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5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個大前提，即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這里所說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概言之就是中國精神。由歷史的傳承性所決定，中國精神既是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靈魂，同時也必然延伸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揭示出，作為靈魂而存在的中國精神，首先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擁有家國情懷的作品，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這是基于對中國文學史的深刻洞察。

自人類從不同規模的部落發展為國家以后，國家便成為民族永恒的空間，國家興盛則人民幸福，國家敗亡則人民痛苦。中華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愛國主義逐漸形成，而文藝成為最好的表現并傳播的載體。

當然，作為首要之中國精神，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即存在歷史差異。“中國”一詞最早出現于西周初年何尊的銘文中，歷史學家許倬云認為，這說明“中國”最早只指中原一帶的核心地區，然后，“周封建體系內的國家逐漸融合，又逐漸將國內和鄰近的其他族群分別融入這一大國的系統之內，最后終于形成了一個不斷擴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始終自居為‘天下’”。（《說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4頁）至大一統帝國的秦漢時代，此一特有的天下秩序觀演化為中國人的世界觀。

現代規模意義上的中國是以秦漢構建的大一統政治秩序為雛形的，而在之前存在于中華大地的融合兼并過程中，已經產生出愛國主義的情懷，其杰出代表為楚國詩人屈原。此時的愛國主義不是基于今日之中國，但由于國家是民族永恒的空間，愛國主義乃基于對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熱切關心。對屈原來說，“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當他看到人民在戰亂中遭受到的苦難時，揮淚長慟，“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他還在《遠游》中寫道：“涉青云以泛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他之所以不忍踏青云遠游，乃是因為見到故鄉的田原。此一內心閃念，充滿了對故國土地和人民的深情。

在秦漢以后的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中原國土淪陷之悲劇，因此，在宋代，隨著家國的破滅，愛國主義得到充分的溢出，表現為收復國土之堅定意志，以陸游和辛棄疾的詩詞為代表，體現出中國精神一脈相承特征的，就是陸游對屈原的仰慕，他在《悲歌行》中云：“有口但可讀《離騷》”，在《夜寒》中云：“清夜焚香讀《離騷》。”由此，陸游才寫出“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憂國”“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等名句，鼓舞著一切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真正意義上的外族敵人出現了，西方列強的鐵蹄踐踏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淪為半殖民地，馬克思曾經如此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廣大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于現狀，由于被強力排斥于世界聯系的體系之外而孤立無依，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于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斗中死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8頁）但是，讓人民為統治者的錯誤買單是不公平的，中國不甘忍受外來敵人的欺凌，多少愛國志士以曹植之詩句激勵自己：“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由此，在近代文學中，愛國主義精神的閃現更為耀眼，更為動人魂魄。歷史上陸游慕屈原，近代則有梁啟超慕陸游，其《讀陸放翁集》云：“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詩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更有《賀新郎·壬寅》云，“忍回首、月明故國，凄涼到此。”“落日長煙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拔，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盡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個更無男子。/問春水、干卿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 /雞聲亂，劍光起。”青年魯迅《自題小像》詩云：“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樣發自內心而擲地有聲的詩句，強烈透露出中華民族誓死復興的堅定意志。

自1921年起，中國共產黨成為民族復興偉業的引領者，中國共產黨人更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張揚愛國主義精神，包括在文學領域。方志敏烈士既是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愛國作家，他的《可愛的中國》成為20世紀中國散文文學的不朽之作。我們每每讀到，“現在我是一個待決之囚呀！我沒有機會為中國民族盡力了，我今日寫這封信，是我為民族熱情所感，用文字來作一次為垂危的中國的呼喊……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瘞骨的地方，或許會長出一朵可愛的花來，這朵花你們就看作是我的精誠的寄托吧！在微風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點頭，那就可視為我對于為中國民族解放奮斗的愛國志士們在致以熱誠的敬禮；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搖擺，那就可視為我在提勁兒唱著革命之歌，鼓勵戰士們前進啦！”這樣的文學性文字，的確是在用鮮血澆灌花朵，喚醒著每一個中國人。

回溯文學史可知，愛國主義主題盡管在歷史地演進，但總體上是一條自古至今流淌的精神河流，它既支持了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傳，同時也不斷提升著文學自身的意義和價值。離棄愛國主義這一中國精神，既是民族的悲劇，也是文學的悲劇。

今天，中國已經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僅屈原、陸游、梁啟超的時代過去了，即使方志敏文章中的不幸之中國，也徹底遠去了。中國可以大聲告訴世界，中國已經擺脫了“很窮的國家”的定位，中國在奇跡般地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科學和工業。

在這個大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說，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文藝領域，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歷史化”“去中國化”，表明一些人不僅落后于時代，而且還與歷史上的中國精神越來越遠，只會帶來文化藝術的衰退，失其魂魄，焉得不衰？所以說“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之命運是歷史地改變著的，愛國主義這一中國精神在文化藝術中的表現和延續，也是歷史地發展的。在中國已經崛起、已經站在民族復興最高位的今天，有作為的文藝家，應該借助于自己敏銳的藝術觸覺，在藝術中感受中國現代化歷程之偉大及其不易，感受中國的志士仁人，特別是那些犧牲者的精神境界之偉大，他們明知人生不滿百年，而改變國家命運的斗爭需要世世代代的愚公移山精神，他們有著“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拋家棄子，埋頭苦干，舍生取義，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奮斗到底。

今天，我們的文化藝術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是，謳歌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斗爭，謳歌那些奉獻者的英雄業績，讓他們的精神永存于國家、民族的史冊；同時，我們要用自己的筆觸、畫面、音符、鏡頭去展現歷史長卷：這幅長卷就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而在如此長度中，唯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尤為輝煌，誠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言，從鴉片戰爭的反抗、反思到五四運動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他描述今日之中國，“對中國人和世界，這是一段良好時光。數以百萬計觀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寢去看陶制兵馬俑，或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散步，都可以體會到中國長期革命之確實情形，而同時欣賞它之圓滿結束。”（《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自序第7頁，正文第309頁）的確，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但文學藝術是具有非尋常尺度之功能的，足以衡量其意義。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精神，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這實際上就是肯定文學藝術在觀念形態中具有非尋常尺度之功能。此乃“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之豐富內涵。

令人欣慰的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們看到了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的新成就，愛國主義中國精神閃現出新的火光，如曹操詩云，“群星燦爛，若出其里”。一方面，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主題的大型群眾性閃唱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這一自發活動突破舞臺空間的限制，在自由舒展的唱歌活動中，所有在場人員，無論男女老幼，其對共和國成就的驕傲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也極其自然地在音樂紐帶中推進了人民大眾對強大中國的認同。

另一方面，專業性文藝創作結出碩果，國慶期間愛國主義觀影潮為證。由于《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三部國慶獻禮片的上映，愛國主義精神的文藝作品達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截至10月7日晚間，國慶檔電影總票房突破了50億元，三部國慶獻禮片的票房分別突破22.17億元、19.72億元和8.2億元，主旋律文藝的成功前所未有。

此一成功的啟示何在呢？本質上就是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將愛國主義崇高精神與藝術匠心完美結合。以《我和我的祖國》而論，這里的愛國主義精神已經不是屈原、陸游、梁啟超，甚至也不是方志敏時代的追求，而是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為內核。7個動人小故事的敘述回顧這一段歷史，刻畫出普通中國人為國家強大所作的貢獻。特別是其中的《奪冠》，獨具匠心，故事中的潛線索是中國女排的歷史性奪冠——中國沖擊現代化的象征，而故事本身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小學生的精神奪冠，他為了讓鄰居們更好地觀賞女排奪冠，犧牲了自己的純真友情表白機會，非常“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

之前發生過某一主旋律影片遭遇票房低潮，有一種意見試圖離開審美規律去分析。而三部國慶獻禮片的成功說明，文藝就是文藝，我們需要主旋律，需要愛國主義，但如同整個文學史的提示一樣，一切都要遵循審美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紅色經典的改編時，肯定了徐克導演對電影《智取威虎山》的改編，說：“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貼近現實的、更加戲劇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潑一點，都能拍得很精彩。”所謂“三突出”的方法是“文革”期間的一個歷史概念，把人物形象按照政治規則來表現，回避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實質上就是馬克思所批評過的“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的這一美學立場是完全繼承的，是按照美學規律來討論文學藝術創作問題的。我們應該完整準確地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發展繁榮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