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蒂莫西·威廉森 譯者：胡傳順 出版：未讀·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上市時間：2019年11月

所有的學科都是從人類最初的好奇開始的，哲學思考的種子也誕生于每個普通人的好奇。我們從常識中逐漸推理出了各學科的精密體系，也建造出了人類的哲學大廈。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蒂莫西·威廉森教授的《哲學是怎樣煉成的》近日由“未讀”出版，書中，作者向我們展示了這座由科學哲學、分析哲學、數學哲學、語言哲學、形而上學、邏輯學等學科鋪展出來的設計藍圖。跟隨作者的思考，我們會推翻自己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刻板印象，會認識到哲學是用什么工具讓人們從業余走向專業，從興趣走向對永恒與無盡的思考。

哲學，起源于驚異，致力于未確定之一切。在它之下，誕生了數學、天文學、心理學……但仍有無數人問哲學有什么用？我們學習和研究哲學有什么意義？一談起用處，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那種可以立竿見影的，最好還能夠兌換成金錢的用處。所以一點都不奇怪，在一般人的眼里，哲學壓根就沒有什么用。

其實哲學并非如此。蒂莫西·威廉森教授還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讓-皮埃爾·里夫是橄欖球聯合會的傳奇人物，是偉大的法國橄欖球國家隊1978—1984年間的隊長。在一次新聞采訪中，他談到了他對戰術的思考：關鍵在于，對你要試圖獲得的東西保有一個清楚和明白的觀念；然后，你應該把每一個復雜的動作分解為最簡單的組成部分，讓它們易于直觀，再從此處返回以建構整體。里夫雖然沒有點出法國標簽式的哲學家笛卡爾的名字，但他遵從了笛卡爾對清楚和明白這兩個標語的需求和強調，也遵從了他的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中的原則之一。法國的學校教授哲學課程，這讓哲學有了意料之外的用途。

這個案例說明，哲學并不是某種完全與我們不相容的東西；它已經以各種瑣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

如果你走進一所大學的哲學系，不久你就會發現，在某處，或者說大部分地方，正在有許多哲學史課程被教授。與之相反，在數學系或者自然科學系，就很少甚至沒有數學史或自然科學史課程被教授。偶爾，數學家或科學家的名字與他們的發現聯系在一起，但是，學生們并不期待知曉他們是如何得出這些成果的。學生們也很少去閱讀他們的原始著作，因為，在原始著作中，這些結論很可能難以辨別，對于閱讀者是陌生的見解和語言。而與此同時，哲學系的學生卻必須閱讀已經死去很久的偉大哲學家們的著作，或者是其中的大部頭，至少也得閱讀譯本。哲學與其過去的關系似乎不同于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其過去的關系。

很少有哲學家愿意把哲學史放到歷史學系。當過去的哲學家在歷史學系被研究時，被稱為“觀念史”。“觀念史”更多關注的是哲學家們的生活：他們的社會、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背景和約束；他們成長、寫作、教育的環境；他們讀了什么以及誰影響了他們；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和他們所反對的東西；他們為誰寫作；他們的著作在當時意圖具有的或實際上具有的影響等等。當同樣的哲學家在哲學系被研究時，被稱為“哲學史”。哲學史主要聚焦于他們的研究本身，而不是其與那個時代周遭環境的相互關系。這一目的就是要把內容理解為一種鮮活的、一貫性的思想體系，它對今天的我們仍然有意義。

哲學史是哲學的一部分。然而，將一個理論當作是某個哲學家提出的，和將一個理論當成是真理，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就學術上而言，哲學史學家通常很清楚這種區別：他們追問的是，這位哲學家堅持的是什么理論，而不是什么理論是真理。不幸的是，還有另一種廣泛存在的哲學寫作方式，它模糊了這條界限。一些令人高山仰止的思想家，例如，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他通常都會這樣撰寫著作。當你讀到“我們不可能認識物自體”時，你不清楚作者是否只是在主張康德認為我們不可能認識物自體，還是作者以自己的話語主張我們不可能認識物自體，而實際上正支持康德的觀點。混淆這兩種主張在辯護上是實用的，因為它使作者能夠把針對第一種主張的批評斥為沒有抓住第二種主張的關鍵點，把針對第二種主張的批評斥為沒有抓住第一種主張的關鍵點。如果你論證，它作為歷史是錯誤的，回應就是要討論事情本身。相反地，如果你論證它作為哲學是錯誤的，回應就是要討論康德。通常情況下，諸如此類的寫作方式既不是好的歷史學，也不是好的哲學。

有一種觀點是，哲學就是哲學的歷史，因為除此之外，它沒有什么其他的東西。這個觀點具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歐洲大陸地區，不過，現在這個觀點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土壤。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意大利的哲學家，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第一次參訪牛津大學。她發現這里的人們仍然在試圖解決哲學問題，這是多么的天真可愛。她解釋到，她是在這樣一種哲學文化中受到教育的，這種文化理所當然地認為根本不同的體系之間沒有以之為基礎從而作出決斷的共同根基。根據這個觀點，我們不可能富含深意地追問，它們之中的哪一種客觀上是正確的。我們只能在一種歷史上給定的體系或另一種體系范圍內進行思考，即使當我們試圖從體系內部來顛覆它時。有時我被問到，我研究哪位哲學家，好像這是任何一位哲學家都必須做的。我以牛津的風格回復：我研究哲學問題，而不研究哲學家。

哲學就是哲學的歷史這個觀點是在自掘墳墓，它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哲學選項，我們沒有義務必須接受它。它沒有證據的支持。在哲學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哲學家，如本書提到的那些哲學家，是自己寫哲學史的。他們的目標并不是解釋其他哲學家的理論，或者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理論，而是首先建構這樣的理論。例如，關于心靈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這與科學理論并無本質區別。這同樣適用于今天仍然在發展的大部分哲學理論。而且，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有很多在諸種理論之間進行合理決斷的方法。把哲學與哲學史看成是一樣的，這是一種及其不歷史的態度，因為它違背了歷史本身。雖然研究一個哲學問題的歷史（例如自由意志）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一種方式，但還有許多研究問題的方式并不是研究其歷史，正如對數學和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就典型的不是研究它的歷史。幸運的是，哲學史可以被研究，但并不是以讓它接管整個哲學的帝國主義的野心來研究。

當我們意識到那個地區的人已經忍受了長期人權濫用的歷史時，哲學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能這么做，是因為我們有人權的觀念。哲學家則在這個觀念的發展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笛卡爾同時期，還有著名的胡戈·格勞秀斯、約翰·洛克，以及其他哲學家。

哲學并不是某種完全與我們不相容的東西；它已經以各種瑣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但哲學究竟是什么？哲學家又在試圖獲得什么？

傳統意義上，哲學家以一種非常普遍的方式想要理解每個事物的本質：存在與非存在、可能性與必然性；常識的世界、自然科學的世界、數學的世界；部分與整體、空間與時間、原因與結果、心靈與物質。他們想要理解我們的理解能力本身：知識與無知、信仰與懷疑、表象與現實、真理與謬誤、思維與語言、理性與情感。他們想要理解和判斷我們與這種理解能力是什么關系：行為與意圖、手段與目的、善與惡、正確與錯誤、事實與價值、快樂與痛苦、美與丑、生與死，以及更多。哲學極具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