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白羽（1916～2005），1936年畢業于北平民國大學中文系，1941年參加革命工作。曾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等。長篇小說《第二個太陽》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長篇回憶錄《心靈歷程》獲1995年優秀傳記文學獎。

我在開國之初，從南下作戰的驕陽如火、泥濘暴雨中歸來，那種鮮明的生活躍躍在目，就無法控制，一揮而就，寫了中篇小說《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頌第一個十月一日，無意中在結尾處卻響起了新世紀的洪亮的鐘聲。

1985年，劉白羽在古稀之年創作完成的30萬字長篇小說《第二個太陽》于1991年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對于一個始終執著地在文學創作中追求理想、詩意和浪漫主義美學風格的作家來說，對于一位親眼看到了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偉大瞬間的革命見證人來說，創作這樣一部作品是劉白羽多年來的夙愿。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學》創刊號上發表了一部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的中篇小說《火光在前》，小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進程。他曾這樣談到：“《火光在前》是我長久以來在戰爭生活中，不斷感受、不斷醞釀著的詩。……普羅米修斯盜火使人間有了火；我們現實中的英雄，卻是從人間消除那災難的火，而升起勝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長江的戰斗行進中，一個早晨，我確定了《火光在前》這部小說的主題。”（《政治委員》前記）隨著歷史的推進和作家認識的不斷深化，作家本人越來越不滿足于這部小說，萌生了“再寫一部”的創作沖動。《第二個太陽》也可以視作《火光在前》的“續篇”。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將這兩部作品排在一起。《第二個太陽》正是一部為激情所燃燒的、厚積薄發的作品，充分體現了一個革命作家的信仰與革命情懷。恰如作家所述：“這個戰斗的集體改變了我，影響了我的世界，道德標準，美的原則……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藥與戰塵是不會白白從我們心上吹過去的，階級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們心靈中投下種子。”（《關于〈火光在前〉的一點回憶》）在《第二個太陽》中，作家的創作意圖一一得以實現，戰火記憶得以充分地寓形，這是劉白羽半個世紀的創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這里，題解一下書名也許是需要的：700多年前，一個誕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紀的偉大詩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詩篇《神曲》中記敘他從地獄經過凈界到達天堂后所看到的壯麗景象時這樣寫道：“突然間，我似乎看見白晝上又加上了白晝，仿佛萬能的神用第二個太陽把天空裝點起來。”劉白羽在他的長篇《第二個太陽》中引用這位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世紀的最初一位詩人的偉大人物”的這句話作為卷首語，以表達他對中國革命新時代到來的歌頌和欣喜之情，同時也表明了作家在這部書里所選定的是一個宏大壯麗的主題，表明了作家意在寫一部反映中國人民爭取新生、實現跨世紀偉大進步的大書。

那是經過夏季火焰般熬煉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展開了那樣一個清新的、美麗的早晨。

判斷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不能不看它對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同樣，判斷一個作家在創作上是否擁有優勢，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創作思想將這些素材闡明，而是讓其以一種不成熟的、沒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態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義。優秀的作家總是要賦予他的素材以一種生氣貫注的激情。在《第二個太陽》中，我們看到的正是作家處理生活素材的開闊視野和思想高點。它的素材是以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式”呈現于讀者面前的。

其一，作者在這部作品中體現了對人民革命勝利原因的正確評價。《第二個太陽》敘述的是一支以秦震為首的兵團部隊南下武漢、湖南的進程，時間跨度僅幾個月。但是作者沒有單純寫這支隊伍的行軍打仗，其間穿插了大革命、中央蘇區、長征以及延安、東北解放戰爭等幾個人民革命史上的重要時期。這恐怕不僅僅是作者出于節省篇幅的一種構思上的考慮，而是體現了作家對中國革命勝利的認識：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沒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二十幾年的革命戰爭是不可能的。在一部帶有史詩規模的長篇小說中，惟其對歷史進程作出最廣闊和集中的概括，才能使“這一段”歷史符合生活真實。

正是這種對人民、歷史、戰爭、勝利的整體思考決定著這部作品的結構。小說以秦震率領的南下部隊為主線，大革命的先驅、武漢工人運動、我黨白區工作戰線、沿線的鐵路工人等幾條線索緊緊扭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有機網絡，從而保障了作品能從最廣闊的面上對歷史作出概括。

其二，整部作品充溢著革命浪漫主義的激情。作者說過：“生活深深打入了我心靈的，不是它的表面現象，而常常是透過形象而含蓄其中的一種飽滿的深情，它們或者是清新的，或者是雄偉的，但沒有生活的感染，沒有內心激情的反映，就不可能觸發創作的靈感，開始進入創作。我們不能忘記所有文學作品都是廣義的詩，而這經常是來自我們奔騰的生活急流中那無限深厚的詩。”（《關于<火光在前>的一點回憶》，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可以說，《第二個太陽》在書寫革命戰爭的艱苦，如山洪暴發、南方酷暑時，采用的是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描寫手段；但在追尋歷史的回聲、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時，則采用了象征的基調。作者似乎無時不在交替使用著戰爭描寫的近景與遠景。這里絕不見那類編年史的冷淡語調，作者總是善于熔嚴肅的敘事與親切的抒情于一爐，體現出抒情性的敘事風格。太陽、黎明、明天、早晨這些詩意的形象交叉重復出現在作品中，猶如電影中的主觀鏡頭，烘托著主題的升華。作者把書中的一個重要情節——白潔的犧牲，放在新中國宣布成立之后，也表達了作者對中國革命的一種詩意的思考：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革命以后還會有曲折、反復和犧牲。而在這部通篇激情澎湃、高潮迭起的書里，最終的高潮發生在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這天。作家通過描繪秦震從南下前線趕回北京參加這一歷史性慶典、親耳聆聽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告、親自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奠基，把全書的高潮推向頂點。在這里，作家的詩情達到沸點，給讀者以極大的藝術感染。

當我與他們一起度過艱難與勝利的時候，他們那一種偉大的布爾什維克的品質，實在是吸引了我，他們成為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

一部長篇小說藝術成就的高低，除了立意、情感上的品格以外，更離不開對人物的塑造。如別林斯基就認為：“對于長篇小說來說，生活是在人的身上表現出來的。”長篇小說要表現一個新的時代，就需要塑造眾多栩栩如生的新的人物形象。《第二個太陽》發揮長篇小說刻畫人物的體裁優勢，從廣闊的軍事生活、社會生活中擷取形象，組成以我軍高級指揮員為中心的人物形象系列。這個系列上至周副主席，下到普通戰士、工人和革命老媽媽，多角度地反映了時代運動的全貌。

秦震，這個畢業于黃埔軍校、經歷了革命戰爭中每一個災難時刻的我軍高級干部，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經歷，他對革命的每一個時期都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因此他不僅僅是以往我們所習見的作戰勇敢、身先士卒、指揮有方的軍事指揮員——當然這些素質在他身上同樣具有：比如，他主動請纓，爭來了打解放全中國最后一仗的機會；在戰場上他總把自己的指揮位置放在最前沿。他密切聯系群眾，在南下的列車上與普通的鐵路工人把酒嘮嗑等。但除此外，秦震身上還有一些別的品質。作家用酣暢的筆墨從三個側面觸及了這個高級軍事指揮員的靈魂。首先作品以相當的筆墨寫了他與女兒白潔的感情。可以說，秦震從北京接受南下任務，便是因為渴望知道在敵占區擔負黨的秘密工作的女兒的安危。“白潔在哪里？白潔在哪里？”這一聲聲內心的呼喚是折磨著他的莫大痛苦。武漢沒尋到，繼續向南也沒尋到。終于，周副主席告知他，女兒白潔已經犧牲。此時，他極度悲痛，但隨即把對女兒的愛升華了。由女兒的犧牲推及無數革命烈士的后代，他決定撫養烈士遺孤圓圓。其實，“從得到女兒噩耗的那一夜，他就開始步入老年了。”這是作家對人物心靈的準確把握。秦震和妻子丁真吾都經受住了老年喪女的巨大痛苦，從而顯示出他們那種更博大的愛。其次，作品也寫了秦震因犯過失而進行的心靈懺悔。秦震無疑是位優秀的高級指揮員，但他還是從戰士身上看到了自己靈魂深處的陰影。連長吳廷英是個正直的共產黨人，卻一直背負著秦震給予的錯誤處理直至光榮犧牲。在烈士的遺體面前，作為高級指揮員的秦震深深地受到震動。作品動情地寫出了這個老軍人靈魂的戰栗和戰栗后的新生。第三，作品還寫了秦震的“過門檻”，也即一個革命者如何在戰爭結束后繼續革命。不打仗了，秦震通過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創建新中國政權，并經周副主席的夤夜開導等，終于愉快地領受了率軍修復鐵路的任務，實現了思想又一次升華，從而成為同代人中最先“過門檻”的一個。

《第二個太陽》通過以上幾個側面的刻畫，把秦震這個我軍高級指揮員的形象寫得栩栩如生、富有個性。作品既寫出了他美的靈魂，同時也寫出了他靈魂搏斗的過程。這是一個圓形的、立體的成功形象。

作品對圍繞在秦震周圍的其他人物如師長陳文洪、政委梁曙光等的描繪也比較成功。紅軍時期“辣子連長”的師長陳文洪以及頗有書生氣的師政委梁曙光，他們都有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但又不是僅僅只會行軍打仗、沒有個人感情生活和內心世界的“單面人”。陳文洪與白潔的愛情，梁曙光尋母都貫穿在這場南下戰斗中，成為故事的主線內容之一。書中其他人物如白潔、嚴素等，則使我們看到了一代革命青年的特有風貌。可以看出，作家對他筆下的這些人物相當熟悉，即使是作品中幾筆帶過的人物，如兵團司令董天年等，也能給人留下鮮明的印象。

總之，《第二個太陽》通過塑造一系列形神兼備的軍內外人物形象，抒寫了廣闊的軍事斗爭和社會生活斗爭的長卷，顯示出作家對長篇小說這一藝術形式獨到的藝術把握。

戰火紛飛，硝煙彌漫，這只是戰爭生活的現象。我們表現戰爭不能離開這真實的生活現象。但真正的任務，應該是在這樣一幅像油畫一樣鮮明的戰爭背景上，突出著一種什么精神。

《第二個太陽》為軍事題材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新的經驗和啟示。軍事題材文學如何實現對題材本身的超越，提高思想和藝術水準？這是軍旅作家們多年苦苦探索的一個課題。如劉白羽早在1979年就曾指出：“我們軍事題材的文藝創作，需要從哪些方面突破呢？首先，要在人物塑造上有一個大的突破。寫人，通過人物形象反映生活，這是文藝創作的一條規律。然而多年以來，許多軍事題材的小說、戲劇、電影，往往只注意了寫事件，寫過程，而不能塑造出個性鮮明，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這正是我們創作上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我們的軍事題材文藝創作，應該把過去一些重大戰役寫出來，以教育青年熱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但要這些作品寫得好，一定要擺脫那種只著重去描寫一個戰役，一次戰斗過程的做法。如果說一個軍史學家的職責在于記述某一戰役的過程，而一個藝術家的職責則在于在這一戰役的背景上突出軍人，也就是說，要把主要的功夫和精力用在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上來。要敢于大膽地在社會矛盾、思想沖突、戰爭變幻中，把各式各樣人物的復雜的精神世界展示出來，描寫人的思想感情上的回旋跌宕，才能產生出深深觸動人們心靈的作品。”（《1979年12月25日在全軍文化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白羽論稿》21~22頁）王愿堅則在《美的戰爭歷史和美的軍事文學》一文中說：“‘以小見大’，就是要從生活里找到那種藝術上重大的東西。……我們創作人員在軍事題材文學創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是重大的當作在藝術里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許多苦頭，付出了許多無效勞動。”“文學是最講單位面積產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積上，驚人地容納下和表現出盡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當然，把小的東西寫透，說的是‘微而足道’，歸根到底要的還是大，是深刻開掘所獲得的那個大，最具較大思想力量和藝術感染力的那個大，把生活寫開，把生活寫美，使人變大。”（《小說的發現與表現》224、226頁）

筆者所以要引錄上述幾段話是為了證實這樣一個推斷：正是由于軍內一些富有創作實踐經驗的老作家的一再倡導，我國當代軍事文學的創作水準才得以漸次提高，作家的視野得以漸次開闊。《第二個太陽》是一部實踐一代軍事文學作家創作主張的作品。這部作品在成功地處理戰爭事件與人物心靈的關系、實現戰事與人物命運、人物心靈的雙重推進以及長篇小說詩化等重要課題上都作出了新的有益探索。作品成功地寫出了戰爭的靈魂，苦難的靈魂，以及取得勝利后的歡樂的靈魂，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戰爭靈魂的富有詩意的長篇小說。創作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活動：當作家與自己的心靈作了一次對話之后，他仿佛也再生了一次，升華了一次。

最后，筆者也愿引用但丁《神曲》末篇中的一句話：“現在，有一個人，他從世界最深的洞窟直到這里，曾經一一看過種種靈魂的生活，他懇求你，賜給他一點恩惠，叫他有足夠的能力，舉起他的眼睛再高些，向著那最后的大福。”《第二個太陽》堪稱一部充滿著但丁式精神的作品。它給了我們這樣的恩惠，它幫助我們看到了眾多美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