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出院后，開始艱難地寫作《隨想錄》

1 最糟的是手不靈活，寫字很吃力

1980年4月11日，巴金在日本京都演講《我和文學》曾雄心勃勃地宣布：“我制訂五年計劃，宣布要寫八本書（其中包括兩部長篇小說），翻譯五卷的赫爾岑的回憶錄。”（《我和文學》，《巴金全集》第16卷第27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那一年，巴金虛歲77歲，這個計劃在復出文壇后，他說了好多次。要寫的八本書中，一卷《創作回憶錄》，已經完成；五卷《隨想錄》，當時已完成兩卷；兩部長篇小說，其中一部已經寫了一個開頭。長達百萬字的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第一冊（含前兩卷）已出版，第三卷也開始翻譯了……雖然五年內未必能完成，但是，依照過去巴金的寫作速度、勤奮和高產，完成這個計劃完全有望。不過，對于寫作者而言，除了知識、閱歷、修養、專業技術外，身體條件也至關重要。過了古稀之年，巴金的身體狀況并不樂觀。在他訪日的那一年前后各種征兆已經顯現，很快，他就成為一名“病人”，而病魔首先要奪取的就是他手中的筆，在巴金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在與病魔艱難地做著斗爭。

巴金是一位長壽老人，可是，疾病似乎一直追隨著他。年輕時體檢，醫生懷疑他有肺病，死亡的陰影很長一段時間都壓在他的心頭。1965年，他檢查出有高血壓傾向。1979年發現隱性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也是進入老年之后，困擾巴金的病。除此之外，巴金的健康狀況尚好，甚至稱得上強健，有他的那么多長篇巨制可以作證。友人蕭乾回憶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北海公園劃船，他們這些比巴金年輕的朋友，都劃不過巴金。可是，歲月不饒人，1980年春天訪日歸來，當年7月，他因為發燒住院十二天。工作過度勞累，加上年老體衰，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巴金的身體健康紅燈頻閃。他給友人信中也訴說了這種困擾：“這兩三個月我的健康更差，毛病是衰老，動作遲鈍，最糟的是手不靈活，寫字很吃力。我需要休息和鍛煉，但雜事仍多，因此雖然每天推拿，進步卻不大。不過腦筋還管用，可以寫點短文。”（巴金1982年3月14日致胡絜青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24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

1982年這一年，巴金兩度入院，都很痛苦，并大大地影響了寫作。“近幾月我生病，寫字困難。四月底從杭州回上海，右背上生的皮脂囊腫因感染發炎化膿，相當狼狽，后來經過小手術，現已痊愈。”（巴金1982年6月17日致島田恭子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40頁）當年11月7日，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骨折，再度住院，一直住到次年5月14日才出院回家。1983年10月，第三次住院，為的是治療帕金森氏癥。那幾年，巴金一直抱怨寫字小、手抖、書寫不流暢，其實是帕金森氏癥在作怪。1983年腿部骨折出院后，發現這一癥狀加重了，后來到華東醫院神經科就診，確診為中度帕金森氏癥。這是影響巴金晚年寫作的最重要的一個病癥，從此巴金要長期治療，用他自己的話講，他成了一個靠藥物延續生命的人。

2 寫一個字也很吃力

巴金在他晚年名作《隨想錄》中，多次記錄自己的病情、生病的心情和精神痛苦，五集《隨想錄》還有一集是以“病中集”命名，這些文字，讓我們認識到作為病患者的巴金的形象。

背部囊腫住院的那一次，讓他體會到病人從生理到精神的煩惱：

在我的右背上忽然發現了囊腫，而且因感染發炎化膿，拖了一個月，終于動了小手術。把膿擠干凈，一切似乎都很順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該怎樣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邊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還鋪著軟墊，在它上面要翻個身不碰到傷口，實在不容易（對老人來說）。我剛剛翻過身躺下，以為照這個姿勢可以安靜地睡一陣子，沒有想到一分鐘才過去，我就覺得仿佛躺在針氈上面，又得朝原來方向翻回去。這樣翻來翻去，關燈開燈，我疲勞不堪，有時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來越煩躁，一直無法安靜下來。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靜，但沒有辦法。工作、計劃、人民、國家……都不能幫助我鎮壓心的煩躁和思想混亂。我這時才明白自己實在缺乏修養，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標——言行一致現在也很難達到。在這短短的三四個鐘頭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煩躁，只有恐懼。我忽然懷疑自己會不會發狂。（《干擾》，《巴金全集》第16卷第433-434頁）

后來腿部骨折，他做了牽引，躺在床上不能動，更是苦不堪言，還有漫漫長夜中的噩夢：“我摔斷了左腿，又受到所謂‘最保守、最保險’方法的治療。考驗并未結束，我也沒有能好好地過關。在病床上，在噩夢中，我一直為私心雜念所苦惱。以后怎樣活下去？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愿化泥土》，《巴金全集》第16卷第458頁）“在好心的醫生安排的‘牽引架’上兩個月的生活中，在醫院內漫長的日日夜夜里，我受盡了回憶和噩夢的折磨，也不斷地給陪伴我的親屬們增添麻煩和擔心……我常常講夢話，把夢景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聽見我在床上自言自語：‘結束了，一個悲劇……’幾乎嚇壞了他。”（《病中[一]》，《巴金全集》第16卷第460頁）對于一個長期患病的老年病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煩惱恐怕更多，出院后，1983年5月31日巴金給羅蓀的信中說，自己已經成為“殘疾人”：“我是十四日回家的，半個多月了。在醫院里又拔了八顆牙齒，回來后仍吃半流質，所以精力差。現在寫這短信，只是告訴你我的近況，也說明我并未忘記你們。我的痛苦在于：行動不便，寫字吃力，已經成了殘疾人了。”（《巴金全集》第24卷第136頁）帕金森氏癥造成他手顫抖、肌肉無力、寫作困難，這加重了他的精神焦慮。“起初圓珠筆或自來水筆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寫一個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強寫上一百字光景。后來打了多種氨基酸，療程還未結束，精神特別好，一坐下來往往可以寫兩三個小時。本來我試圖一筆一畫地一天寫百把字來克服手指的顫抖，作為一種鍛煉，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跡很難過，認為比我那小外孫女寫的字還差。”（《病中[四]》，《巴金全集》第16卷第536頁）筆有千斤重，最困難的時候每天只能寫三四行，手稿上的字無力、歪斜，然而，內心中卻燃燒著火焰，在這樣的情況下寫作，巴金的焦灼、煩惱、痛苦甚至悲憤可想而知。病人巴金的這種情緒，無形之中已經滲透到《隨想錄》的字里行間，成為《隨想錄》的總體風格的一部分。

《隨想錄》是巴金的自省之書、反思之書，它有一位世紀老人對于自我和歷史的清理、總結和沉思，但是，它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巴金是一位作家，他寫的仍然是一部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形式多種多樣，《隨想錄》歷時八年，一篇篇寫出，看似零散，其實有縱貫其中的思想和形象的，思想的核心是講真話，而巴金創造出的一個重要形象則是一個遍體鱗傷的多病的老人，他在垂暮之年聲嘶力竭地呼喊。這是巴金在《隨想錄》中所創造出的“自我”，這個自我非常清晰地出現在這部大書中。巴金是如何看這個“自我”，我們不妨從《隨想錄》中《大鏡子》一篇中去體會：

說真話，面對鏡子我并不感到愉快，因為在鏡面上反映出來的“尊容”叫人擔心：憔悴、衰老、皺紋多、嘴唇干癟……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隨時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那么怎樣辦呢？

但是我的書房里偏偏留著那面大鏡子，每次走過它前面，我就看到自己那副“尊容”，既不神氣，又無派頭，連衣服也穿不整齊，真是生成勞碌命！還是規規矩矩地待在家里寫吧，寫吧。這是我給自己下的結論。（《大鏡子》，《巴金全集》第16卷第161、163頁）

3 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

巴金沒有屈服在可怕的病魔淫威之下，在他的晚年，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五卷《隨想錄》的寫作，還續寫了一本《再思錄》，再加上之前完成的《創作回憶錄》和給友朋的大量書信，雖然書寫不便，然而，他寫作的文字量也十分可觀。他還整理舊作，抱病完成《巴金選集》（10卷）、《巴金全集》（26卷）、《巴金譯文全集》（10卷）等作品集的編校工作。可以說，這是一位不屈的病人。

在這些作品中，廣為人知的是《隨想錄》，它被譽為一部“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內容豐富，可以有不同的讀法，我們不妨從“疾病之隱喻”的角度來看這部書，相信也會有很多收獲。比如巴金屢屢談到“傷痕”“后遺癥”“噩夢”：“我也有數不清的內傷，正是它們損害了我的健康……”（《小街》，《巴金全集》第16卷第371頁）“十年的災難，給我留下一身的傷痕。不管我如何衰老，這創傷至今還像一根鞭子鞭策我帶著分明的愛憎奔赴未來。”（《未來[說真話之五]》，《巴金全集》第16卷第394頁）“有人說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傷口今天仍在流血。”（《我的日記》，《巴金全集》第16卷第528頁）他用“傷痕”“流血”這些非常形象的說法，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之痛、精神之傷。他一己的病癥也帶有整體的隱喻性。整個《隨想錄》的寫作，巴金苦口婆心地勸誡人們，要直面傷痕、不要“諱疾忌醫”。在此，他還是用自己的經歷來表達觀點：

在病床上總結這次退燒的經驗，我不能不感謝我的妹妹和女兒。她們懷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過不去，我當初有點責怪她們多事，后來才明白，要不是她們逼我量體溫，拉我上醫院，我很可能堅持到感冒轉成肺炎，病倒下來，匆匆忙忙地離開人世。在討厭我的人看來，這大概是好事。但對我來說，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認自己發燒，又不肯設法退燒，這不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險的事。今后我決不再干這種事情，也勸告我的朋友們不要干這種事情。（《發燒》，《巴金全集》第16卷第220頁）

巴金晚年提倡講真話，一個核心的內容就是要面對真實的自我（真相），不要諱疾忌醫，《隨想錄》中關于“病”的言談，可謂多矣，其良苦用心正在于此。在巴金所使用的“疾病之隱喻”中，還有用自己的走向衰老，提醒我們防止精神上的“老化”。他希望一個人和國家都需要青春的勇氣、思想的活力和開放的胸襟。他說：“老并不值得驕傲，倒值得我們警惕。拿我個人來說，我有不少雄心壯志，可是我沒有夠多的精力。我老了，擺老資格也沒有用，我必須向年輕人學習，或者讓位給年輕人。這就是自然的規律。”（《老化》，《巴金全集》第16卷第730-731頁）仔細想一想，在不同的時代，巴金總能站在它的制高點上，與他這種心態和境界恐怕不無關系。個人如此，國家和民族同樣需要“新的血液”。

巴金一再強調，《隨想錄》是作為留給后代的“遺囑”而寫的，他說：“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并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干凈，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無題集〉后記》，《巴金全集》第16卷第756頁）從這里，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多病的老人清醒的反思意識和沉重的歷史使命感。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也不能不追問：是什么，讓一個老人、病人，不肯“安度晚年”，卻投入了這樣異常艱苦的“戰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