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云南入了四川，落地成都雙流機場，為的是“再尋周克芹”。

原以為由成都往簡陽去，路程怎么也要走個幾小時——這依然是思維的慣性使然，覺得兩座城市之間的距離，再近，也究竟是跨了市界的。不曾想，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便到了。原來，這城與城，同在一個“界”里。

其實，已然是同一座城了。抓緊時間補課，方才知曉，簡陽這座四川省的縣級市，三年前便已交由成都市代管了，目下，在建制上大約算是成都所轄的一個區了吧。成都市建設“東進”，這一進，便囊括了簡陽。簡陽人自己說，成都“東進”，為簡陽帶來了“千年一變”的歷史機遇。

補課的方式，不僅僅是學習主辦方發下來的資料。切身領教的車程，內心慣性的認知被糾正，就已然是在補時代之課了。在這樣一個“千年一變”的時代里，人人都有補課的需要，其峻急的變革所更新了的，不只是舊有的行政區劃，更是對既往一切時空感的重整與改造。

29年前，即便把簡陽劃給成都，兩地之間恐怕也難以一個小時便抵達吧。路不同，交通工具不同，乃至，開山鑿洞，大地也已經不同了。

重要的還在于，人的心情不同了。

為什么是29年前？

因為周克芹在那一年離世。

29年前，彌留之際的周克芹一定未承想過，從自己的家鄉前往成都，只需要抬抬腳的功夫就能到。在這個意義上，時代從未像這幾十年來一樣如此超出小說家的想象力。周克芹不會想到，他的家鄉將要建成規模宏大的國際機場，使成都成為繼北京、上海之后，全國第三個擁有雙機場的城市；周克芹不會想到，他的家鄉會成為國家級的電商物流樞紐，有知名企業招募著他的家鄉子弟。

周克芹想不到，我們也不會想得到。世易時移，今日之中國奇跡，令整個世界都未承想得到。

但周克芹對于他所能夠想到的，曾經表率性地以文學的方式去想象了。《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這部首屆茅盾文學獎的榜首作品，正是一個杰出小說家熱烈擁抱現實生活，勉力把握時代脈搏的典范之作。由此，周克芹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座豐碑”。

但我卻沒讀過這部作品。

非但我沒有讀過，我想，同行的一眾作家、編輯，讀過的怕也是不多。這里面一定有重大的文學命題值得思考——是什么，在這幾十年來阻斷著我們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之間的相遇，阻斷著我們去賡續周克芹的文學世界。

對此，前輩作家劉中橋在懷念周克芹的文章中似乎給出了一點答案：

形勢發展很快。西方的文藝思潮激流涌入，新一代作者跑步登場。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重登文壇的不少作家，已被視為“落伍者”冷在一邊。

但是我想，劉中橋給出的答案不過只是言及了部分事實，卻未細究這事實背后的復雜邏輯。當新一代作家跑步登場，乃至一個國家都開始跑步向前之際，有什么重要的東西，猶如周克芹一般，被我們迅速地遺落，冷在了一邊？

輕裝前進的時候，我們是否也丟棄了某些寶貴的輜重？

沱江悠悠，亙古綿長。千百年來，居于沱江中游的簡陽因水而生，依水而興。此地曾經千舟待發。如今更是一派蓬勃，“國際范兒”已端倪初露。規劃館看了，文化講座聽了，大家坐在大巴車上開始再次補課。

主辦方為大家準備的課本，便是《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未承想，這課本會如此搶手，很快便人手一冊，車里這些對書籍最為挑剔的家伙們，竟有些爭先恐后的意思。是時候了，也許所有人都意識到，時代又一次行進在了一個需要“再尋”，需要重新補課、重新梳理脈絡乃至重新做出判斷和重新整理心情的時刻。

翻開：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蘆壩上的莊稼人，當黎明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一天的日子就開始了。

再翻開：

顏少春笑道：“當然會有阻力嘛！明天，我無論如何要到四隊去看看昌全的科研組，在那兒干點活路，學點科學知識。往后呀，農業要搞現代化，可就得走科學種田的道路啰。農業要靠科學吃飯才有前途呢！現在的年輕人，叫他們永遠像他們爺爺祖祖一樣的肩挑背磨，當然是不行的嘛！將來，是機械化，電動化，園林化，化學化，一句話，文明生產。——想想，那有多美！今年年初，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你們都學了吧，想想看，那是多么鼓舞人啊！”

一時間，我多少感覺有些恍惚。不錯，這書里所描述的世界，離我們何其遙遠。車窗外是天府國際機場的建設工地，車窗內，我們在憧憬著科學種田和文明生產會有多美。當這樣的兩重世界并置，我竟有暗自的感動涌起——尤其是，當我意識到那所謂離我們何其遙遠的之前的世界，原本不過只是我們四十多年前的生活。

窗外簡陽今日之成就，便瞬間顯出了某種堪稱瑰麗的圖景。

這或許就是“再尋周克芹”的意義所在。

一部《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再次提醒你，于今我們所領受著的一切，是從什么地方發端的，其步履曾經何其蹣跚，其志向曾經何其樸素，但恰是這蹣跚的艱難與樸素的高遠，成就了中國，成就了簡陽今日之奇跡。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完成于1979年，迄今整整40年。它幾乎對應了這個國度改革開放完整的40年進程。在重要的歷史節點里，周克芹以小說家的眼光扣準了一個時代的脈搏，在國家經濟崩潰，文化凋零，撥亂反正后百業待興之際，如金雞報曉，為新時期文學首開先聲。這是時勢造英雄一般的書寫，但這個文學英雄，首先要有緊隨時代的自覺與洞見，他所描述著的，就是“時代”這兩個最為浩大的字，由此，凸顯著現實主義創作恒久的力量所在。

1979年初，《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開始由《沱江文藝》季刊連載，年底由復刊的《紅巖》雜志全文推出；1980年5月百花文藝社出版單行本，6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始連播；1981年，小說相繼被搬上銀幕和舞臺；1982年，榮膺首屆茅盾文學獎。

40年彈指一揮間，當我此刻記錄這份心情的時候，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正在火熱評定。斯人已逝，《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或許也久已被人遺忘。但這個國家奔跑的步伐仍未消減，并且，她以令人炫目的速度，跑進了新時代。又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就在眼前。作為周克芹的后來者，我們將如何回應我們所親歷的這恢宏的一切？這幾乎可以比喻為“周克芹之問”，它所叩問著的，是我們的藝術能力，更是我們的歷史眼光與文學信心。

“做人應該淡泊一些，甘于寂寞……只有把個人對于物質以及虛名的欲望壓制到最低標準，精神之花才得以最完美的開放。”

墓碑上鐫刻著周克芹自己的話。

去往這墓園的道路依然崎嶇，仿佛精神的跋涉之路從來就不該是高速公路一般的平坦與筆直。應該道一聲感謝嗎，感謝飛速發展的簡陽依然為我們保留了拜謁前輩時唯一正確的路況？但我知道我這番心思依然源自寫作者的虛妄。也許，用不了許久，從那天府國際機場到周克芹這深山中的墓園之間，便架起了天路一般的坦途。這既是物質與精神之間亙古的辯證，亦是今日復雜中國的深刻命題。

山外大機場的建設之聲似乎猶在耳畔，山里，仿佛葫蘆壩上的莊稼人，依然當黎明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一天的日子就開始了。無論如何，昔日周克芹為他的時代留下了鄉村變革與風云世相的留影，今日之我們，將如何描述我們所親歷的一切？

一眾作家獻上了花籃，默哀，鞠躬。

歸途，車子盤山而下，山下是新時代里嶄新的簡陽。我手里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讀到了最后一段：

孩子們依然遲疑著，不敢相信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