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時，我并不知道詹姆斯·鮑德溫是誰，更沒有讀過他的小說。看他的照片，瘦骨嶙峋，也沒有馬上產生似曾相識的親切感。

然而，打開小說，第一句，就覺得親近。是一個女孩子蒂希的自述。

我平時接觸的黑人并不多，理念上自覺比較進步、平權，實際上，下意識中還是有很多偏見。初到波士頓上學時，住的地方周圍有些公寓，公寓里有些黑人，而且，和這本書巧合的是，還有很多波多黎各人，夏天有個日子，波多黎各人還會在鎮中心舉辦一次波多黎各文化節。

剛拿到英文原稿時，我覺得應該做些家庭作業。大約亞馬遜的大數據偷窺到了我的搜索行為，向我推薦了一部關于詹姆斯·鮑德溫的紀錄片：《我不是任何人的黑鬼》（I’m Nobody’s Negro）。這部紀錄片拍得很有激情——如果對主人公們缺少同情，估計會說它煽情——但我此時來看，卻正好天時地利人和，奠定了我翻譯鮑德溫小說的情感基調。

起初，我并不知道，在很多黑人眼里，警察確實會故意捏造證據來誣陷他們。

一九九四年O.J.辛普森案發時，我正好在以色列，錯過了那場熱鬧。后來聽說，那一天，所有的電視頻道，播放的一律都是O.J.辛普森開著白色野馬跑車在高速公路上飛奔的鏡頭。O.J.辛普森案宣判那一天，我和上同一堂研究生座談課的同學、薩哈羅夫的繼女塔吉雅娜一起吃午飯。當時我背對著屏幕，塔吉雅娜則面對著屏幕，審判結果一宣布，我只記得塔吉雅娜臉上那難以置信的神情：他無罪！“He walked!”

我們都覺得很顯然，應當肯定是辛普森干的，檢方提供了看起來足夠確鑿的證據。后來的民事訴訟也判定辛普森有責任。調查辛普森案件的警官馬克·菲爾曼是個優秀的警官，受這個民事案件結果的鼓舞，一九九八年寫了一本書《格林尼治的謀殺》，指明肯尼迪家族的外甥邁克爾·斯蓋科爾是發生在一九七四年的一樁殺人案的兇手。這個案件已經被擱置了很多年，斯蓋科爾當時才十五歲。案件重開之后，斯蓋科爾被判有罪，獲刑二十年。

然而，很多黑人卻對辛普森的清白深信無疑。他們就是覺得警方居心不良，菲爾曼故意安置了帶血的手套，誣陷辛普森。初時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讀過一些歷史之后，才開始明白，他們究竟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想法。

詹姆斯·鮑德溫心中有很多憤怒。他對美國政治十分失望，認為美國的問題并不僅僅是黑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他同時還是同性戀，于是更覺得在美國社會受到各種歧視和限制。他憤而出走，成年以后的大部分年頭都是在法國度過的。

小說講了一個故事。在這個故事里面，小說男主人公、黑人男青年范尼被指控為強奸犯。受害人則是一名波多黎各女性。讀故事的時候，你會體會到，在偏見之前，哪怕是基于無知的偏見面前，要證明自己的清白有多么艱難。更何況，伴隨著偏見的，往往還有刻意的惡意。

翻譯到后面，感覺這本書并沒有寫完。鮑德溫并沒有明確告訴我們故事的結局，而且書本來是有標號的，前面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第一部。第二部才剛剛開始，小說就戛然而止。然而，作者盡量在告訴我們，他們會有出路。這也說明，鮑德溫本人對美國并沒有完全放棄希望，民權運動中，他還專程回到美國，就是希望能夠參與其中。

因此，他的文字中，就表現出一種超越種族、超越國度的人性的力量。他的信心和信念大約也來自這里。鮑德溫不是像丹澤·華盛頓那樣的英俊黑人男子，但他有一種很強的書卷氣，贏得了我的信任。于是，我就用他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他筆下的人物。盡管他筆下這些小人物都很艱難地生活在社會底層，滿嘴俚語臟話，但是，他們身上閃耀著的人性的光輝，卻能夠超脫于底層社會的丑惡和骯臟，讓我們能夠透過表面的粗俗，看到他們的人性、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悲歡離合。小說結尾，哪怕是剛開始作者以諷刺的筆調描寫的人物，其實也都有一顆善良的心，只不過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情勢，使他們無法談吐斯文、舉止優雅，也無法享受錦衣玉食、成功輝煌。

碰巧看了邁克爾·法斯賓德的電影《侵犯我們》(Trespassing against us)。電影中，法斯賓德演一個犯罪分子，一開場他就讓九歲的兒子掌握方向盤開快車，而且滿嘴污言穢語，張口閉口就是“靠”。但是，一場電影看下來，你卻能夠透過這一切粗俗的外表、語言甚至行為，看見他身上的人性和他對家人的溫情。

有朋友是法斯賓德的腦殘粉，說他身上有貴族氣質。我一直只覺得他“裝”，典型的受過正規戲劇舞臺訓練的演員，演什么都端著個架子。丹尼爾—戴·路易斯也端著架子，但他演的是貴族，情有可原。看完這場《侵犯我們》，我才突然明白，正是法斯賓德身上的“貴族氣質”，使他能夠在說臟話、干壞事的時候，還能夠保持一種人性的尊嚴。

更何況，他做的壞事，還不是殺人，只是越貨，搶的還不是窮人的救命錢，而是富人家的收藏，我們給他放寬道德尺度的同時，也不會變成容忍罪惡。

和這部電影一樣，詹姆斯·鮑德溫的文字敘述非常優雅。男女主人公都很年輕，男主人公范尼很英俊，雖然出身卑微、受教育程度不高，卻不甘沉淪。范尼喜歡雕塑，一邊打零工維持生計，一邊把全副身心都放在雕塑上。鮑德溫沒有講范尼是不是受過雕塑或藝術的基礎訓練，我感覺，他就是想讓自己的主人公有一種超越自己的物質環境的意念和行動，然后告訴我們，他周遭的一切，又是在如何殘酷地打破這個年輕人的夢想。

這種優雅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在翻譯的時候，碰到粗俗俚語時，在翻譯的權限內，盡量挑選一些不那么刺眼的詞，因為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傳遞原作的氛圍和作者的意向。

說到底，這里有一點“附庸風雅”的味道，目的是為了尊重作品、原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希望他們在書中的談吐、衣著甚至行為，不要遮擋了他們的人性。當然，這不是重新改寫原作中的粗糲與鋒芒，也不是為了粉飾太平，而是希望在新的中文語境中，仍然能凸顯他們的人格和人性。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認真的選擇。

翻譯過程中，除了要琢磨具體的詞句，更重要的，是要把握一種情緒、一種心態。而且，這還不是自己的情緒、自己的心態，而是原作者的情緒和心態。看完紀錄片中的鮑德溫之后，我就進入了一種情緒，其中有對情境的悲哀、無奈，也有對人的親近和溫情。大約演員演戲時也會這樣，“進入角色”，然后言談舉止都有了一種特定的程式和風格。選定了這種程式和風格以后，白天照常忙碌上班和家務，一坐下來翻譯，這種情緒就占了主導，翻譯起來就覺得非常順手。

進入角色，一氣呵成完成譯稿之后，我把譯文擱置在一邊，過一陣子，再重新以審慎的目光去看它，調整具體的文字和遣詞造句。然而這都是細節，前面的情緒基調把準了，文字斟酌乃至糾錯都不過是小可而已。

《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也在拍電影，我一方面慶幸我還沒有看電影，因而翻譯時沒有受到電影的左右，畢竟影像的力量十分強大；另一方面，我又十分期待電影，希望電影能夠有和我一樣的詮釋，如果不同，想看看差別又究竟在哪里。

本文是《假如比爾街可以作證》的譯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