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后世對發(fā)揚孔子之道貢獻最大、影響最大的非孟子莫屬。孟子以雄辯著稱，在當時就很有影響，他以辟楊墨、弘揚孔子之道自任，有很強的道統(tǒng)意識。雖然，其后荀子學派對孟子有比較激烈的批判，但進入漢代，陸賈、賈誼、韓嬰、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等一流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對孟子表示肯定，或受到孟子思想的一定影響。漢代開始就有學者給《孟子》作注，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最早注本是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也是他最早把孟子尊為“亞圣”。

敘述儒學的發(fā)展，一般多認為“孔孟”并稱是在宋代“四書”觀念興起之時，實際上并非如此，“孔孟”并稱出現(xiàn)得比較早。東漢馬融在其《長笛賦》中就說“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東晉葛洪在《抱樸子》中說“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南朝宋時期的何承天在《上邪篇》中說“承平貴孔孟，政敝侯申商”，《南齊書·王融傳》載王融上疏稱自己熟悉“戰(zhàn)陣攻守之術(shù)，農(nóng)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quán)，伊周孔孟之道”，等等，一直到隋唐時期也不斷有學者（如王通、權(quán)德輿等）并提“孔孟”。

唐代韓愈極力推崇孟子，拉開了唐宋時期孟子大幅度升格運動的序幕。隋唐時期，總體上來說，儒門淡泊，佛老興盛。為了對抗佛教，振興儒學，韓愈想了很多辦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構(gòu)造了儒家的道統(tǒng)說，認為從堯、舜、禹、湯，到文、武、周、孔，再到孟子，儒家之道依次傳承，孟子為儒學道統(tǒng)的嫡傳，他去世后，這個道統(tǒng)就斷掉了。這就把孟子的地位抬得很高。隨后，李翱、皮日休等人也都大力推尊孟子。與唐宋古文復(fù)興運動相呼應(yīng)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儒學振興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孟子的地位也越來越高，經(jīng)過孫復(fù)、范仲淹、王安石、二程、朱熹、陸九淵等人的不斷頌揚，孟子的亞圣地位最終得以確定，得到公認。宋明理學各大派系，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盡管有各種分歧，但在推崇孟子方面是一致的。孟子思想，深刻影響到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形成與發(fā)展。

為什么孟子在唐宋時期不斷升格？這有多方面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其以性善論為主導(dǎo)的心性修養(yǎng)論契合了時代思潮和社會人心。魏晉唐宋時期，人們普遍對性命之道感興趣，這是佛老興盛的重要背景。儒學本來也有這方面的資源，但在漢代沒有很好發(fā)揚出來。為了對抗佛老，儒學在唐宋時期就開始發(fā)掘心性方面的資源，重構(gòu)自己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孟子性善論與中國佛教特別是禪宗宣揚的佛性人人內(nèi)在本有的思想，確實也有遙相契合的一面。這是佛教特別是禪宗流行中國后，孟子大盛的重要原因。

孟子性善論認為仁義禮智皆內(nèi)在根植于人心，這四方面的德性為人所本有。在漢代，四德又加上“信”成為五常之德，為儒家道德價值的基本觀念，在歷史上影響甚大，一直到今天，五常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仍然在社會大眾層面流傳甚廣，深入人心。在倫理層面，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種富有溫情的人倫學也明顯優(yōu)于后來董仲舒、《白虎通》提出的“三綱”之說。孟子的柔性五倫說，其倫理精神和指導(dǎo)原則在今天仍有一定價值。

在君子人格修養(yǎng)和人生哲學信念方面，《孟子》中的很多名言警句，其影響范圍之廣之深，可以說僅次于孔子。如“浩然之氣”“良知良能”“舍生取義”“與人為善”“萬物皆備于我”“上下與天地同流”“天時地利人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不以規(guī)矩，無以成方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登泰山而小天下，觀于海者難為水”“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些震爍千古的名言警句，至今熠熠生輝，為中國人所樂道。孟子個性鮮明，有英氣、豪氣、浩然剛大之氣，他的很多話特別能鼓舞振奮人心、激發(fā)砥礪士氣。孟子還強調(diào)，“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三天下”和“三不能”，集中體現(xiàn)了士君子剛大、弘毅的境界。“三天下”可見其胸懷廣闊，“三不能”可見其士君子所代表的凜然正氣。這個正氣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社會正能量。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diào)，要認真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fā)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涵養(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時代價值中，第一條是講仁愛，第二條是重民本，這兩條恰恰與孟子思想有著特別直接的關(guān)系。孟子思想能夠?qū)ξ覀兒B(yǎng)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兩個最直接的、最重要的基礎(chǔ)，即“講仁愛”和“重民本”。孟子講仁愛的重點已經(jīng)不是放在個人的道德修身層面，而是把其擴大到一個社會的價值層面。“以民為本”是孟子全部政治思想的核心和基點，它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對民眾的同情也就成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道德價值。

孟子不但深刻影響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對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也有廣泛影響。近現(xiàn)代以來，很多學者結(jié)合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對孟子思想作了新的發(fā)揮與詮釋，使得孟子學走向世界，得到了新的發(fā)展。

二

孟子文獻的形成與發(fā)展，經(jīng)歷了千余年的歷史過程。

宋代以前，孟子文獻的傳世文本只有趙岐《孟子章句》，孟子在孔門和儒學中一直地位不高。至兩宋時代，《孟子》一書，列入儒家十三經(jīng)之中，進而超越“五經(jīng)”，入“四書”之列。

元、明、清三朝的五百年間，孟子的地位一直在“升格”之中，而到清代達于高峰。這與我們在編纂《集成》過程中，所看到的孟子文獻形成的數(shù)量、質(zhì)量及高度、廣度、深度，是相契合的。《集成》所收歷代刻本中元代學者文獻即有17種，內(nèi)容包括孟子文本解讀及義理闡發(fā)等多個方面。其中，吳真子《孟子集成》一書，為元刻孤本，輯錄了大量宋元時期諸家學者的解孟之說，可見元代孟子地位提升后對文獻產(chǎn)生的影響之大。宋代以后，朱熹及《四書集注》受到歷代的尊崇和重視，促進了大量孟子文獻的產(chǎn)生。從《集成》目前所收604種文獻看，由“四書”中析出者為390種，占比三分之二。元代承接南宋朱熹之學，將理學尊為正統(tǒng)，將朱熹《四書集注》定為官學，所存孟子文獻，多如許謙《讀四書叢說》之類。明永樂年間編纂《四書大全》，“實欲頒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學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皇明文衡·進書表》）。清代從清初即重“四書”。康熙十年三月設(shè)日講官一職，專為康熙帝服務(wù)，至康熙十六年“四書”講畢，成《日講四書解義》26卷。上重如此，下必效之，整個社會興起了“四書熱”。“四書”之中，《大學》《中庸》雖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經(jīng)典，但皆以傳承、解讀孔子經(jīng)說為宗旨。《中庸》為“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zhì)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昭后之學者”（朱熹序），因而從第二章到第十一章，就是以記孔子之言為主。《大學》則被程頤稱為“孔氏之遺書”。所以從根本上說，所謂“四書”，實為孔孟之書；推崇“四書”，實為推崇孔孟。這就大大提升了孟子及《孟子》一書的地位。清代一朝，“四書”、《孟子》文獻叢出，固與印刷術(shù)改進、考據(jù)學盛行不無關(guān)系，其主因還是“四書”及《孟子》地位之高。值得關(guān)注的是，在“四書”的光芒下，《孟子》已有獨立版本214種，占比《集成》三分之一，也足見孟子的地位和影響。

千余年來，孟子思想與精神，隨科舉考試對孟子的重視，長久而深刻地影響了童蒙、士子與仕宦之人，進而對整個社會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孟子之書從宋代進入科考，元明清以來，“四書”作為科考主要對象。皇慶二年（1313），元仁宗下詔恢復(fù)科舉，即以朱熹《四書集注》作考試標準。明代亦以“四書”為科考對象。在目前所收入的明代174種文獻中，竟有101種是為科考所用之書。清初開始，實行科考，名為分三場進行，但最重要的是首場。而首場中，“四書”出三題，“五經(jīng)”出四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將“五經(jīng)”移至二場，首場專考“四書”。其中，《論語》一題，《大學》《中庸》共一題，《孟子》一題，由此可見《孟子》在科考中的地位。值得我們對《孟子》之書作進一步分析的是，在“四書”中，其他“三書”更多帶有說教性，《孟子》則充分展現(xiàn)其“雄辯”特色，更多活現(xiàn)出孟子知行合一的思想實踐，及其品格、氣質(zhì)、德行、操守和精神世界。換言之，唯有《孟子》一書更多地展現(xiàn)出孟子其人。而孟子的養(yǎng)氣、性善、王霸、民本、仁政等思想以及“人皆可以為舜堯”的“內(nèi)圣外王”思想更帶有實踐激勵性。《孟子》以四書進入科考，孟子其人對童蒙教育、士子人格、政德官品影響是最大的。孟子就是以其思想、形象，對社會和人的精神塑造產(chǎn)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從而達到了所謂“升格”的高峰，使孟子成為千余年來對傳統(tǒng)社會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縱覽《孟子文獻集成》（以下簡稱《集成》）所收文獻，從孟子學史的角度看，大致說來：宋元文獻多義理闡發(fā)，以朱熹《孟子章句集注》為代表；明代文獻多從心性之學發(fā)掘孟子豐富的思想內(nèi)涵，以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為代表；清代孟子學最盛，不僅產(chǎn)生了以乾嘉學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崔述《孟子事實錄》為代表的大量考據(jù)、辨?zhèn)沃鳎€出現(xiàn)了集前人成果之大成的焦循《孟子正義》。大致可以說，以東漢趙岐《孟子章句》為發(fā)端，歷代學者對孟子雖有所闡研，但唯宋元以降，孟學方為千年之“顯學”。這個時期對孟子及《孟子》一書研究范圍之廣度，探究辨析之深度，都是前無古人、后難為繼的。尤為重要的是，歷代學者，秉持儒家之人生價值觀，一生所系，立德立言，以“為往圣繼絕學”為生命追求之本，往往傾其一生，終研一經(jīng)。孟子文獻，不僅真實系統(tǒng)地展示了孟學乃至儒學傳承發(fā)展的歷史，也留下了歷代學者精于治學的心路。

編纂《集成》，匯聚孟子文獻于一體，不僅為全方位深入研究孟學，深入挖掘孟子思想之精髓，提供了資料文獻之便利，也有利于加強珍貴文獻的保護，展示《孟子》世代傳承的歷史場景，澤被后代，惠及子孫，其意義之重大，定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顯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