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這座位于歐陸中心的城市，歷史和遺產之豐富自不必提。它一度是神圣羅馬帝國的首都，在15世紀到17世紀，它是宗教變革的核心地帶。二十世紀下半葉，它又成為了冷戰雙方的頡頏之地。雖然布拉格被歷史的偶然性涂抹成它幾乎無從是的樣子，但它同時也幾乎是全球最具文學性的城市之一。

布拉格城市的文學歷史起源很晚。波西米亞的主國大摩拉維亞帝國扶植基督教和斯拉夫語——布拉格地區衍生出來了格拉果尓文字（Hlaholice）即古斯拉夫語。現存的斯拉夫語文學主要是禱詞。11世紀后，羅馬拉丁語占據了布拉格地區的主流。布拉格像大多數歐洲城市那樣，撰寫著基督教文本，在布拉格主要是圣徒行傳錄；同時，逐漸崛起的布拉格也開始撰寫屬于自己的城市文學，主要是編年史。這個時期的經典無疑要數布拉格的科斯馬斯（Cosmas of Prague）的《波西米亞編年史》（Chronica Boemorum），此書借鑒了羅馬文人薩盧斯特和李維多斯·安德羅尼庫斯。科斯馬斯是牧師和受奉人（prebendary），檔案顯示他游歷頗豐，他將大量民間俗語和套話夾入拉丁語文本中，使得三冊貫穿整個捷克人史《波西米亞編年史》生趣十足。

成書于13世紀的《魔鬼圣經》（Codex Gigas/Giant 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紀古抄本。它由160整張羊皮紙構成，第577頁有占整頁的魔鬼撒旦畫像。書籍包含《舊約》和《新約》的拉丁譯本和一些史傳、詞典、魔法的書籍和其他文章。

德國中世紀文學為捷克文學帶來了戀歌（Minnesang），也擴大了它的文學文類和文學內容，直到19世紀，德語文學一直是捷克文學很重要的一支。但捷克與生俱來的民族意識迫使文學朝向本民族的方向發展。通過吸收外界的資源，捷克文學發展了自己的史詩，包括傳奇史詩和騎士史詩兩種，其中最著名的是《亞歷山大大帝》。14世紀，散文也出現了，它主要是服務于政務和教學，此時查理大學也建成了；第一批捷克-拉丁詞典也成書了；最早的捷文詩體作品《達利米爾編年史》成書。

揚·胡斯作《論教會》一書強調教會的主權屬于基督耶穌、圣經而非教條才是信徒的皈依。他對若望二十三世的譴責令其鋃鐺入獄、被判火刑，這引發了一場持續約一個世紀的胡斯運動，楊·杰士卡（Jan Zizka）是這場運動的領袖。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這次“杯的改革”也成為捷克文化進程的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后，宗教領域內的拉丁語權威被捷克語取代。胡斯創造了新的正字法和一系列語法規則，這為現代捷克語的成熟做了鋪墊。胡斯關心社會問題，用捷克語——時而是德語——發布了大量的通俗的散文。人文主義和古登堡極大激活了布拉格文學的活力，而此時天主教拉丁語寫作和新教捷克語寫作正在交戰之中。人文主義者維克托林·克內爾的《九論》是其時的代表作。

白山戰役后，貴族被鎮壓、布拉格在內的捷克淪為奧地利的行省，捷克語飽受壓制，捷克文人潛在底層或選擇流亡生活。流亡者約翰·阿摩司·夸美紐斯（Jan Amos Komensky）是最早的公共教育支持者之一，他關注教育中的心理問題和漸進發展，其方法風靡歐洲達兩個世紀。夸美紐斯和后來的卡夫卡都是捷克少有的國際主義者。隨著他的離世，捷克語的新教文學幾乎消失了。和歐洲文學進程相對照，布拉格的巴洛克的文學成果甚少，這是因為波西米亞貴族的退場的緣故。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布拉格處在一種復興的氛圍中，封建傳統被廢除，社會流動更活躍，布拉格重啟了捷克語文學的發展。古典主義并沒有深刻地表現在文學之中，而是像俄國那樣體現在民族語言和語法的形成之上。約瑟夫·多布羅夫斯基（Josef Dobrovsky）和約瑟夫·容格曼（Josef Jungmann）分別代表著捷克語語言和語法發展的兩代，后者還翻譯了《失樂園》，并出版了《捷克（語）文學史》，在他集聚了一大批詩人。

直到浪漫主義的發生，布拉格的文學才和西歐主流保持了某種同步。卡雷爾·希內克·馬哈（Karel Hynek Macha）深受密茨凱維奇的影響，其最好的作品是一首抒情敘事詩《五月》，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寫道，“馬哈屬于那些熱戀中的情侶們”。她的朋友卡雷爾·雅羅米爾·愛爾本（Karel Jaromil Erben）對弗朗基謝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Fantisek Ladislav Celakovsky）以“回聲”（ohlas）的方式處理民間故事詩（Balada）表示不滿，他在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創作了《花束集》。幾代浪漫主義作家代表著布拉格文學第一次走向自足和自我完善的道路。

為了回應和德語/奧地利的矛盾，斯拉夫主義幾乎成為每個作家的信仰，作家群體在布拉格組成了愛國軍團。鮑日娜·聶姆佐娃（Bozena Nemcova）與布拉格接觸不多，她的作品很溫情，作品《外祖母》回顧了農村生活經驗，刻畫了樂觀的捷克人形象。1848年，奧地利的專制將曾經的夢想都粉碎了，新聞事業也沒落了。十年后，捷克所遭受的政治妥協讓進步青年又一次走在時代的浪潮前列，《五月》叢刊創辦了。楊·聶魯達便是創辦人之一，他是小說家和詩人，作品《小城故事》體現了一種細致入微的現實主義。此時，布拉格也涌現了一批女作家。位于福爾塔瓦河畔的民族劇院上演了安東寧·德沃夏克、貝徳希赫·斯美塔納（Bedrich Smetana）等人的作品。

二十世紀前后，布拉格的文學也掀起了先鋒主義的時尚潮流，較之西歐諸國其先鋒主義更像激進的現實主義。一戰初成立的九人社團分蘗了一大批詩人和一個重要的理念，“詩歌/純詩主義”（poetismus）。二戰前的“42詩社”則把存在主義本土化了。戰后登臺的雅羅斯拉夫·薩弗爾特也是先鋒派的一員。

圍繞戰爭、集中營和政治高壓，捷克作家的文學書寫延續了整20世紀。雅羅斯拉夫·哈謝克將現實時間移植到敘述中，將他一戰期間的現實經歷通過想象力轉換成了好兵帥克的看似荒唐的行為。這兩位無政府主義者都代表著捷克人面對戰爭的幽默、達觀和反諷。《嚴密監視的列車》——改編影片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寫了二戰期間一個小人物的英雄之舉，書中展現了生活這場悲喜劇的悖謬，作者赫拉巴爾死于一次喂鴿子墜樓事件。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將視野聚焦在布拉格之春前后，披露了政治對普通人生活的傷害，“無論現實生活如何殘酷……和平總是統治著墓地……在藍色群上的背景下，他們如搖籃曲一般美麗”。布拉格之春中最有名的檄文是作家瓦楚利克的《2000字宣言》。一生與殘酷政治作斗爭的伊凡·布里瑪更是一位極為現實意義和革命氣質的寫作者，他對捷克政府的反擊通過講述一個個笑話完成了。布里瑪作為劇作家的一面和瓦茨拉夫·哈維爾頗為相同，兩者都延續自約瑟夫·卡耶丹·狄爾（Josef Kajetan Tyl）開辟的將政治和戲劇結合的道路。海達·馬格利烏斯·科瓦利（Heda Margolius Kovály）也是集中營和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寒星下的布拉格》記錄了1941到1968年之間的歷史種種。

卡夫卡

在現代極權國家中，也不只有對抗式的文學，還有溢出國家和現實的世界主義文學，它最大程度展現了文學的想象效能，也創造著持續至今的某種跨越種族、跨越國家、跨越語言的文學。卡夫卡的身份很特殊，他是說德語的捷克猶太人，捷克人對他的認可度很低，但這并不妨礙他成為二十世紀文化的一個明星。卡夫卡幾乎從捷克這片大陸逃離，飛向了全球舞臺，他的作品被模仿、被借鑒，但他從來不只是現代主義文學背后的那只手。在某種意義上，卡夫卡沒有文本，只有神話，這不僅是文學研究和文學閱讀的功勞，也是卡夫卡自身創造的結果，他有強烈的自我分析傾向，他的書寫讓生命像極了文本，而文本又像極了生命。“無法抵達”、“懲罰”、“自我和想象力的危機”是解讀其作品的關鍵詞。他曾在布拉格城堡居住寫作過一段時間，他的“甲殼蟲”形象與捷克第一個童話故事《小甲蟲》可能存在某種淵源。卡雷爾·恰佩克在捷克人心中的地位要高于卡夫卡，他最早將“機器人”的概念引入小說，作品中所表達出的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核武器和人工智能的恐懼在之后的文學中被反復排演。他一度是捷克國際筆會（PEN）的主席。1926年，布拉格學派在雅各布森的籌劃下成立了，他們主要處理語言學和文學理論的問題，注重語言的結構和功能，其中佼佼者是揚·穆卡若夫斯基。

近幾十年的捷克文學也不乏值得關注的。詩人基里·奧滕（Jiri Orten）在納粹統治下用假名寫出了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詩歌，但他英年早逝。塞弗爾特較之更為幸運，他是捷克唯一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博爾科維克（Petr Borkovec）是當代著名的詩人和翻譯家。女作家彼得阿·寶盧華（Petra H?lová）是當代布拉格最有活力的作家。奧斯卡金牌編劇茲旦內克·斯維拉克在其暮年開始寫作《布拉格故事集》系列短篇小說，講述著當代生活的輕盈和荒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