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可以說是中國文藝界的風向標，構成了我們觀察從新中國初期到新時期，從新世紀到新時代以來重要文藝思潮和文藝現象的示范性和基礎性報刊。我既是它們忠實的讀者，也是它們努力的作者。

就個人的文藝批評實踐而言，我同《文藝報》接觸得更多，就著重談一下《文藝報》。我讀碩士時候的專業是“文藝學”，從那時候開始《文藝報》就是必讀的報紙。它信息量大、內容涵蓋面廣、版式活潑，文風既不是學院式的高頭講章，又不是純然個人感受和一般媒體的印象式批評，而是兼顧普及與提高、通俗性與學術性，清通簡要又不乏理論的深度和高度，所以既能讓基層文藝工作者與愛好者普遍接受，也同時具有權威的話語導向與引領作用。

記得自己最初在《文藝報》發表的評論是2002年10月10日的《屏幕緣何少農民》，是從韓志君根據遲子建小說《白銀那》改編的電影《美麗的白銀那》談起，討論彼時影視劇中農民形象的單一化，進而探討整體文藝語境中“三農”形象的單維度問題。那個批評性文章是有感而發的自由投稿，并不算很成熟，能夠發表，對于一個在外省讀書的青年來說非常重要，我倒不會矯情地說因此走上了文藝批評的道路，但確實有著重要的鼓舞和激勵作用，因為它體現了一種對于普通讀者和作者的尊重，也正是在這里顯示出社會主義文藝的“二為”方向與“雙百方針”。

《文藝報》從創刊伊始，就有著明確的社會主義文化建構的意向，是新中國文化領導權與文藝秩序形成與塑造的一個表征。回看“十七年”時期《文藝報》的關鍵詞和重要議題，“雙百”方針、歌頌與暴露、集體寫作、干預生活、馬克思主義美學大討論、典型與現實主義論爭……它們幾乎構成了一部社會主義中國文藝創作與文藝理論的生動的發生史。這其中經歷種種曲折，但無疑充滿了勃勃生機，反映了來自時代與社會、扎根生活與人民的真實文藝訴求，對于建構主流價值觀和新型的社會主義文化有著深遠的意義。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受益于彼時留下的豐厚遺產。

1978年《文藝報》復刊，在改革開放年代迎來了新的契機，它以專刊、欄目、訪談、研討會等形式，全程參與了新時期文藝相關重要理論問題的討論：傷痕文學、尋根文學、西方現代派、文學主體性和“向內轉”、先鋒文學、美術新潮、第五代電影、搖滾音樂、實驗話劇……推動了新時期文藝的復蘇與繁榮，營造出自由、平等的批評空間和文藝環境，主導著文藝批評的走向，在新時期文藝制度的規范和話語的建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從1978年第1期到1985年第6期持續了多年的“討論會”欄目，就已經成了研究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史乃至文化史和思想史無法繞過的樣本。

新世紀以來，《文藝報》更是顯示出其在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舉個例子來說，2006年11月2日，《文藝報》“少數民族文藝專刊”創辦，對少數民族文學重點作家以及文學新人的推介，對西部作家群以及區域文學的觀照，對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以及少數民族兒童文學的分析，對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的評介與傳播，對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與批評的反思與探索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學多樣性。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主流文藝媒體中幾乎都是不曾見到的現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的共和”的鮮明案例，也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導向性，通過文藝創作、批評與研究的實踐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樹立與穩固，形成了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良性文藝創作生產體制機制。

《文藝報》的“理論與爭鳴”“文學評論”“藝術評論”“銳評·銳見”“文藝觀象”等版面、專欄發表的文章，激濁揚清、兼容并包，無論從現實性與歷史感，還是從學理性與思想性而言，較之專業的學術刊物毫不遜色，甚至更加有具體針對性和問題意識，真正參與到了當代文藝的生產與實踐的現場。希望能夠采取進一步的激勵措施，推出更多富于現實關懷的高質量文藝研究與批評文章。

我本人從《文藝報》受益良多，從2012年以來已經在《文藝報》發表了46篇文章，參與了現實主義回歸、新時代文學、傳統美學的創造性轉換與創新性發展等諸多議題的討論。這個過程既是學習也是成長，感謝《文藝報》，祝愿它在未來越辦越好，為堅定人民群眾的文化自信、為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創造力、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