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必定得有點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這是英國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其名著《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就“女性與小說”發表的高見。這個看似簡單的表述中隱含著并不簡單的女性主義政治。伍爾夫以詼諧幽默的筆觸，調侃了女性的現實處境，抨擊了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的壓迫、制約與掌控，她一語中的地指出：女性成就自己的藝術生活的阻礙不是缺少才華，而是沒有“錢和房間”：即貧窮限制了想象力與創造力。而對于女人而言，貧窮的本質就是被控制、被剝奪、被壓榨。不難看出，伍爾夫以日常的、謙卑的、甚或帶有小女人氣的口吻表達了她對于性別政治睿智而犀利的觀察與評判。及至今日，“自己的房間”依然是女性獨立意識與自由思想的重要象征。

弗吉尼亞·伍爾夫是20世紀重要的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她同時也被認為是女性主義文學的先鋒。自從1915年出版第一部小說《出航》（The Voyage Out）以后，伍爾夫筆耕不輟，創作了多部特色鮮明的作品，其中虛構作品包括《夜與日》（Night and Day,1919）、《雅各的房間》（Jab’s Room,1922）、《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1925）、《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1927)、《海浪》（The Waves,1931）等等，其作品中的現代性、實驗性以及女性主義思想成為有關20世紀文學的討論中繞不過的話題。在伍爾夫的非虛構作品中，她以“誰也模仿不了的英國式的優美灑脫、學識淵博”，而被譽為“英國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和“新散文的首創者”。1928年10月，伍爾夫兩次受劍橋大學之邀，先后到紐納姆女子學院和戈廷女子學院就女性與小說一題發表演講。1929年3月，她將兩次演講整合成一篇文章以《女性與小說》為題發表在美國的《論壇》雜志上。后來，她對此文的內容進一步拓展，于1929年10月以《一間自己的房間》為題由霍加斯出版社在英國出版。這本薄薄的小書僅有100多頁，卻以它前所未有的力量震撼了學術界，既被譽為女性解放的宣言書，也被公認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領域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之作。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指出，“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女人，生活在16世紀，必定是不幸的女人，只會折磨自己。要釋放頭腦里的無論怎樣的才智，需要具備某種精神狀態，而她周遭的所有條件，她的全部直覺，處處都與這種精神狀態相抵牾。”她同時指出，16世紀及其之前被認為是“貓進不了天堂，女人寫不出莎劇”的時代，假如莎士比亞有個妹妹叫朱迪斯，“可以肯定，她只能待在家里。她雖然像她哥哥一樣充滿活力、富于想象，而且同樣渴望了解世界，但是她既沒有被送去上學，也沒有機會學習語法和邏輯，更不用說閱讀維吉爾與賀拉斯的詩作了。”所以，在16世紀，“莎士比亞的妹妹”成不了莎士比亞，但這并不表明她們的創造力是匱乏的，也不表明女性的心智是不完整的，或者她們是行尸走肉沒有靈魂的。相反，在伍爾夫看來，女性的天賦并不比男性差，只是她們受到了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逼迫。像朱迪斯那樣，伍爾夫敘述說，17歲時，她的父親便將她許配給了住在同一條街上的羊毛商的兒子，她不愿意，卻遭到父親的責打，但是她怎么也接受不了這樣的安排，于是，她逃離了家庭，趕去倫敦，來到劇院門前，找到劇院經理說，她想當個演員。但是，那個胖胖的男人狂笑著說，“女人演戲還不如讓卷毛狗來跳舞哩，所以想都別想。”不久，她就懷上了這個經理的孩子。結果，在一個冬天的夜里，她痛苦不堪地自殺了，“尸體被埋在城外的某個路口，也許就是今天大象城堡飯店前那個公共汽車站所在的地方”。伍爾夫以“莎士比亞的妹妹”的命運影射女性受制于她所處的社會與歷史以及作為“第二性”和“卑賤者”被壓制、消減甚至剝奪創造力的情形，她呼吁女性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但不必憤怒，而應該“誠實地”、“心平氣和地”把它寫出來。她宣稱，女性寫作與女性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女性只有在考察自己與社會、歷史的聯系中追求一種明凈的精神狀態，追求心智的自由，承認自己的局限，才能最終“成為自己”、“成為自己生活的詩人”。伍爾夫所提出的這種女性主義詩學思想對當代女性作者和讀者的閱讀、寫作以及生活影響極為深遠。

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利用小說家的自由與特權”，用虛構與意識流的手法，打破時間和空間的局限，展現了時空交匯中女性被歷史傳統羈絆、被男權歧視并壓抑、被現實生活困擾的處境，她設想了 “我”在“牛橋”與“瑪麗小姐”相遇的場景，在她們的交談中一一呈現了“西頓夫人”的歷史以及“莎士比亞的妹妹”的人生軌跡，她借用小魚咬鉤比喻女性的思想與才情，以一只沒有尾巴的貓隱喻女性的獨特之處，以載著男女前駛的出租車暗指“雌雄同體”的可能性。讀者也隨著她的思緒，在“牛橋”的校園里漫步，在河堤上沉思，在圖書館前駐足，在餐廳里享用午餐，或是隨她一起回到她的居所，站到她的書架前思考。伍爾夫通過想象構筑了一個虛構的作家創作的空間，帶著讀者穿越時空，體驗歷史與現實的交叉與摩擦。事實上，從16世紀到19世紀，女性一直處于被物化并喪失主體性的重壓中，她們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在1891年之前，英國的法典中還允許丈夫將妻子閉鎖在家中；1918年，英國女性才獲得選舉權（并限于30歲以上的女性），而在此前英國向女性開放的職業，按照伍爾夫的描述，也就是“從報社討些零活謀生，教幼兒園的孩子識字賺取幾個英鎊”之類，“即便到19世紀，人們仍不鼓勵女性成為藝術家”。而在20年代后的女子學院里，像戈廷學院和紐納姆學院，女生還“需要帶上厚厚的手套”，用“金塊打造的柵欄來保護自己”。顯然，在那個女性寫作才華不受器重的年代，女性缺少政治、經濟的保障，即便是在英國這樣一個老牌帝國主義的國家，女性的社會地位在當時也是相當的窘迫。直到20世紀初，在女權主義政治運動的推動下，女性逐漸獲得了選舉權、受教育權和財產權，雖然在當時擁有500英鎊的年薪再加自己的房間對于很多女性而言依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是在女權主義的搖旗吶喊中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開啟了解放自我的征程。所以，伍爾夫指出，小說是女性借用來表達自我的媒介，要真正弄清楚女性寫什么、怎么寫以及為什么要這么寫，必先要理解女性的真實生活，理解她們在歧視、桎梏、甚至是刁難中的種種隱忍、遮蔽、掙扎與逃逸。于是，女性寫作所撼動的不只是小說創作的方式和方法，而是整個社會的歷史認知、文化傳統、乃至政治機制。顯而易見，在伍爾夫的字里行間透露出她的女權思想，但是她的女權觀點中含有后女性主義的主張。她指出，詩性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物質生活的富裕，要有閑暇，要有一小筆錢，才有超越個人得失而靜思萬物的可能。但她提醒女性要心平氣和地思考，要不懷膽怯與怨恨去創作，才得以復活被歷史所埋沒的才情。她承認女性創造力與男性的差別，認同男女生理構造上的差異，但她倡導社會教育強化男女不同，以滿足世界的多彩與世界的浩繁，展現世界的多元性特質。她寫道：“兩個性別尚且不足，只剩一個性別又怎么行？教育難道不是應該發掘和強化兩性的不同點，而不是共同點嗎？”她呼吁男女性別合作共營，建構雙性同體的理想國，創設和諧共生的生命景觀。

今天女性寫作的成就與伍爾夫的時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過去100年甚至200年間，女性現實生存境遇的轉變帶來了女性寫作翻天覆天的變化，形成了新時期女性小說創作的新版圖。相對于19世紀那個“沒有女文人這類人” 的時代，20世紀卻是女性作家層出不窮的時代，女性寫作不再是“被山巒包圍的荒漠”，而變成了“山巒迭起的草原”，其中“奧斯丁山峰”、“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脈”和“伍爾夫丘陵”仍然具有極高的辨識度。20世紀2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風起云涌，憂郁而又不幸的“莎士比亞的妹妹”被女性主義所拯救，她們擁有了“自己的房間”，用“白色的墨汁”寫她們自己的故事，從 “閣樓上的瘋女人”變成了“大笑的美杜莎”。女性的命運被徹底改寫，“貓進不了天堂，女人寫不出莎劇”的時代被徹底翻轉。到20世紀90年代，在女性主義第三浪潮中，女性訴求從激進的對抗轉向溫和的合作，受害者女性主義的吶喊之聲漸漸減退，代之而起的是后女性主義多元表達，雖然平等與賦權仍然是女性主義者的終極追求，但女人們轉而審視自我，收回了她們試圖占據男性領地的野心。生活態度的轉變帶來了寫作空間的轉移，以及寫作主題和敘事方式的變化，變化進一步激發了女性寫作的力量，涌現了大批女作家與作品。這從世界主要文學獎的評獎中可見一斑。從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到英國的布克獎、美國的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澳大利亞的邁爾斯·弗蘭克林獎等等，女性儼然已經成為各個文學獎項的領獎臺上的主角。肖瓦爾特曾經宣稱，女性文學是“她們自己的文學”，獨成體系，但是，她指出，這種分離的英國女性小說的文學傳統，在21世紀來臨的鐘聲中結束了。21世紀是全球化的信息時代，是邊界被打破、整體被重構的時代，是女性寫作的世界版圖變遷的時代，也是女性寫作從邊緣向中心移動的時代。隨著女性寫作跨越東方與西方的國別邊界、第一性與第二性的身份邊界、公共與私人的空間邊界、以及女性主義與反女性主義的意識邊界等，女性文學傳統在跨界中延伸并拓展，成就了更多的女性作家及其波瀾壯闊的人生。

在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出版90周年之際，我們重讀這本書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女性與小說”以及“自己的房間”。對于中國大多數年輕一代女性而言，她們或許難以想象18世紀之前女性所受到的限制：她們沒有經濟來源，她們不得不將全部的時間用來養育孩子和陪伴家人，她們的創作才華不被欣賞等等，在她們如今視為理所當然的各種權利中，印刻著她們的母親們、祖母們以及曾祖母們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認清歷史是使得我們保持警醒的重要路徑。伍爾夫告訴我們，那些幾百年前“豬也來刨食”的地方，如今變成了圖書館、實驗室，看似“金銀財寶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鋪砌的路面嚴嚴實實地遮蓋了荒草”。其實，一切權利的獲得都沒有那么輕而易舉，我們惟有透過金銀財寶的基石聽到那些枯萎的野草的歌唱，才更能體會到擁有金銀財寶的幸福。不僅如此，認清自我是使得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迷失方向的重要保障。“做自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伍爾夫坦言，她鼓勵女性要忘掉自己的性別，去掙錢養活自己，要真誠、清靜，要有更遠大的目標，要努力向上，追求精神生活，要留心自己肩負的責任，留心對未來會產生的影響。毫無疑問，伍爾夫的遠見，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讓我們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