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Goran Malmqvist， 1924年6月6日-2019年10月17日）

第一次聽見瑞典人說起馬悅然先生，是多年前在隆德。偵探小說家維里·約瑟夫松知道我來自中國，立刻興奮地打開了話匣子：“我們的瑞典學院里坐著一位了不起的漢學家。記得他在電臺節目提起過，到中國的商店買煙，中文發音若是不準，店員遞來的也可能是鹽呢。” 我大笑，這個我懂！后來，我越來越多地發現，約瑟夫松的這份驕傲，很多瑞典文化人都有：我們的瑞典學院里坐著一位了不起的漢學家。

在瑞典南方過著緩慢日子的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會去麻煩中部斯德哥爾摩的馬悅然先生。

出于喜愛，我將瑞典小說《格拉斯醫生》譯成中文，也沒覺得一定要成書，能分享給國內讀者就很滿足。于是，李玉瑤執行主編將譯文登載于《外國文藝》雜志。限于雜志容量，刊出的自然是節譯。不久，玉瑤突然來信，說可以出書，還發下軍令狀：爭取獲得馬悅然先生的推薦。我只好硬著頭皮把那一期《外國文藝》郵寄到斯德哥爾摩去。

馬悅然先生的回復很快就到了：“我非常高興給你特別精彩的譯文寫序。” 中間是提出了幾個問題的：表達被動時，不建議用“被”字，最好用“給”；一種烈酒并非白蘭地，等等。信末，馬悅然先生再次表揚，強調自己雖說指出了瑕疵，但都是些小問題，完全不影響閱讀。不過譯文的某行某段因節譯而有漏，必須把全本給他。我原以為，年事已高的他在決定是否給我寫序時，感受一下質量就足夠了，哪里料到老先生會一字、一標點、一行、一段落地和瑞典文原文一一對照著看過去。

雖然，馬悅然先生的回信在一開頭已定下基調，給了我一顆大大的定心丸，但我讀著郵件還是十分緊張，更準確地說，后怕——簡直有點后悔。我真是無知無畏：學了些瑞典語便翻譯一本瑞典經典名著；不諳翻譯界規則，單憑一個圈外人對文本的理解；然后，將處女譯作擺在一位前輩名家如炬的雙眼下。

和馬悅然先生的郵件聯系就這樣短短長長地開始了。他提過好幾次：“如果下一封郵件不再稱我為馬教授，我會很開心。”“假如你再寫馬教授，那我就只好叫你王女士了。”——諸如此類。當代瑞典確實是不論男女、長幼、尊卑，一律直呼大名，以示平等和親切。然而，對于一位前輩大學者，我還是采用了瑞典舊式習慣及中國習慣。我們中國人，哪里有對前輩和教授直呼其名的呢，那豈不是不懂禮數！我變得無所適從。后來，在斯德哥爾摩見到馬悅然先生和他的夫人陳文芬女士時，我竟脫口而出：“我其實不知怎么稱呼您才好。”他倆都笑了，說是怎么稱呼都行，或者悅然，或者老馬，或者老爺爺。

馬悅然先生時常自稱“我這個老頭兒”，他胃口很香，愛吃巧克力等零食；他是《唐頓莊園》里老奶奶Maggie Smith（下圖右）的粉絲；他愛看英國足球聯賽；他聽得出夜鶯的歌聲里也是有方言的。按說是一位老人，他咧開嘴一笑，那笑容卻和一個有著嬰兒肥的娃娃神似。從這個特別的“老頭兒”的言談和文字里，我發覺，人生百年宛如一瞬，從精神上說，不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差別，而只有這一類人和那一類人的差別——有些人，二十歲就衰老了，而有些人，耄耋之年也和青年時代一樣。

我和馬悅然先生的聯系集中于文學翻譯。最讓我不安的是，他在九十高齡還不顧眼疾審閱我的譯稿《海姆素島居民》。再后來，我便不敢再用長篇譯文驚擾他老人家了，但那種翻譯不放過一個標點的謹慎，那種仔細感受原文，再推敲中文的手法，我也盡力模仿。點點滴滴地，他給我寄來翻譯理論文字；他直言不諱地點評過一些學界翻譯案例，告誡我引為前車之鑒；他在我的譯稿上加紅色批注。從文學研究及寫作與翻譯的關系，從辭典選擇到譯本選擇，從地名的音譯和意譯，到注釋的寫法等等，他給予我宏觀和微觀的諄諄教導，等于給我上了不可多得的翻譯課。我后來又翻譯了更多作品，本來無心于文學翻譯的人，繼續做了“紡織女工”，也是因為潛意識里多少覺得，不可辜負這樣一位恩師的栽培。

然而，我們的話題也不限于翻譯。馬悅然先生曾學習日語，后來缺少使用環境，口語是忘了，但不妨礙他饒有興味地翻閱日文書籍和辭典。所以，他喜歡和曾經留學日本的我談日語語言和文學話題，比如生田春月或俳句。他也會在收到美國學者Scott Minar教授 “關于馬悅然教授的翻譯藝術”一文后，興之所至，在某一年的十二月23日也轉發給我，分享“這一份收到的圣誕好禮物”。記憶尤其深刻的，是有一年夜深人靜時，叮咚一聲，電子郵箱里接到一封來自馬悅然先生的信件。原來，那一天，他的夫人陳文芬女士因臉頰上一粒小囊腫剛剛動了手術。手術因種種緣故比預計的拖延了幾小時。術后，夫人躺在病房里還未蘇醒，他自己按醫院規則，不得不在黑夜里獨自回家——不能寐，內心被心疼和焦慮填滿。次日知道手術結果，明白了實為虛驚一場。但等候結果的過程漫長，對于馬悅然先生來說，實在是過于漫長了。

人生百年宛如一瞬，從精神上說，不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差別，而只有這一類人和那一類人的差別——有些人，二十歲就衰老了，而有些人，耄耋之年也和青年時代一樣。

馬悅然先生在語言學、文學和翻譯上的成就無需我來贅述。他談起中國和中國文學如數家珍，談起他的老友新朋愛才惜才——這是我作為一個文學翻譯后學的個人印象。對于一個人的看法，因為每一個人和他互動范圍的不同，觀察角度便不同，結論一定會有差異。然而，所有的人一定都看到了，馬悅然先生對于中國及中國文化有無限的熱愛。

談起馬悅然先生和中國文學，諾貝爾文學獎總是為人矚目的話題。與“馬悅然先生對于中文作家得獎所起的作用”這個或顯狹窄和實用的關注點相比，我以為，他對于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研究、譯介和推廣的意義應該更重大。由于瑞典學院保密原則等種種因素，獲獎推動力之多少難以為外人所知，更難量化；不過，壓力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另類參照指標。中文作家獲獎后，馬悅然先生還來不及從欣喜中平靜，便在瑞典和中國媒體及自媒體上遭遇了“秀才遇到兵”式的口水澆灌。有道是人言可畏。那時，我也曾勸高齡的馬悅然先生“不必回應”，“可不能動真氣”；他卻輕描淡寫：我不怕那些聒噪。馬悅然先生似乎從不知老之已至——他不怕。他在九十三歲還翻譯出《莊子》；三年前骨折，其后在醫院屢進屢出，卻還在去年的瑞典學院危機中主持了學院輪值主席的工作。我不了解他在學院的主張和個中曲折，不過，面對瑞典媒體，他始終以我口說我心，他的無畏和真實令人感佩。

馬悅然先生在九十五歲高齡，坐在自家熟悉的椅子上駕鶴而去。也許南坡居士知道，也不好讓神交已久的辛棄疾等待太久，前去把酒歡談的時辰已到。然而，這對于學界自是重大損失。馬悅然先生在我們這個時空停留時，我們有時幾乎習以為常；他走了，就是永遠——世上再無馬悅然先生，這一遺憾的結局無以改寫。我們哀悼也無濟于事，只能在此后的日子里，通過閱讀馬悅然先生的文字，想像他曾如何濃烈地活過，想像他波瀾壯闊的傳奇一生里有驚有險也妙趣橫生的豐富細節。

2019年10月21日 馬爾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