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2歲的阿爾貝·加繆（1913-1960）打開了一個方格本，寫下了他對逝去的貧困的鄉愁、兒子對于母親的情感、潛伏的記憶和童年的材質的感想，環境轉換之后，他仍心存感激，并感到良心不安。就像埋下了一顆種子，每天灌溉，從此之后，直到加繆逝世，生長和發展出了更多的記載，二十五年，九本日記，每本都有編號。

日記是內心的獨白。那些帶著歲月痕跡的文字烙印著一個人的人生軌跡。偶爾，加繆也寫道，“在我最美好的經驗中，有好幾段是跟讓娜有關的”；或者講到某天在街上看到一位漂亮姑娘，不由得“下腹一緊”；也有提及與友人歡宴、散步的歡愉……不過，整體看來，涉及個人生活私密情感的記述不多，輕筆掠過，加繆更著力于省思，這是加繆日記的基本特質。

即使他在表達失望或憤怒之時，也往往是內斂的、防衛性質的，也許1935年的序曲就奠定了基調，當時那么年輕的加繆就決定以成熟的思考的方式挖掘自己的內心，細節的生活場景被仔細地過濾、內化成了他對外界的反應，不表現為生動的還原，而更多體現為哲思的片段，也更多地指向寫作的困惑與對時代的觀察，因此，它們稱為“手記”是更恰當的。

母親，是加繆永遠的鄉愁

1913年11月7日，加繆在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孟多維的一個農民家庭出生，父親在他未滿周歲時因戰爭負傷逝世，加繆由母親撫養長大，母親既不會閱讀也不會書寫，但給了加繆很好的教育。加繆的第一部文集《反與正》由五篇散文組成，是從一個老婦人晚年為自己修建墓室的故事引發出來對生活的思考，很多來自于外祖母與母親的經歷。

1938年的晚秋，加繆在手記里寫下了《局外人》著名的開頭：“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說話的人仿佛很冷淡，但也可能，哀默不必形于言表。

1958年5月29日，加繆寫道：“媽媽，如果我們夠愛我們所愛的人，就會阻止他們死去。”加繆一直受困于肺結核，到了后來，肺病越來越嚴重，加繆不斷表達他的痛苦與焦慮，在此時，在無助時，母親是加繆得以安定的力量。

1959年12月，一篇散文化的日記，他說海是神性的，生命是在海里誕生，大海有天終將收復失土。凡寫到沙灘和陽光的，筆調往往深沉而憂傷。“

“母親”構成了他的整個敏感度的來源，以縮影的形象代表了他的信仰。他在她那里感覺到無所拘束，而且，孤獨可以得到慰藉。“母親”這個概念，是來自加繆家庭體驗的具化升華，從更廣大的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加繆的阿爾及利亞，是他離開而又羈絆的故土。

加繆的母校阿爾及利亞大學

以哲學的方式談論死亡

加繆出生于天主教的環境，成長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域，阿爾及利亞的海岸線猶然分布著許多古羅馬的廢墟遺跡，因而加繆可能很早就在思考著人類生存有何意義。

1937年1月，加繆在日記里寫下“卡利古拉或死亡的意義。”他設定，卡利古拉在劇終將掀開布幕對觀眾說：“不，卡利古拉沒有死。他在這里，還有那里。他在你們每個人的心里。如果給你們權力，如果你們還有點熱情，如果你們還愛著生命，你們就會看到他發狂……”

當加繆思考塵世的時候，死亡也會以哲學的方式被談起。通過對日常事件的抽象，自然而然地引向唯一的大問題前面，“世上只有一種自由，那就是不要和死亡作對。”加繆如是說。

無論《局外人》里的默爾索，貌若平靜地提及母親的去世，然后照常度日，接著射殺一個阿拉伯人的行徑；或《卡利古拉》里的暴君國王，沉溺于肆虐欲望帶來的殘忍感受；或《鼠疫》在一個封閉的、孤離的環境里迅速展開的受害者的遭遇；或加繆在哲學散文《西西弗的神話》里所說的：“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就是自殺。”或，所有的作品。

加繆的作品是寓言，辨析那些普通而又容易疏忽的道理。對于加繆來說，死亡并不是終結，他探索修昔底德的歷史哲學、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神學的融合和不可融合，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尼采、紀德、卡夫卡、薇依、布克哈特和斯賓格勒等作家，閱讀帶給他越來越多隨機的或深思的智慧和富有個人特色的自我反思，手記彰明了思考的沉淀，及其轉化輸出的過程。

由荒謬走向反抗，積極地入世

《加繆手記》多處出現“荒謬”一詞，這也正是加繆思想的主要核心。

從文學起步伊始 ，加繆就把對“荒謬”的思考植入他的作品。生存荒誕、人的孤獨、面臨死亡、人與人的漠然關系……這些主要的命題早就準備完畢，只等著逐漸豐富。

《局外人》通過承認現實的荒謬而使人獲得解放；《鼠疫》所展示的荒謬證明了世界的分裂與虛無；《西西弗的神話》用哲學隨筆的形式注解他的小說，以個體的存在和世界的沉默之間所撕裂的斷口觀察荒謬的起源和表現。加繆的荒謬哲學并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純粹的入世哲學，就如同那個推著石頭的西西弗斯的形象，在日常的輪回里獲得了獎勵。

1942年1月，加繆寫道：“一旦做出了荒謬的結論并愿意接受這樣的人生，人就會發現意識是世界上最難把持的東西。所有的狀況幾乎都在跟它作對。事關如何在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即使世界荒誕如斯，人仍可有所作為。

1945年9月，加繆寫道：“能夠和荒謬分庭抗禮的是一群向它挑戰的人。”在發現了塵世間的所有都以冷漠的態度相隔的時候，加繆又發現了針對不可避免性而進行反抗的可能。

1948年9月，加繆寫道：“人必須擁有自我，自我犧牲才有意義。否則，犧牲只是為了逃避個人的不幸。你沒有的東西要怎么給人？在放下武器之前，先成為自己的主宰。”

對于預先注定的命運的思考，所有的認知和自我對話，以自由為向導，漸漸集結為“反抗”的美學主題。加繆把“反抗”視為荒謬這個主題繼續發展。

做“局外人”，保持反思的能力

《反抗者》在1946年之后的手記里萌芽，加繆思考荒謬與反抗之間的關系，這構成了1951年出版的隨筆集《反抗者》的基礎。

這部作品引發了加繆和薩特那場眾聲鼎沸的決裂。其實，他們友誼的根基在起初就不太牢固。《局外人》這部小說讓加繆一舉成名，那時他還不到30歲，薩特以《解讀<局外人>》熱情支持這位年輕作家。1947年《鼠疫》的出版讓加繆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讓他被公認為存在主義陣營的一份子。但這種接納在加繆看來是不太情愿的，正如他仍然不習慣巴黎的風俗，他在巴黎的知識分子圈里也仍然是局外人。

“社會需要的是那些會在他們母親喪禮上哭泣的人，或者：用來判我們刑的，永遠不是我們認定的那個罪名。”《局外人》被批評時，加繆寫的這則手記，可能也預示了自己的未來。因為，從根本上，加繆認可人與人、人與世界的距離，人要保持獨立反思的能力。加繆說，真正有創造性的革命必須伴之以道德規則，所有人都應懂得界限的約束。而在20世紀中葉，薩特這一批法國知識分子則強調政治介入，并主張暴力是可取的，加繆與時代的潮流向背。

早在《鼠疫》出版之時，羅蘭·巴特就批評這部小說的架空性質，小說的政治訴求過于模糊。而在《反抗者》出版之后，加繆被孤立的情境更明顯了，他只能在手記里訴說心情，控訴這場論戰帶給他的傷害。后期文字顯得苦悶抑郁，不斷向著哲學求索超脫。整個1950年代，加繆都處于孤獨的邊緣地位，哪怕1957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也沒有多少改善。托尼·朱特曾經以加繆為參照來分析法國的政治傳統。朱特說，自由主義在法國生活里向來處于弱勢地位，權利在法國總是以集體的、群眾的面貌出現，因此，加繆始終格格不入，但無論荒謬與否，阿爾貝·加繆、雷蒙·阿隆這樣的自由知識分子依舊存在。

今天，隨著《加繆手記》以及時代氣候的改變，我們對于加繆這個“局外人”的個體命運以及他主張的“荒謬”等概念，有了一些更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