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文藝理論的大規模傳入，文藝理論界先后出現了“方法論熱”“觀念論熱”等知識論反思。其中，發軔最早、持續至今的是關于文藝本體論的討論。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界關于文藝本體論的探討，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從文藝獨立性層面引發的文藝認識論與文藝本體論的爭論，二是從哲學理論層面引發的文藝本質論與文藝存在論的爭論。這兩種關于文藝本體論建設的爭論，不僅體現了40余年中國文藝自身發展的路徑及方向，也為深化當代文藝研究提供了反思角度和多種研究方法。

從機械反映論到本體論與認識論相結合

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文藝理論界經歷了這樣的轉變：從忽略自身獨立性的文藝認識論、推崇建設文藝本體論，到批判走向狹隘化的文藝本體論、強調外部研究的文藝認識論。文藝理論研究者在上述兩種路徑獨立發展的基礎上，找到了推進文藝本體論建設的統一方向，并使這兩種路徑達到有效結合。

自20世紀50年代畢達可夫等蘇聯文藝理論工作者的文藝認識論傳入中國后，國內文藝工作者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所提倡的客體反映與主體創造相結合的文藝認識論等同于僅反映客觀現實的文藝反映論，將文學看作反映社會生活的工具、宣傳政治策略的傳話筒。這就使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過度關注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變，作品的思想意義大于審美意義，進而導致文學自身的審美特性逐步弱化，文藝認識論也走向了主要關注文學外部研究、忽視文學內部研究的僵化模式。

20世紀80年代，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文學研究者先后將“老三論”“新三論”等自然科學方法論和包括現象學、結構主義、新批評等西方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用于文學研究中，以此推動文藝研究逐步轉向研究文學內在本質和發展規律的文藝本體論。

文藝本體論不僅注重文藝自身的審美特性，也注重探討文藝內部發展理論的本體研究，并大體出現了形式本體論、人類學文藝本體論、否定形式本體論、格式塔質本體論等形態。其中，形式本體論將文學文本看作認識的對象，從作品形式、語言等出發，將作品看作有著獨自意義的獨立自足體，探討文藝獨特的審美特征；人類學文藝本體論則強調以人的生命體驗、社會實踐為研究對象，將藝術本體看成人類本體，認為文藝是生活的一部分，兩者具有潛在的同構性；否定形式本體論將具體的文學要素作為研究對象，格式塔質文藝本體論是在文學主客體相統一的架構中探討文藝的本質。

盡管這些新形態推動了文藝本體論建設，但依舊存在一些弊端。如形式本體論過度關注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等“內部因素”，忽略作者、讀者、社會環境等“外部因素”，從而“大大縮小了文學作品研究范疇和文學作品本體的意義”；人類學文藝本體論則以非理性的“生命”作為本體，簡單地將文藝等同于人類的生命，淡化文藝的特殊性。隨著這些問題的出現，文論界認識到文藝的研究依舊需要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社會生活、文藝與文化等文藝認識論的參與。不同于從前完全依賴客體的機械化文藝認識論，新的文藝認識論強調主體對客體的認識既依賴客體屬性，又離不開主體的能動作用。它屬于文藝的外部研究，與強調文藝內部研究的本體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有著獨立且統一的緊密關系。

無論是文藝認識論走向機械化，還是文藝本體論存在較大局限性，均說明文藝內外部研究相結合的重要性。當今文學研究者需密切關注文藝與其他話語的關系，通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實現自我超越。此外，文學研究者還應在文藝本體研究基礎上綜合考慮文藝發展的外部環境，不僅要有本體論內部的探究，還要向本體論之外探尋，將文藝本體論與文藝認識論相結合，以此建構更為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

從絕對本質主義到本質論與存在論相結合

從哲學理論層面來看，新時期以來的文藝本體論建設還包含文藝本質論與文藝存在論的論爭。這兩者在尋求各自獨立發展的基礎上，找到了共同推進文藝本體論建設的統一方向，并由此形成了獨立統一的關系。

本質論探討的是某一事物用以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最直接、最核心的特征。文藝本質論指對“文藝是什么”的終極追問，它是文藝本體論在哲學范疇上的體現。盡管本質論是人類認識世界、探尋世界奧秘的一種指導理論，但“‘本質主義’理論的實質和要害之一，就在于它是一種‘非歷史主義’……是假定事物具有超歷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質（絕對實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這個本質不因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于是，在20世紀末，文藝理論界興起了反對這種僵化、極端化、絕對化本質主義的“反本質主義”熱潮，使大多數文學研究者轉而開始追尋具有現時意義的“文藝存在論”。

有學者指出，“以‘現代存在論’為哲學基礎建構的文學理論即文藝存在論。它主張立足文學活動整體、文學文本全貌對文學進行綜合性和總體性研究”（單小曦《從“反本質主義”到“強制闡釋論”》）。此后，文藝本體論研究不再是探討文藝或美的本質的學問，不再是解決哲學終極問題的中介，而轉向了對文藝自身存在方式的關注。存在本體論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形而上的本質論，使本體論研究走出空洞的、概念化的哲學終極追問，轉向對現時的、具體化的存在方式的現實探討。但“它也使文學本質的言說失去了合法性，文學理論的建構被取消，代之以歷史的陳述，從而可能導致絕對的歷史主義甚至虛無主義”（楊春時《后現代主義與文學本質言說之可能》）。這就促使文藝理論研究者再度關注文藝本質論研究。

文藝本質論強調從文學的本質特征入手研究文藝本體論，文藝存在論則是就現時文學存在的方式、呈現的發展趨勢建設文藝本體論，它們屬于文藝本體論在哲學范疇內展現的兩個方面，不可分割、互為前提，但又彼此相對獨立。當代文學研究者不應只研究文學此在的存在方式，還應追尋其根本特質，將“是什么”與“如何是”結合起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是以‘本質論’還是‘存在論’作為理論基點與核心觀念，都只意味著它所選擇的理論體系建構的基點或‘支點’不同，它所著重關注的現象和問題不同。無論怎樣，它還是要借此去撬動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要把這種理論觀念與其他理論觀念關聯溝通起來，要對那些基本文學理論問題做出應有的回答。”（賴大仁《當代文藝學研究：在本質論與存在論之間》）當今文學研究者只有在新的社會和文學認知上，將文藝本質論與文藝存在論相結合，從共時與歷時、本質與具體存在等方面入手，對文藝進行全面研究，文藝本體論建設才能更具理論性、全面性和系統性。

在歷史與實踐的具體統一中發展文藝理論

無論是從文藝層面出發，產生文藝認識論和文藝本體論的論爭；還是從哲學層面出發，走向文藝本質論與文藝存在論的對峙，都體現了文藝本體論建設本身的矛盾性與復雜性，及其建設道路的曲折性與延續性。文藝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與磨合過程為文藝本體論建設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首先，文學研究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指導地位。文學研究者不可“以主體性排斥物質性，以抽象化排斥具體化，以感性體驗排斥本質認識”（馬建輝《關于“實踐存在論”美學及其論爭》），而應以物質本體存在為前提認識文藝現象，防止文藝本體論建設走向僵化與虛無。文藝研究者還應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認識到文藝認識論與文藝本體論間既獨立又統一的關系，從兩者的發生、發展、變化和自身矛盾性著眼展開研究，不僅考慮文學內部的一般特征，還要考慮其與外部社會、政治等的關聯。此外，文藝研究者還應堅持歷史觀點與實踐觀點相結合的方法，從而在歷史的全面把握與實踐的具體認識中建設文藝本體論。

其次，文學研究者要推動方法論的多元發展。無論是將文藝研究劃分為文藝認識論和文藝本體論，還是將其劃分為文藝本質論和文藝存在論，文藝研究者都要意識到“任何一種文藝理論都不可能窮盡藝術的所有本質特征與規律，它只能從某一角度、某一層面，甚至是某種程度上揭示出藝術的本質與規律”（董麗《開拓文藝學研究的學術空間》）。這些角度和層面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補充的，它們是文藝理論研究的不同分支，共同組成相對完善的文藝理論體系。文學研究者既要將認識論與本體論相結合，也要將本質論與存在論相結合，在各個理論的交叉發展中，追求最符合文藝現實狀況的道路，建設更為全面系統的文藝理論。此外，“為了破除這些已經被普遍化、自明化的理論前設與概念體系”（陶東風《80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文學研究者也需要有批判性思維，要有歷史性批判和自我批判及縱、橫雙向的歷史梳理與考察，也要有對文藝現象的終極哲學追問。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