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晚。譯者汪天艾來到朵云書院《夜的命名術》分享會現象，講述皮扎尼克的生平與寫作風格，自己在譯介時的所感所得。

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夜的命名術：皮扎尼克詩合集》翻譯自西班牙語原版《皮扎尼克詩全集》，收錄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結集出版的全部詩作，以其六本詩歌單行本為分輯之界：《最后的天真》（1956年）、《失敗的冒險》（1958年）、《狄安娜之樹》（1962年）、《工作與夜晚》（1965年）、《取出瘋石》（1968年）和《音樂地獄》（1971年）；另有輯七從原書附錄所列生前未結集出版的詩作中挑選了詩人生命最后三年的部分作品。這是漢語語境里首次完整譯介這位西語世界最富傳奇魅力的女性詩人之一。同時，這部涵蓋皮扎尼克一生作品的詩合集也渴望逾越“被詛咒的自殺詩人”神話，展現出其中飽含的艱巨勞作：她的詩歌是一座用智慧與耐心建筑的高樓，以大量閱讀造就了堅定批判、跳脫傳統的筆觸與目光。

皮扎尼克的人生是一個熱切的、被詩歌點燃的故事。終其一生，她不斷撞擊著那堵名叫“詩歌”的墻，在她幾乎全部的作品中都飽含著一種提純、精煉、不斷向中心靠近的意愿和努力。自創作生涯伊始就圍繞內心陰影寫詩的她以無可否認亦無可比擬的生命烈度燃燒出女武神的聲音，寫出“準確得恐怖”的詩歌。在文學和生命之間，她選擇了前者。到最后，這場曠日持久的纏斗，是她自己放棄了拯救自己，不惜一切代價尋找詩歌用詞語命名不可言說之物的本質。她全部的努力在于把詩歌視為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想成為一位完全的、絕對的詩人，毫無裂縫與傷口的詩人。某種程度上，她得到了她想要的完全，而《夜的命名術：皮扎尼克詩合集》旨在呈現這一完全。

這本書的題目是汪天艾起的，因為原版書其實是沒有真正的題目的，西語書名直譯過來就叫《皮扎尼克詩全集》。

汪天艾說，這樣起是因為覺得它包含了對她而言特別可以代表皮扎尼克詩歌的三個元素。

首先是“夜”，“夜晚”這個意象如果大家讀過一些她的詩，可能會比較容易注意到這是她很重要的核心意象。她長期失眠，而且經常在深夜在凌晨寫作的。她寫過很多反復出現“夜晚”這個詞語的詩，有的時候夜晚是她想要無限靠近的客體，像她自己說的“關于夜晚我懂得很少，卻投身其中”，比如：“我幾乎不懂夜晚/夜晚卻像是動物，/甚至幫我仿佛它愛我，/用它的星辰覆蓋我的意識”，或者是她創作的對象，她一直不停嘗試著把夜晚寫成詩歌，所以才會寫下：“我整晚造夜。我整晚地寫。一個詞一個詞我寫夜晚。”有時候夜晚又是她本身。她對夜晚有一種認同感，寫過“我是你的沉默，你的悲劇，你的守夜燭。既然我只是夜晚，既然我生命的整夜都屬于你。”作為一個創作者，她腦內其實是有很多聲音在不停不停地說話的，那么失眠的深夜在她的經驗中，是可以擁有短暫靜默的時刻，而在沉睡的時候，又是可以與在任何醒著的時候都纏繞她的恐懼和死亡的誘惑暫時和解的瞬間。她相信在夜晚的另一邊，有她作為詩人的存在，也有“暗祟的對生的渴望”。

其次是“命名”，命名這個動作對皮扎尼克而言很重要。命名其實就是對詞語的使用，以及相信這個動作本身的意義，相信詞語是可以從紙面上立起來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所以才要不停耗盡心力尋找最恰當的、最準確的詞語。她害怕自己有一天會失去命名的能力，恐懼這個時刻，因為沒有名字的東西、無法被她準確命名的東西，對她而言就不存在了。那樣萬物都是沉默的，整個世界就在她周圍沉陷下去，消失掉了。與此同時，命名不僅是為他者命名，她的創作還有一個更加困難的任務，是為自己命名，她寫過：“我知道恐懼當我說出我的名字”，也描述過這樣一個災難時刻：“看見我的每個名字/都絞死于空無”。她對自己的認知建立在名字和新的名字、不同的名字的基礎之上，名字代表著人格和聲音。寫詩對她而言是一場失敗的冒險，是一個小女孩尋找名字的旅途，還沒開始已經失敗。像她自己在采訪里說的，“我是在語言內部藏進語言里。當一個東西——哪怕是虛無本身——有名字的時候，會顯得不那么有敵意。但是，我又懷疑真正本質的東西是不可言說的。”

最后是“命名術”的“術”字，這個字汪天艾用它的時候，想的一方面是煉金術的“術”的意思，因為寫詩這件事對皮扎尼克而言是一個用詞語作為原料不停提純、精煉、不斷向萬物的本質中心靠近的過程，這種勞作里包含著反復的嘗試與失敗，也包含著無盡的耐心與失望，甚至最后可能它整個都是一個偽命題，就像煉金術一樣，也許這個世界上最后根本不存在點石成金的配方，可是也已經不重要了。另一方面汪天艾想的是上古時代的魔法師或者先知所實踐的“術法”的意思。皮扎尼克在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訪是她當時的戀人做的，她在這個采訪里說，她覺得詩歌對她而言最大的作用是驅魔和修復，她寫作首先是為了不發生她害怕的事情，為了遠離大寫的惡。她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傷口，而寫一首詩就是修復最本質的傷口，修復撕開的裂縫。

她的詩歌深深打動了汪天艾。她說：“首先，她的詩歌是一種不斷向內的寫作，她對‘我’這個個體的關注，對日常感性的關注貫穿全部的創作生涯。可能有的人會覺得這是一種所謂‘小’的寫作，我不是這樣覺得，對所謂‘小’的關注（也就是說不是什么恢弘的社會命題或者歷史視野）并不意味著她的寫作止于‘小’本身，更不是對自我的沉湎。用詩歌談論‘最小的毫末’是一種詩藝策略。她是在以一種向內的努力去接近更高一層的真理，比如詞語，比如生命。哪怕到了晚期，她的詩歌里充滿了‘負面’的想象力，有了越來越多不‘甜美’不‘浪漫’的暴力和死亡景象，我們不停讀到不完整的、分裂的身體想象，但是正是這種無序、暴亂的詩歌世界讓讀者格外體會到一種向上的升騰感，以及其中的凌厲與柔軟。某種程度上，這是現代詩歌的偉大理想的呈現，就是在常識之外，承擔揭示生存真相的任務，鍛造一種豐富敏銳的感性。”

其次，是她的詩歌創作有一種表達的焦灼感和烈度。可能有的讀者會覺得她的詩歌意象重復率特別高，有很多高頻詞，而且好像反反復復一直在寫一樣的體驗。但是汪天艾覺得，她的重復當中是有遞進，有濃縮，有微妙但決定性的變化的。而重復本身就是她想要對一些她心中最重要的東西不停確認和靠近的方式。她確實有很罕見的詩歌天賦，說實話無論是她19歲時候寫的詩還是她日記里隨便涂抹的句子，都是炫目的天賦。她整個生命都是一個被詩歌點燃的故事，但是寫作不僅依靠的是繆斯的光臨，更是背后的辛勞。詩歌對她而言既是烈火，也是修辭練習。因為她是一個非常勤奮、智慧、耐心的讀者。她有很厚的摘抄本，她給它起了名字叫做“詞語宮殿”，里面有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的摘抄，有時候是句子，有時候只是詞語，除了西語，還有大量的法語英語等等。讀她的日記你會發現她每天都有閱讀計劃，在這樣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下，也許不是每天都寫作，但是每天都在閱讀。在她的私人藏書中，幾乎每一本都劃了各種顏色的線，還做了鉛筆的批注。比如在某一本魯文·達里奧的詩集里，她畫出一節“有一天我顱骨里/感受到精神地震，像從一座水晶巴別塔/突然墜落”，在旁邊用鉛筆寫上Sí。

她的詩是詞語在互文性基礎之上的混居她用各種不同文學傳統的磚石在紙上建造家園。她在寫作的時候，經常用一整個晚上想一個恰當的形容詞，用不同顏色的粉筆把不同的選項寫在墻上，嘗試哪一個最好。也會把零散的詩句用打字機打在卡片上，然后剪開，互相拼湊，互相遮蔽，看看怎樣最好。像她自己在日記里寫的：“我喜歡準確的語言，恰好的詞語，喜歡每樣東西都正確，令人害怕地清楚可見，像詩歌里的字母從紙上立起來那樣。每一樣都不可取代，不可隨意替換。”她心中是有一個信仰的詩歌的原型的，她曾經給她的編輯解釋說，自己所創作的體裁，不應該叫“詩歌”，而是一種“靠近的嘗試”，西語叫aproximacion，因為她寫的每一首詩都只是對“大寫的詩歌”的靠近。

講到皮扎尼克一定避不開的，是她與死亡。她在36歲時自殺，此前也有過好幾次未遂的嘗試。從生平上來說，她的死亡是繞不開的一個點，但是這種自殺的詩人、“被詛咒的詩人”的個人神話有時候可能會遮蔽掉別的東西，尤其是遮蔽掉她的勤勉和勇氣。這次中文版的詩集在扉頁上有一句摘自她書信集里的話，是我們這本書下印廠之前最后時刻加上的，她寫道：“總之，我想在一切終結的時候，能夠像一個真正的詩人那樣說：我們不是懦夫，／我們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這是她在一九六幾年的時候寫的，時態用的是條件式，是表達尚未發生的希望。加上這句話在扉頁上，我心里其實保留了故事的另一半，那是她自殺前寫的最后一封信，甚至都還沒來得及寄出去。在那封信里，她用過去時寫了一句：“我們不曾懶惰/我們做了所有能做的”。我覺得這兩句話加在一起，真的講出了那些可能被她的自殺結局蓋過的東西。

作者簡介：

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 1936-1972）

擁有俄羅斯和斯拉夫血統的猶太裔阿根廷詩人，1936年4月29日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自幼長期受失眠和幻覺困擾，藥物依賴嚴重，少女時代開始接受精神分析。19歲出版第一本詩集，青年時代旅居巴黎數年，曾在索邦學習并翻譯法國詩人的作品，與帕斯、科塔薩爾等作家建立了深刻友情。曾獲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年度詩歌獎一等獎，美國古根海姆和富布萊特基金會的資助。生命最后幾年因抑郁癥和自殺傾向多次進出精神病院，1972年9月25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吞下50粒巴比妥類藥物去世，時年36歲。

汪天艾

西班牙語詩歌譯者、研究者。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世界文學》編輯。北京大學西班牙語文學學士，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比較文學碩士，馬德里自治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譯著有《奧克諾斯》《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印象與風景》等數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