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烏丟丟的奇遇》 金 波 著

中國70年的當代兒童文學伴我走過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更由于我在青年時代成為一名兒童文學作者，我比“局外人”對中國兒童文學多一些實踐，多一些思考，有較多的切身感受和感悟。

對70年的當代兒童文學，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劃分了三個階段，即黃金時期、艱難的探索時期和又一個黃金時期。

我以一個讀者和兒童文學作者的雙重身份，感受到了第一個黃金時期黨和國家對兒童文學的重視，制定了1955年至1956年有關發(fā)展兒童文學的規(guī)劃，全國有190名作家參與了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每人每年都要為孩子寫一篇作品。我從少年時代就熟悉的作家，如葉圣陶、冰心等老作家都為孩子們貢獻了新作。在這一創(chuàng)作熱潮中，我熟悉了許多新的作家，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我開始了兒童文學的寫作，讓我感受到了兒童文學高貴的品質(zhì)和尊嚴。那一時期的兒童文學重視教育作用，因此，革命傳統(tǒng)教育和兒童優(yōu)秀品質(zhì)的培養(yǎng)，成為兒童文學重要的題材和主題。對于我這個初涉兒童文學園地的青年來說，從一起步就意識到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和自身的責任。那一時期，我的詩歌重點寫的是革命傳統(tǒng)教育題材，特別是經(jīng)過作曲家譜曲，把詩變成了歌，廣泛傳唱，如《小紅花》《云》《勤儉是咱們的傳家寶》以及我的第一本詩集《回聲》，都有著鮮明的主題思想。

但是，也就是這一時期的1961年，茅盾先生指出兒童文學的“絕大部分可以用下列的五句話來概括：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此后不久就進入了“艱難的探索時期”（1966-1976），這一長達10年的時間一共出版了1293種兒童圖書，只有少數(shù)作品還留在讀者的記憶中。“艱難的探索”也可以用在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出版中。兒童文學經(jīng)過了10年的停滯、恢復和思考，擺在作家面前的是更多的反思和變革。到了“艱難的探索時期”結束以后，1978年秋季，在江西廬山召開了“全國兒童讀物座談會”。我參加這個會，聽到了老作家在困惑地提出“今后童話怎么寫”，在今天看來，這個不是問題的問題，顯示了作家當時的心有余悸和太多的顧慮。

也許是我太愛兒童文學了，即使在“艱難的探索時期”，我依舊沒有放棄創(chuàng)作。不能發(fā)表，我就自己寫，讀給我的孩子聽；即使他們不能理解，我仍然樂此不疲。我寫了《流螢》《天綠》，雖然到了1979年才在《詩刊》和《榕樹》上發(fā)表。這些小故事，其實也是一種艱難的探索，不能發(fā)表就自己寫，文學創(chuàng)作是個體自主的事情。自己永遠要做探索的人。

“艱難的探索時期”是一個歷史階段，有不斷認識、不斷思考的必要。歷史是不能割斷的。歷史會一直鐫刻在人民的記憶之中。創(chuàng)作兒童文學就是寫記憶，寫成長的記憶。記憶可以激發(fā)深刻的思考。所以說兒童文學就是寫童年的記憶和思考：快樂、純真、苦難、悲傷及其再認識。“艱難的探索”也是兒童文學的大題材、大主題。

結束了“艱難的探索時期”，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兒童文學也進入了第二個黃金時期。如果說第一個“黃金時期”是一種機遇，第二個“黃金時期”就是一種覺醒。覺醒使我們明確了兒童文學是為了兒童的文學，明確了“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魯迅語）。這一時期，由于寫作環(huán)境的寬松，視野的開闊和借鑒的機會增多，使得中國兒童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突破了一些諸如早戀、死亡的禁區(qū)。題材豐富了，技法多樣了，還由于兒童觀、教育觀的科學進步，使得中國的兒童文學進入了世界的范圍。特別是近些年，提倡全民閱讀，構建閱讀社會，兒童的閱讀量大幅度增加，促進了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出版，涌現(xiàn)了大量年輕的新作者，加速出版了各種圖書和引進版圖書。但是，在繁榮的背后，也有隱憂。針對快速的寫作和快速的出版，近幾年一直提倡“慢寫作”，改變出版的“低門檻”。不僅如此，中國兒童文學的進一步繁榮還需要擴大視野、深度思考和豐富的想象力，以及扎扎實實地深入生活，加強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加強內(nèi)涵的豐富性，講好中國故事，塑造出經(jīng)典的人物形象。

我選擇了兒童文學，這是具有生命力的選擇。我愿與大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