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骨頭》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河南大學出版社

今年，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八十歲。而老去可以是一樁有趣的事。

十九世紀的詼諧詩人愛德華·李爾有一首傳唱甚廣的滑稽詩《貓頭鷹與貓》，講這兩只相愛的動物搭上豆青色小船去加勒比海里漫游，彈著吉他，月光下跳舞。阿特伍德改寫了它，詩變成《貓頭鷹與貓，若干年后》。

她說：

喔，我的愛人，

紙板做的漏水剛朵拉已帶我們航行了這樣遠，

載著我們，還有紙吉他……

現在的我們是禿頂貓頭鷹和風濕貓……

可是唱吧，繼續唱吧……

我們仍舊擁有月光。

誰會想到一首哄孩子的小詩還會有唱和，在一百年后？誰會想到寓言式粗線白描加上自黑細節種種，能變成淘氣老太太關于年華、經驗和救贖的浪漫自嘲？繞著李爾留下的一簇細絲——無意義小詩，一張晶瑩的蛛網織成，而意義在蛛網的每一個連結點生成。與前人的文本互文，和周遭世界的價值、關切與生活方式互文，阿特伍德可是一把好手。而她輕瘦的小品集《好骨頭》，則是蛛網四結的幽暗洞穴，是意義蔓生的午夜游樂場。

阿特伍德生活的世紀，是一個劇變的世紀。當一代又一代的父母給孩子講述小紅母雞的童話——那只無人幫助，自己拾稻、耕種、打糠、磨面，烘烤面包，并且拒絕與并未付出勞動的 “朋友”們分享的小母雞的故事——天真的講述者不知道，這看似亙古不變的道德訓誡，關于清醒負重、自力更生和財富聚集的道德訓誡，其實來自那若干個世紀里西方世界上升階級所開創和信奉的秩序。讓這只小家禽在二十世紀仍然理所當然、安靜無聞地吃完一條手工面包？阿特伍德可不會同意。她重寫這個被習以為常的童話，讓《小紅母雞傾訴了一切》，大刀闊斧地改變了故事的走向。舊童話中的小紅母雞驕傲地吃掉了自己辛勤勞作的成果，懶惰的朋友們在一旁直咽口水。而阿特伍德的小紅母雞被以公平之名要求分一杯羹的貓咪、豬、狗、羚羊、牦牛、石龍子和虱子綁架，他們指責、自殘、威脅——想想蔓延在今日西方的平均主義、福利主義的訴求吧——這個時代的小紅母雞面對的可不是一個單一資本邏輯的世界，它要令人眩暈得多了。

更妙的還不止于此。阿特伍德的小紅母雞居然當真將面包拱手相讓！她抗議舊童話的結尾，聲稱這是對母雞天性的悖離。母雞怎會不謙遜、順從和忍讓？她為自己是一只母雞卻曾想過獨占果實而道歉。小紅母雞這習得的謙卑在《好骨頭》中不斷復現。她們是險些不能嫁入宮殿的灰姑娘、白雪公主、海的女兒和萵苣姑娘，是一聽蛇夸夸其談的蠱惑便吞吃知識樹上免費蘋果樣品的夏娃，是襯裙、首飾、粉盒跟吊襪帶一應俱全而腦袋空空如也的芭比。她們接受自己智識上的第二性，并把這嬌憨的缺陷作為砝碼，交換來自男子的愛。她們曾被囚禁在南瓜車、花園邊的高塔，可是她們欣然接受這規訓，因為到最后，她們自己也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平滑舒適地進入男性主筆的敘事，成為五百年的愛情詩中被抽象、美化和追逐的幻影。

她們唯獨不是《格特魯德的反駁》中哈姆雷特那大膽莽撞的母后。這位中年婦女站在莎士比亞從未給她的舞臺中心，用莎士比亞從未給她的聲音解釋了一切。她嫁給克勞狄烏斯并非出于軟弱，也非出于愚蠢——這可是幾百年間正統解讀給她安下的罪名——不，都不是。恰恰相反，是她自己選擇了克勞狄烏斯，因為這位王弟雖然身形發福，不如兄長那般英俊如太陽，如鷹隼，但他自懂得怎樣把日子過得有趣。她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禁錮于深院、與高貴冷淡又自私的國王湊合度日的撲克臉王后，她享受食物、酒、寢宮和歡愛。她震驚莎士比亞四百年來的讀者：

哦！你居然這么想？你以為克勞狄烏斯殺了你爸爸？好啦，難怪你在飯桌上對他那么粗暴了！

……

不是克勞狄烏斯干的，親愛的。

是我。

很酷的格特魯德，不是嗎？這一點也不奇怪。阿特伍德從少女長成的時代，是二戰剛剛結束的時代；是成千上萬的婦女從軍需工廠回歸家庭，早披婚紗、養足四個孩子的時代；是職業指南上為男子列出一百種選擇，為女子列出五種——護士、公立學校教師、空姐、秘書、家政——的時代。但那一片保守的平靜下，暗流開始洶涌。不要忘了，那也是貓王出道的時代，是短襪晚會和汽車影院開始流行的時代，是大學女生中間出現穿著黑色高領毛衣、神色睥睨一切、抽煙寫作的文藝青年的時代。在一次訪談中，阿特伍德說，一開始，她被這些人嚇得不輕。但下一步呢？她不久便開始驚嚇他人。她的整個童年都跟隨當昆蟲學家的父親在加拿大的寒冷森林里度過。大自然的生存方式對女孩男孩的要求毫無區別：愚蠢是致命的——它引起山火、船難和風暴天的死亡；軟弱是無益的——無論你怎樣撒嬌和哭泣；只有好奇心、行動力和謹慎感，它們不偏不倚，讓人在森林里生存下去。格特魯德繁復拘束的伊麗莎白百褶領，大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阿特伍德換成了朋克風的黑色毛衣高領。

阿特伍德不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說她在女性主義者當中的偶像地位純屬巧合。雖然看過《使女的故事》的人幾乎不能相信她的聲明，但《好骨頭》的讀者當能理解。她的憐憫和關心——別懷疑，雖然她的口吻永遠聰明又辛辣——對象廣闊得多。她憐憫男性，憐憫存在主義困境中的一切靈魂。她改寫了恐怖的童話《藍胡子》——改得愈加恐怖。新娘用金鑰匙打開禁忌小屋，發現的不是血泊中的前妻尸體相摞，而是一個死去的孩子。藍胡子照例適時地出現，先說，“我生了他”；又說，“就是我，別害怕?！?/p>

當華茲華斯雀躍地寫道“孩子是成人的父親”，大概很難想到自己發明的浪漫規則會用進如此哥特的語境。阿特伍德的藍胡子不止是施害者，他也是受害者本身。他的憂郁始終大過暴戾，因為他的造物主迷失于兩次大戰后硝煙未散的時代，而他的身體——和其他所有男人的身體一樣——生來就在等待屠戮他人或被他人屠戮的宿命。阿特伍德幫藍胡子追溯尚在子宮的時光，那里沒有無間的溫暖親密，只有異鄉的黯淡可怖。母親的心跳不是節律舒緩的撫慰，而是不祥的鼓點敲擊。這令人毛骨悚然的鼓點曾被《魯濱遜漂流記》里的星期五聽見，也曾被《黑暗的心》里的馬洛聽見；歷經數個世紀，它只是變得更加令人驚懼不寧。如果說星期五和馬洛的恐懼背后有殖民者的野心，藍胡子的恐懼背后只是一片存在主義的虛無。阿特伍德對藍胡子，對被異化的男性，也有無邊的共情。

她憐憫在消費主義的拍岸浪蝕下漸被掏空的人類審美。對十七世紀的詩人，特洛伊的海倫曾擁有一張“發動了一千艘戰船的面孔”；而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她令人啼笑皆非地變成了每個小女孩玩具屋里的芭比娃娃。與她可笑的男朋友娃娃肯一道，他們擁有“那張帶動了一千種周邊產品的面孔”。

她憐憫理論泛濫年代里奇思妙想的寸步難行。每一個舊童話的標準開頭——“從前有個窮苦的姑娘，心地善良，長得也漂亮；她和她那壞心眼兒的繼母住在森林里的一幢房子里”——都隱藏了無數會被某種理論攻擊崩潰的蟻穴，從經濟學上的“窮苦”，到性別意義上的“漂亮”，及至精神分析里的“壞心眼兒”，批評者們還會對這姑娘的膚色和種族指指點點，他們甚至想要干涉“從前有個”這寥寥幾字的語詞本身。在甚囂塵上的爭吵中，敘事的可能性本身令人遺憾地被取消了。

而阿特伍德在抵抗。她是一只狡黠的蜘蛛，攀住恢弘正典里、孩童睡床前、市井閑話間透出光芒的細絲，吐絲織網，相扣相連。蛛網本身沒有顏色，它折射來自文本歷史、周遭時代的無窮亮光。意義在衍射中瞬息萬化地生成，以戲仿、反諷、叛逆、翻新的方式。阿特伍德的午夜游樂場，就像她童年棲居的幽深森林，向無懼探險的讀者發出秘密邀約的信號。

（作者為文學博士、復旦大學外文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