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理論的力量，來自能抓住問題的根本。而文藝的根本，就是藝術人民性。

在“藝術人民性”問題上，歷來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堅決主張藝術人民性；二是雖也倡導，卻比較含糊甚至有偏差；三是完全否定藝術人民性。

藝術人民性是客觀存在于藝術實踐之中的，不以否定者及誤讀者的意志為轉移。但如何準確地、恰當地高揚藝術人民性呢？這就需要從歷史到現實、從實踐到理論，從中國到世界，來加以梳理和辨析，使之立于深厚的歷史與學理基礎之上。

劉永明的《馬克思主義與藝術人民性》（中國文聯出版社2018年5月版），就在這些方面做了扎實而深入的探索。

“人民性”理念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就已出現。據考證，最早提出文學藝術意義上的“人民性”，是德國哲學家、神學詩人赫爾德（1744—1803）。他在1778年出版的《詩歌中各民族的聲音》中首先提出并作過初步探討。“人民性”得到系統闡述，則是由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實現的。俄國詩人、批評家H.維亞杰姆斯基在1819年給A.屠格涅夫的信中，在俄國第一個使用“人民性”這一術語。到普希金那里，他不僅撰寫了《論文學中的人民性》等理論文章，而且身體力行，在自己的小說和劇作中努力體現人民性。此后，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赫爾岑等發展了“藝術人民性”思想，使之成為一個比較系統而又重要的文藝理論范疇。

那么，藝術人民性的思想和表現，在這一理論范疇形成之前是否有過呢？劉永明答：有，而且很豐富。他由此轉向中國古代。盡管“人民性”概念進入中國，最早出現于1944年《中蘇文化》文藝專號刊登的《文藝論爭中的幾個教訓》譯文中，但至少遲至西周采風時，就有早期的體現人民性精神的民歌；到春秋時期，產生了比較明確的藝術人民性思想。此后，歷經數千年的發展，藝術人民性在中國終于成為歷史洪流和時代主潮。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發展，是人類思想史歷程中的一大飛躍。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在無產階級文藝創作實踐中，藝術人民性有著怎樣的地位，又有著怎樣的演化呢？這是本書探討的重點。

以往的藝術人民性思想，雖然有十分精辟和深刻的地方，但也常常錯訛雜陳。是馬克思恩格斯將藝術人民性置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堅實基礎之上，使之發生了革命性的突破。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從“抽象人性論”到“人的現實存在方式”、人的本質從“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到“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從“現成人”到“生成人”的這三大變遷，為馬克思主義藝術人民性思想奠定了堅實的人學基石。同時，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對藝術人民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說。列寧則將“藝術的人民觀”提升到“人民的藝術觀”，在藝術人民性思想發展歷程中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列寧對藝術人民性各個方面的論述，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

列寧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格局，我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模式與蘇聯、西方模式之比較》（1992）中曾分析過，提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此一分為三，形成了三大模式。劉永明的著作基本上也依此線索展開。從列寧到斯大林，作者自然進入到對蘇聯模式的梳理，對斯大林、盧那察爾斯基、高爾基、托洛茨基及巴赫金、季莫菲耶夫等在藝術人民性問題上的貢獻，作出了客觀的評述和公平的評價。相比之下，對西方模式的評說比較簡略。除了盧卡奇（而且還偏重其早期）、葛蘭西之外，對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塞、阿爾都塞、伊格爾頓等，或一筆帶過或只字不提，是一遺憾。

再轉回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模式，作者下的功夫較深。對中國模式的形成，作者從1840年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溯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文化運動、左翼文化運動、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十七年、新時期40年，直到2016年的《從黨性、階級性到民族性與人民性——兩個文藝座談會講話的比較研究》（評論）和《人民的名義》（創作），都細致地做了描述，可謂嘔心瀝血。不過，我以為還是太蕪雜了，可以選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理論，概括得精練一些。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道路可以說十分曲折。就藝術人民性理論而言，便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從總的方面看，1950年代、1978—1980年間是藝術人民性研究的高峰，而1980—1990年代則是低潮。進入新世紀之后，特別是2014年10月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后，藝術人民性研究得到全面提升，獲得了許多新進展。在這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做出了卓越而獨特的貢獻。作者不僅重點評述了魯迅、瞿秋白、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及郭沫若、周揚、林默涵、馮雪峰、何其芳等人的重要思想，也發掘了張聞天、巴人、徐中玉、錢谷融、黃藥眠等人的獨到見解，殊為可貴。但我以為，作者在本書中對錢谷融等評價偏高，對周揚等的作用評價偏低。在《西風東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1993）一書中，我依據歷史事實和中外專家的研究成果，提出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成發展過程中，瞿秋白、周揚之功卓偉，應予充分評估。

在系統梳理藝術人民性理論發展的歷史脈絡之后，作者對藝術人民性的內涵、外延及其相關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闡說，其中有不少見地，給人以啟發和思考。

馬克思主義藝術人民性的本質是什么？作者認為：它是一種革命的藝術倫理或藝術的革命倫理，以此與把藝術人民性當作審美本質和政治本質的觀點相區別。這一看法是很有積極意義的，既可避免唯藝術論，也可避免庸俗社會學，而真正回歸到藝術人民性的本體訴求。藝術人民性至少有五種表現形態：主觀的和客觀的、直接的和間接的、顯性的和隱性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高層次的和低層次的。這一分析十分精辟，同時也給人以啟迪：藝術諸特性，大多也可從這五方面分析，從而使我們對藝術獲得更深入和全面的認識。

無論在歷史上有過怎樣的曲折發展和表現，藝術人民性的基本內涵依然是相對穩定的，即創作主體的立場態度、作品本體的真實性傾向性、作品的客觀效果、藝術追求和成就。在這一基本內涵中，就自然會延伸出藝術人民性的相關問題，如與階級性黨性、人性人道主義、主體性、本體性、民族性、地方性、世界性、現代性等的關系。至此，作者基本完成了對“藝術人民性”的系統考察。

之所以說是基本完成，是因為在藝術人民性基本內涵里的創作主體一項中，就指向著藝術知識分子的價值追求。換句話說，藝術人民性與藝術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是整個問題的重要內容和環節。但因作者思考研究得還不夠成熟，故涉獵不多。對此不予苛求，期待作者繼續努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論述了五個問題，其中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部分談的最多。他說了三個要點，第一是人民需要文藝，第二是文藝需要人民，第三是文藝要熱愛人民，核心意思是更好地以文藝方式為人民服務。這一闡述有助于我們對藝術人民性問題認識的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還明確要求我們“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的關系”。藝術人民性思想從此發展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本書以此為指導，回溯歷史，著眼未來，堪稱藝術人民性研究的新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