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徐梵澄先生賦詩《為魯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其詩末句有云：“塵絕邈難追，奮起期后學。”詩篇重溫，感慨萬千。今年是徐梵澄先生誕辰110周年，而他離開我們也快20年了。我常想，如果有一條精神線索的話，那么可以說，他之于我們，正如魯迅之于他。這道理明了，即只有“后學”繩繩，方可薪火相傳。

今年，我們成功地舉辦了兩次“徐梵澄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有一批青年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進入梵澄先生精神哲學之不同的“原田”。實情也會是這樣，果若他們能夠嘗鼎一臠，接軌繼武，將來必會卓然成家。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必須要從“知識”邁向“精神”。這“精神”，不是“知識”與“物質”對舉的精神，而是將其包舉，為一元之二元或多元。而這一元，又是一整體生命，如說一宇宙知覺性等。

“這是一種永不凅渴的泉水，沒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滿汲著黃金和珠寶上來。”這是1935年，鄭振鐸為梵澄先生所譯《蘇魯支語錄》“序言”中引用的尼采詩句，他感嘆道：“這部譯文是梵澄先生從德文本譯出的，他的譯筆和尼采的作風是那樣的相同，我們似不必再多加贊美。”可貴的是，青年徐梵澄并未將尼采大化或神話，他說：尼采的意義“當能使我們更為‘真理’‘真知’而奮斗；正如在旅行的長途中偶爾發現一兩片小標志，指示前人曾此經過，則當能更勇力前行，而且突過以往的限度”。“一兩片小標志”“突過以往的限度”，與晚年的評價一貫，他說尼采的思想，不過是高出常人“一個頭地而已”。這種識度，足覘譯者的少年老成。

青年徐梵澄一直為魯迅的理想所激勵所驅使，有著更高更遠的目標。魯迅在1907年寫的《摩羅詩力說》篇首引言便是尼采的話：“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淵深，其非遠矣。”他開篇即云：“蓋人文之留遺后世者，最有力莫如新聲。……凡負令譽于史初，開文化之曙色，而今轉為影國者，無不如斯。使舉國人所習聞，最適莫如天竺。”我們完全可以推斷，取回彼邦古老的大經大法，是梵澄先生早已立下的宏愿。果然，他在抗戰勝利以后實現了自己的夢想，飛赴印度講學。郭沫若在他臨行時曾諄諄囑托“要取真經回來！”其時梵澄先生36歲，正與玄奘西行的年齡一般。

梵澄在泰戈爾國際大學講學期間，于1947年，從梵文譯出《安慧〈三十唯識〉疏釋》，并撰寫《〈唯識二十論〉鉤沉》。于1949年，編寫梵漢字典《天竺字原》（遺失）。于1950年，前往貝納尼斯（今瓦拉納西）重修梵文，并先后譯出印度圣典《薄伽梵歌》和《行云使者》（又譯《迦里大薩》）。二書出版（1957年）以后，唐君毅先生得之并大加贊賞，說：“日來匆匆。唯拜讀尊譯《薄伽梵歌》譯序一篇。先生平章華梵之言，一去古今封蔀之執，感佩何似！弟在昔年亦嘗有志于道，唯皆在世間知解范圍中逞臆揣測，舊習殊難自拔。視先生之棲神玄遠，又不禁為之愧悚。”

1951年初，梵澄先生來到印度的室利阿羅頻多學院，院母“密那”氏（1878—1973）接待了他。她對梵澄先生說：“留下來吧！我們的研究院成立一個華文部，你把中國文化介紹過來，把阿羅頻多介紹到中國去！”于是，梵澄先生在學院一駐就是27年。20世紀50年代，梵澄先生翻譯梵文古典《奧義書》50種，并阿羅頻多英文著作多種，如《神圣人生論》《薄伽梵歌論》《綜合瑜伽論》和《社會進化論》等，還有院母的法文語錄《母親的話》多種。60年代，他開始向印度和世界介紹中國文化菁華，以英文或著或譯若干種，有《小學菁華》《孔學古微》《周子通書》《肇論》和《唯識菁華》。70年代，他著力于文化精神的對話工作，有三大古典思想之比勘會通的《玄理參同》。

在翻譯他國經典和介紹吾華寶什的過程中，梵澄先生始終立穩中國本位立場，他對中華傳統文化充滿了深沉的肯認和飽滿的摯愛。如他在《薄伽梵歌論》“案語”中說：“論博大為萬世法，終無過于孔子。”在《小學菁華》“序言”中說：“根據過去的發展來判斷，基于一種文字形體的語言，可延續的時間更為長久。一個不斷向前行駛的永恒的舟楫所傳送的牢靠的知識——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可以是人類之最大的保護者。”在《玄理參同》中說：“此書末段提出了宇宙本體之悅樂一方面……但說此宇宙本原之‘真’即是‘樂’，這是印度的獨創……此只可求之于孔子之‘仁’中，可謂2500余年前，孔子已勘破之秘密。但未此以為教，凡人所謂仁與義，是下推了一層，要上到體會宇宙萬事萬物皆寓乎一大‘仁’中，則‘阿難陀’出現。”

1978年底，梵澄先生69歲，他離開印度，回到祖國。而這年紀正與孔子還鄉的歲數契合， 1979年初，梵澄先生來到北京。根據老友馮至叮囑，梵澄先生著實讀了一陣子馮至所開出的書單，有這樣的心得：“今之為哲學界及普通思想著想，更于當今之局勢下，充分發揮唯物論思想至于其極，是唯一路途，而且在這基礎上建立新底更深遠底哲學，由于以此觀點而研究而考驗以往東西派哲學，正大有發揮余地。”

于此要換一副“觀念”的眼鏡，就是要以“知覺性”或“力”的概念，來看待物與心（靈）的區別。果若二者各自擴大，而“至于其極”或“至于其大”，則合一。正如梵澄先生在《老子臆解》中說道：“而至大（極）者必在遍處，遍無不在，遍無不往也……然大者非多而為一，必還于自體而為一。”

梵澄先生將自己的《陸王學述》稱之為“一系精神哲學”。筆者也在崇文書局版的繁體《老子臆解》“再版后記”中說：是書乃“通釋之作……是用了精神哲學的眼光，超別異，求會通，因為物理真理是一，而精神真理亦是一。其與知（認）識論即對概念的讀解不同，它是對真實（理）的觀照。此‘真實’，乃多為深沉的心理經驗，故此學也被稱之為實用心理學”。“實用心理學”，也即是實踐學，亦如康德所說：實踐理性高于理論理性。而這“實踐”過程，非是指實體性的對象，而是指功能性的程度，即從“低等知覺性”向“高等知覺性”轉化，它的目標是“教養”，是“君子”，這就是魯迅“立人”“改造國民性”的理想。這一“理想”不含物化的功利，是一“純粹理想”（康德），它要造就的是“完善的人”，而“完善的人”也是“天國的孩子”！（赫拉克利特）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神圣之泉”處之共同的“天人之論”。

1999年，是梵澄先生與我們相處的最后一年。他留下最后的短文，是為族侄編寫的《石鼓文書法》作的“序言”，其末句：“……因敘述淵源之所自。且進三言曰：‘守傳承，求進步，多讀書。’皆凡俗語。學固無止境也。”關思后起，期望殷殷。他留下最后的詩文，是《國慶二首》，前詩末句：“瀛海具瞻新約劑，崢嶸歲月啟長途。”后詩末句：“周宜過歷秦何羨，大衍弘開億兆春。”——祝福祖國，一往情深。他留下最后的話頭，是“儒家真好！中國文化真好！”——醍醐灌頂，浹骨淪髓。今天，在他110周年誕辰之際，筆者嘗試著對他作一極簡約的概括，那就是：在整個20世紀，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將中、西、印三大古典思想菁華融合與擢升得那么深入，并且，他一生都在踐行著儒家的理想，他確信那理想也是人類進步的方向。

筆者在《徐梵澄傳·緒言》中寫到的：“我們未能窺其背影，已沒于遠方。”但是，“我們能見其足跡，仍清晰可辨”。其實，“后學”只要能鍥而不舍，前進不已，就一定會有“見到其人”的那一天——因為他老人家仍是在去往“神圣之泉”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