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銅武士 本報記者 王瑟攝/光明圖片

中國現存最早的《三國志》寫本，自帶高光的“小河公主”，中原地區文化娛樂生活中常見的骨博具，還有鼎鼎大名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11月1日，北京大學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聯合主辦的“千山共色——絲綢之路文明特展”，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正式開展。70多件（組）代表了絲綢之路重要節點上的重要文物，引起人們的關注。

1、絲路上的印跡

以漢武帝時期張騫“鑿空”為始的絲綢之路，東起長安、洛陽兩都，向西從甘肅、新疆，途經中亞、西亞，遠屆地中海，向東則延伸至日本。海路發自中國東南沿海，過南亞諸島，經波斯灣，遠及非洲。絲路所經，多是高原、雪山、戈壁、荒漠、草原等艱險地帶。然而，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從未阻斷人們互通往來的腳步。無論是張騫、甘英、法顯、玄奘，還是馬可·波羅、魯布魯克，抑或是無數不知名的行人，他們的艱辛跋涉在絲路歷史上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跡。

歷史上絲綢之路南、北、中三道，正是沿著新疆天山、塔里木盆地延伸展開。本次展覽以新疆與絲綢之路歷史進程為線索，共分三個章節。第一章節“聯雪隱天山”，呈現四萬年前人類的足跡便已出現在新疆。青銅時代至鐵器時代的早期文化，在冶金、作物種植、動物馴養等方面技術的傳播中，新疆起了關鍵的橋梁作用，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獨特的貢獻。第二章節“影麗天山雪”，講述春秋戰國時期，新疆草原地帶的游牧部族、沙漠綠洲的城邦逐步發展，漸次演變為漢代“西域三十六國”，并在草原游牧的阿爾泰山、天山北麓、蔥嶺，以及綠洲地帶的龜茲、焉耆、于闐、高昌、疏勒分別形成區域文化圈。第三章節“明月出天山”，介紹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設西域都護統轄天山南北，此后歷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置軍政機構，設官分職，頒布政令。

來自新疆11家博物館的共70件（組）珍貴文物，每一件都承載著一段厚重的歷史，更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出現在觀眾面前，十分珍貴。

2、文物的話語

身高152厘米，深眼窩，亞麻色眼睫毛，高鼻梁，面容姣好，體態豐腴的“小河公主”難得走出新疆，晉京展出。她是公元前1500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縣小河墓地11號墓的墓主人。與她的船棺、男根立木、女陰木槳，以及來自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千年黃沙一道，與觀眾見面。她全身涂抹了乳白色的漿狀物，經過檢測后被確認為乳酪。她頭戴白色圓氈帽，左側插2根單桿羽飾、橫綴1只伶鼬，鼬頭懸于帽中部。頭部下枕白羊皮。頸部佩戴綴有珠飾和羽毛纓的紅毛繩項鏈，右手腕系戴穿綴1枚管狀玉珠的紅毛繩手鏈。身體用一件寬大的白色毛織斗篷包裹。斗篷從右向左掩合，在胸部用2根刻花木別針和2根短紅柳棍一里一外配合插別在斗篷的右邊緣，上掛3包麻黃枝。腰圍白色毛織腰衣，穗長近膝。腳穿皮靴，靴底皮毛朝外。“小河公主”身上所掛的麻黃枝是研究中國中醫藥學、外科手術發展史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中國中醫藥學與西亞、南亞地區交流史的寶貴資料。

身著華麗服飾的營盤男子，來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他年約25歲，遺體已成干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穿紅地對人獸樹紋雙面罽袍，長110厘米，下擺寬100厘米。交領、右衽，下擺兩側開衩至胯部。用作袍面的毛罽為雙層兩面紋織物，表面以紅色為地黃色顯花，背面花紋相同，顏色相反。紋樣對稱規整，每區上下六組，橫向布置對人紋或對牛、對羊紋等典型的波斯圖案，當中用橫排的無花果樹或石榴樹隔開。其中的人物皆為裸體男性，卷發高鼻，肌肉發達，健壯有力，肩搭披風，手執兵器，兩兩相對作演武狀，應是古希臘愛神厄洛斯（Eros）形象。每組圖案均呈二方連續的形式，貫穿通幅。整體紋樣體現出古希臘、波斯兩種文化互相融合的藝術特征。專家推測，他很可能是當時西域城邦之一的墨山國的貴族。

在新疆吐魯番鄯善縣安樂古城南佛塔內出土的《三國志·吳書·孫權傳》寫本殘卷，是陳壽《三國志》寫本殘卷，也是現存我國最早的《三國志》實物。殘存內容為《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吳主傳二》建安二十五年至黃武元年一節，文字與今通行本略有不同。共有41行，570多字。郭沫若根據字體判斷為西晉抄本。也就是說，在陳壽成書之后到西晉滅亡（315年）之前的短短20年內，《三國志》已傳寫入新疆。可見當時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區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之深。

經鑒定，新疆出土的晉唐時期的紙本和敦煌出土古紙一樣，均使用中國傳統造紙原料。此件《三國志》寫本殘卷使用本色加工麻纖維簾紋紙，質地精良。

來自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新源縣71團的銅武士是戰國時期的文物，由紅銅合模澆鑄而成，內部中空。左右兩手中間中有一孔管，原來應握有器物。銅人頭頂所戴近似尖帽，因此以往學術界大多認為表現的是古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0—425年）《歷史》中記載的塞人（Saka）一支的“尖頂塞人”。甚至有人認為是匈奴祭天的“金人”。但這些觀點并不正確。銅人的跪姿和手勢說明了其身份，頭頂所戴也并不是尖帽，而是希臘式武士盔。盔上高高突起的實際上表現的是長盔纓。這種頭盔在希臘瓶畫、雕塑中極為常見。因此，這件銅武士像應該是希臘化時代影響下的產物，是中國和希臘化世界存在文化交流的物證。

3、歷史的明證

出土于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波馬墓地的烏孫的鑲紅寶石金面具、克孜爾石窟171窟唐朝龜茲王族頭像、和田地區約特干遺址出土的常見于地中海地區的人首牛頭陶水注、唐朝吐魯番地區柏孜克里克石窟里的粟特文摩尼教寫卷、吐魯番鄯善縣吐峪溝石窟遺址出土的唐朝地藏菩薩幡畫——每一件珍貴的文物背后，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承載著一段厚重的歷史，指向文明的深處。

北京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研究員陳凌，他在新疆進行考古20多年，是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他說，這次挑選的展品，在他看來都不簡單，因為任何一部關于世界古代文明的敘事，都繞不開絲綢之路，而這些文物，恰恰就是歷史留下的明證。唐代托盞侍女圖屏風畫色彩明艷如新，讓人懷疑它是否真的繪成于一千多年前。一塊4.5萬年前的小小石頭，是這次最古老的展品。它顯然經過精心打磨。彼時的人類從石材上打下石片，制成工具，即稱為“石核”。而新疆阿勒泰地區通天洞里留下的遺跡則說明，同樣是在4.5萬年前，居住在那里的人，點燃了人類最早的一堆火，開始了“生火做飯”的日子。

陳凌介紹，新疆吐峪溝出土的酒葫蘆上有漢字、有回鶻文；成堆出土的文書里，有14種語言、23種文字；六種不同文化的玻璃器也可以同時出現。在新疆考古中發現的最早的文字是漢字，在紡織品上漢字也到處可見。在新疆，多種文明曾經交匯。它是絲綢之路的腹心地帶，也是民族文化交融、壯大中至關重要的地點——某種意義上，這里是我們許多文化的“源頭”。

陳凌撰寫的展覽序言這樣寫道：這場展覽，正是希望我們透過這些來自新疆的遺存，得以深入了解絲綢之路，進而認知我們真實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