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嘉瑩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19年06月 ISBN：9787100173223

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

一.《花間》艷詞所形成的美學特質及《花間》以后之艷詞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的長文。在那篇文稿中，我曾就女性形象、女性語言，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敘寫中無意地流露出來的雙性心態，探討過《花間》詞所形成的一種美學特質，以為其具含了一種迥異于言志之詩歌的、不屬于作者顯意識之活動，而全由文本中之女性形象及女性語言所傳達出的深微幽隱之意蘊。此種意蘊特別富于引人生言外之想的潛能。不過，此種潛能雖可令人生言外的托喻之想，卻又決不可做托喻之實指。而也就正是此種深微幽隱之潛能，使得《花間》詞為“詞”這種文類創現出了一種特殊的美學之品質，而且使后世的詞學家們因此而對詞之衡量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期待視野，那就是以富于深微幽隱的言外之意蘊者為美。不過，自《花間》以后，詞在演進的歷史中，卻曾經發生了幾次極為重大的轉變：其一是柳永之長調慢詞的敘寫，對《花間》派令詞的語言造成了一大改變；其二是蘇軾之自抒襟抱的“詩化”之詞的出現，對《花間》派令詞的內容造成了一大改變；其三是周邦彥之有心勾勒安排的“賦化”之詞的出現，對《花間》派令詞之自然無意的寫作方式造成了一大改變。如果從表面來看，這三次重大的改變無疑地乃是對《花間》詞之女性語言、女性形象，以及男性作者在女性敘寫中所自然無意流露出來的雙性心態之層層背離。不過，值得注意的乃是，盡管詞在發展演進中，已不再能完全保有《花間》詞之女性語言、女性形象及雙性心態之特質，然而無論是柳詞一派之作品、蘇詞一派之作品，或周詞一派之作品，凡是其中被認為是佳作的好詞，則大多仍具含有一種深微幽隱的言外之意蘊。也就是說在詞的演進中，雖然寫作之語言、寫作之內容及寫作之方式都已發生了種種變化，但是由《花間》詞所形成的、以富于深微幽隱的言外之意蘊為美的此一期待視野與衡量標準，則一直沒有改變。現在我們就將把我們所要討論的作者朱彝尊的詞，特別是他的敘寫美女與愛情的詞，放在此種認知的背景下，透過此一類敘寫美女與愛情之詞的歷史發展，來做一次結合個人視野與歷史視野的整體的敘述和衡量。

朱彝尊是一位博學多才、有著多方面之成就的人物。他不僅是文學家，而且兼通經史，除去詩詞古文的創作以外，還寫有《日下舊聞》《經義考》等考證之作。他還編有《明詩綜》《詞綜》等大型的詩詞選集，即使僅就詞之創作而言，他也是清代詞人中一位極值得重視的作者。他所留下的作品，除去已編入《曝書亭集》的《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及《蕃錦集》一卷以外，還有他早年所寫而未編入集中的《眉匠詞》一卷，共計有八卷之多，不僅其數量是極為可觀的，而且風格與內容的方面也極廣。這些詞分別代表了他在不同的時期中之不同的生活與不同的心境。因此我們要想評說他的詞，自不能不先對他的生平經歷、思想意識和感情心態都先有一點了解。朱氏于崇禎二年（1629）出生在浙江秀水的一個世家之中。他的曾祖父朱國祚曾于萬歷年間舉進士第一，仕至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史稱其“素行清慎”。晚年歸里后，并未給子孫留下許多資產，當朱彝尊出生時家境已早趨沒落。其生父朱茂曙為天啟初年諸生，而朱彝尊則自幼就過繼給了他的伯父朱茂暉。在《靜志居詩話》中，朱氏曾對其嗣父有所描述，謂“先君好博覽，經史之外，諸子百家，靡不兼綜……古文辭源本六義，韻語不屑蹈襲前人，尺牘日可百函”。朱氏在其作品中所表現的學識之博與才思之敏，就很可能曾受他這位嗣父的影響。而且在朱氏的幼、少年之時代，江南一帶正有復社、幾社等文社之活動，朱氏的嗣父茂暉和叔父茂晭都曾參加過這些文社的活動。朱氏在《詩話》中就曾記敘他的嗣父曾被“復社第一集同盟奉為倫魁”，而他的叔父則曾親自攜帶朱氏參加過所謂“十郡大社”的南湖之會。而明朝末年的這些文社組織，則本都有著關懷時政的一貫的傳統，及至滿人入主中原，遂有不少社中人物紛紛參加了當時抗清起義的斗爭。朱氏之嗣父與叔父既皆與社中人有往來，則朱氏在思想方面自亦不免受有相當之影響。其后，在順治末年，浙東曾有一反清團體秘密與鄭成功、張煌言等聯系，擬舉舟師抗清，此一團體中的朱士稚、錢纘曾、祁班孫、魏耕、陳三島等，都是朱氏的友人，朱氏在為朱士稚所撰寫的《貞毅先生墓表》中曾隱約述及其事。而且在朱氏的《曝書亭集》中，也曾留有多首與這些人相酬贈的詩篇。及至順治十八年（1661）此一抗清之團體失敗后，朱氏之友人魏耕、錢纘曾、祁班孫等人相繼被捕，或被誅，或遠戍。而朱氏亦于次年離鄉赴永嘉，開始了他的長期游幕生活。他在永嘉所寫的《永嘉除日述懷》一詩，曾有“處賤無奇策，因人遠禍樞”之句，則朱氏之赴永嘉蓋亦可能有避禍之意。

總之，朱氏早期本是一個頗有慷慨忠義之氣的人物。這種思想感情在他后來所寫的《江湖載酒集》中的一些作品中，也曾經有所流露。如其《百字令·度居庸關》一詞，其中“誰放十萬黃巾，丸泥不閉、直入車箱口。十二園陵風雨暗，響遍哀鴻離獸”諸句，乃寫李自成之率兵入關與明朝滅亡之慘痛。《金明池·燕臺懷古》（西苑妝樓）一詞，其中“數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園陵、頹垣斷碣。正石馬嘶殘，金仙淚盡，古水荒溝寒月”諸句，乃寫亡國以后故都景象之凄涼。《賣花聲·雨花臺》（衰柳白門灣）一詞，其中“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壇。更無人處一憑闌。燕子斜陽來又去，如此江山”諸句，乃借六朝之興廢以慨南明之敗亡。此外，朱氏在多年游幕生涯中，足跡所到，更寫有不少懷古的作品，如其《滿江紅》（玉座苔衣）一首之寫“吳大帝廟”，《水龍吟》（當年博浪金椎）一首之寫“張子房祠”，《夏初臨》（賀六渾來）一首之寫“天龍寺是高歡避暑宮舊址”，諸作慨古傷今，也都表現得極有豪放激昂之致。如果只從這些作品來看，朱氏之詞其實也頗有近于蘇、辛一派詩化之詞之處。不過，朱氏后期之詞風，卻有了很大的改變，這與他的生活方式和感情心態的轉變，當然也有著密切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