，所參考的自購書籍“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石印本（注：石印技術發明較晚，石印本價格相對低廉）”，只要文字印刷無誤、內容能夠滿足他研究和創作的需要即可，而并不刻意去尋購那些高價珍稀的僻書善本，也從不以藏書家自居而置備下許多齋號堂號齊全的鈐印。魯迅平時不愛用印，偶有所鈐，也不過在線裝書的扉頁蓋上“會稽周氏”或“周樹所藏”而已。

雖說魯迅無意去尋購珍本書籍，但每年用于購買市面流行書刊的款項同樣不菲。在1912年第一篇書賬的結尾處，31歲的魯迅自嘲道：“凡八月間而購書百六十余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悅，亦可笑嘆人也。”那是他在教育部任職的第一年，頭銜是五等僉事，其間有半年的實習期只能領津貼和半俸，直到年底轉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資，全年下來的總收入將近1500元。據書賬中所記載的“百六十余元”而觀，購書開銷已超過了他年收入的10%。而這個數字，在接下來的二十余年中不斷上漲，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魯迅搬到上海后，每年花在買書上的錢都在400元以上，開銷最大的1930年居然達到了2400元——而五年前他購買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的一套四合院，也才花了不到1000元。

魯迅在書賬中只記載自己掏錢購買的書籍，文壇友人或出版社贈給他的書目沒有計算在內。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魯迅博物館集合眾多專家學者之力，編著了《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的內部資料，核出的魯迅藏書有4062種，約14000冊。相較于魯迅自己書賬中的記載，多出了130余種，4000來冊，這些有的是獲贈書籍，有的是魯迅自己去各大圖書館的手抄冊頁。

魯迅的書賬不單是一筆數字，所藏書籍構成了他龐大的知識譜系與廣闊的文化視野，并化作了他筆下的“暗功夫”。例如，魏晉文學是他感興趣的課題，對于嵇康、阮籍等人的作品搜羅甚廣，光是一部《嵇中散集》就有至少三個版本，并用石朱筆親做校勘。故而他對魏晉風度的見解并不人云亦云：“晉人尚清談，講標格，常以寥寥數言，立致通顯，所以那時的小說，多是記載畸行雋語的《世說》一類，其實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門書。”而在他自己的創作中，論戰的雜文也有嵇康和阮籍的遺響。

由于這種“藏以致用”的特點，魯迅的書賬也多為后世作家學者所關注，不少人甚至將魯迅書賬當成了自己做學問的書單，其中以現代作家孫犁最為著名。孫犁讀過多遍《魯迅日記》，認為能從中“看出那一時期的文學史的軌跡”，并有意按照魯迅書賬去購書。一次他在天津勸業場閑逛古籍書店，搜得魯迅曾提及的《陳老蓮水滸葉子》，拿回家與夫人一同欣賞，頗獲閑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