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說：告訴我你讀什么書，我就會知道你是什么樣的人。

準乎此，似乎可以這樣說：告訴我你讀過什么書，我就會知道你可能寫出什么樣的作品。

因為，一個作家的寫作風格，固然決定于自己的個性和時代的風氣，但也是他所讀作品影響的結果。作家閱讀的經典作品越多，他的寫作意識和寫作經驗才有可能趨于成熟。

就20世紀的情況來看，中國作家的閱讀視野和知識構成，顯然不夠開闊，普遍不夠完整。我們否定和排斥中國的古典文學，也極大地忽略了從莎士比亞到奧斯丁的英國文學和古希臘文學。尤其是偉大的古希臘文學，我們對它的閱讀和接受，對它的價值和意義的認識，都很不充分。完整地閱讀《伊索寓言》的中國作家也許不少，但系統地閱讀《古希臘神話和傳說》和古希臘戲劇的中國作家，恐怕就不是很多了。至于《荷馬史詩》，一行一行細細讀過，且頗有所獲的中國作家更是屈指可數。

如果說，古希臘人就像伊迪絲·霍爾在她的那本著名的《古希臘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中所說的那樣，具有質疑權威、渴望知識、善于表達等“十種特殊品質”，那么，古希臘文學，在我看來，就具有富于人性、熱愛自由、追求榮譽、悲劇精神、英雄主義、歡樂活潑等精神品質，以及莊嚴崇高、樸素親切、清晰準確、堅實有力、不尚雕琢等文學氣質。用伊迪絲·漢密爾頓的話說，希臘的詩人“喜歡事實。他們對鋪張的辭藻沒有什么興趣，他們討厭夸大其詞”（《希臘精神》，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53頁）；這樣，他們就始終保持“對事實的敏感”，“對幻想和形容詞一直保持警覺”（《希臘精神》，第54頁）。在藝術創造上，希臘人傾向于限制而不是放縱自己的自由。他們熱愛秩序，服從法則的約束，致力于尋找將混沌引向秩序的線索。在伊迪絲·漢密爾頓看來，對秩序的熱愛，對法則的服從，乃是“希臘人最大的特征”（《希臘的回聲》，華夏出版社，2008年，第6頁）。

要知道，古希臘的神話和傳說，古希臘的寓言、戲劇和史詩，不僅是歐洲文學獲取靈感和技巧的武庫，而且是西方文學生根和成長的土壤。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都從荷馬史詩里汲取了豐富的文學經驗。1855年，在寫《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的時候，27歲的托爾斯泰，就從荷馬那里獲得了深刻的啟示：“為什么荷馬和莎士比亞一類的人講的是愛情、光榮和苦難，而我們的當代文學卻只有‘勢力’和‘虛榮’的無窮無盡的故事呢？”（托爾斯泰：《列夫·托爾斯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19頁）事實上，托爾斯泰的一些藝術手法，也是向荷馬學來的。例如，他描寫渥倫斯基與卡列寧見面，用一條狗在下游喝被上游的一條狗攪渾的渾水，來比喻渥倫斯基的懊惱心情；他的這種高妙的比喻技巧，就是荷馬最擅長的“事喻”修辭。

如果說，偉大的文學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那么，古希臘文學也應該成為中國文學的武庫和土壤。我們應該像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那樣，從荷馬史詩等偉大作品里，獲得豐富的文學經驗資源。雖然作為一種指代性的修辭，“言必稱希臘”不過是對教條主義學風的象征性批評，而不是針對希臘文化和希臘文學的具體批判，但是，從后來的情形看，關于希臘文化和希臘文學，確實很少有人認真對待和熱情稱道了。事實上，關于希臘文化和希臘文學，中國作家的了解實在有限，所以，縱有“言必稱之”之愿望，亦無“稱引無礙”之能力。就文學實踐來看，我們在中國作家的寫作中，幾乎完全看不到古希臘文學影響的影子。對古希臘文學的疏離和隔膜，限制了我們對人性的理解，也不利于我們的敘事能力和修辭能力的提高。

值得慶幸的是，最近，我終于意外而驚喜地讀到了一本書，一本由中國作家寫出來的討論希臘文學和荷馬史詩的書。

這本書，就是知名的報告文學作家理由先生所著的《荷馬之旅：讀書與遠行》。

作為一部“開拓性的文學筆記”，此書卓異而厚重，包含著作者理由對希臘文學的深摯的熱愛與深刻的理解。

正因為熱愛，理由才肯不遠萬里，走近希臘，走近公元前8世紀的荷馬時代；正因為熱愛，他才會如此耐心地閱讀荷馬史詩——《伊利亞特》16000行，《奧德賽》12000行，他一行行地細讀，用心地體會。

足歷目見，是一種古老而有效的致知方式。在閱讀中行走，在行走中閱讀。理由將行走與閱讀結合起來，以所見的外部世界，來印證所讀的文本世界。通過觀察希臘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理由為自己闡釋荷馬史詩，建構起了可靠的語境和根據。再加上優美的文學表達，遂使他的這部著作，達到了文情并茂、詩意沛然的境界。

理由走近有著2000多座島嶼和13000多公里海岸線的希臘。他行走在這個曾經有過22個城邦的國度里。他探訪特洛伊廢墟，登上險峻的邁錫尼城堡，徜徉在雅典的帕特農神殿。他眺望眾神居住的奧林匹斯山，凝視陽光映照下的愛琴海。他像一個目光敏銳的藝術家一樣，發現了愛琴海獨有的藍色。那不是蔚藍、碧藍、湛藍，也不是瓦藍、青藍或寶石藍。用這些形容詞，并不能狀寫出愛琴海所獨有的藍。于是，理由這樣寫道：“哦，它是妖藍！就像魔女勾魂的神秘的秋波在閃爍；那顏色說不上嫵媚，卻極具誘惑力，令人心旌飄搖。”“妖藍”，這是理由的一個發現。如果沒有足歷，就不會有目見，就不可能窺見愛琴海那魅惑人的別樣的美。

向外，走向自然，走向大地母親的懷抱；向內，走進文本，走進作者的心靈世界。理由主要從文學性和人性兩個角度進入文本，展開闡釋。他的目的是說明這樣一些問題：荷馬史詩的難以企及的詩性之美是怎樣創造出來的？為什么說它包含著敘事文學的全部奧秘？在人性表現上，它達到了怎樣的深刻程度？在人文精神表現上，它又達到了什么樣的崇高境界？

理由認識到了荷馬史詩的豐富價值。單就藝術成就和文學價值來看，“荷馬史詩幾乎展現了長篇敘事文學的全部藝術技巧”。他用生動的例子，揭示了荷馬的兩個最重要的藝術手法：一個是明喻，一個是直敘。他還揭示了荷馬史詩在敘事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作者態度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荷馬把所有人都當作人來寫，絕不隨意而淺薄地顯示自己的愛憎態度，既不明顯地同情自己的同胞，也不簡單地仇恨祖國的敵人。理由根據自己的理解，并借助克里斯蒂安·邁耶的觀點，完整地概括了荷馬在敘事上的三個鮮明特點，即成熟性、隱匿性和現代性。可以說，正是這些成熟而非凡的敘事能力，使荷馬史詩克服了3000多年的時間阻隔，贏得了現代讀者的強烈共鳴。

人性是理由進入荷馬史詩的另外一個通道，也是他闡釋荷馬史詩的另外一條線索。理由接受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人性觀——“人總是人性的人”。他相信人性是文學的恒久主題。在他看來，久遠歷史上形成的人性，有一個普遍而穩定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結構；這些內容和結構，就是“人的動物性加之以語言為標志的靈性”。他對那種未受扭曲的“裸露的人性”，即純真天性和健康性格多有肯定。布克哈特在《希臘人和希臘文明》中說：“在那個時代，情感還沒有被反思割裂開來，道德的準則還沒有被分離到存在之外”。正因為這樣，荷馬筆下的人物，全都“憑著欲望、本能、感情以及情緒行事放縱，盡興宣泄他們的憤怒、恐懼、痛苦歡樂和野性”。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人性，也許不是充分健全和完美的，但卻是非常自然和可愛的。

在荷馬的敘事里，希臘人將一切都人化了。宗教是人化的宗教，神是人化的神。神像人一樣自然和真實。在理由看來，荷馬根據人性創造了神，界定了神性，從而最終影響了希臘的歷史進程。然而，荷馬的這一偉大成就，可能被我們低估了。理由因此發出了深深的感喟：在荷馬之后，“人們不再裸露鮮活的自身”。不僅如此，他還在開闊的比較視野里，深刻地揭示了東方國度民族身心弱化的原因。有必要指出的是，兩相比較，始終是理由的一個研究視角。他時時將目光轉向自己的母國，顧盼有情，認真思考那些可與古希臘相互比照的問題，例如，中國人為什么不像希臘人那樣自然而健康地生活？中國人的人性為何沒有朝著希臘人的自由境界發展？中國為何沒有產生《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那樣的史詩？

對荷馬的兩部史詩的文本解讀，是理由這部書最為出彩的部分。他像摩挲瑰美的玉器那樣，摩挲著荷馬史詩的每一行文字和每一個細節。他還從藝術上闡釋了荷馬的文學天賦和偉大成就，例如，《伊利亞特》主題的巧妙轉換，以及荷馬所發明的包括“內心獨白”在內的所有技巧。他最終的結論是：荷馬在3000多年前所達到的藝術高度，“不僅難能可貴，而且難以企及”。

但是，如果認為理由僅僅滿足于闡釋荷馬史詩的詩學價值，那就錯了。因為，他也關注人性，關懷現實。他從荷馬的敘事中看見了復雜的人性——看見了攻擊天性、嫉妒心和貪欲，看見了人們對榮譽的渴望、對友誼的忠誠，看見了惻隱之心和高尚的利他主義，看見了體育對戰爭的升華和超越。他試圖從古人的敘事里，尋找療治今世人心的良藥。他反對“性惡論”，因為，人性是復雜的，而且是可變的。他肯定孟子、休謨和斯蒂芬·平克等人的積極人性論，但也強調了環境決定論。在分析中國人與美國人的差異性的時候，理由表達了對某些“蠱惑”之論的不滿，甚至情不自禁地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和對抗意識。

盡管在本書的結尾，關于人性，關于人性所導致的現實沖突，理由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讓所有人滿意的方案，但是，他稱道和闡釋希臘文學的理由，卻是充分的：研究荷馬史詩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能幫助我們認識什么是偉大的文學，是因為它能對我們認識人性并升華人性，提供深刻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