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日]江藤陽子著，章霖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2016年的初秋，曾去了一次長崎，自然也去了長崎原爆紀念館。紀念館不遠處就是所謂“原爆點遺址”，北面則是紀念公園。在公園時，被不遠處棒球場傳來的歡呼聲所吸引，走近才發現原來是在舉行高中棒球賽。坐在觀眾席上望著熱血少年在投球擊打，而自己的思緒則還停在紀念館中的歷史。這些“球兒”的祖父輩、曾祖父輩或許都在那場戰爭中殺人或被殺。如今的他們又將如何面對那些戰爭記憶呢？前后兩個場景的反差如此大，印象深刻難忘。

然而，戰爭記憶其實是很難傳承的。這種本已艱難的傳承還依賴于一套復雜的社會機制。在歷史修正主義興起的二三十年間，日本戰后長期形成的歷史記憶范式也開始受到動搖。日本歷史學家山田朗曾經將各種“歷史修正主義”總結為九類：一、“日本并不是唯一實施過殖民統治和侵略的國家”；二、“戰爭與殖民統治也有好的一面”；三、“所謂‘大東亞戰爭’為亞洲國家獨立解放發揮了作用”；四、“日本對英美開戰是迫不得已”；五、“日本雖發動戰爭但并無領土野心”；六、“若承認是侵略戰爭，那么陣亡者豈非犬死”；七、“昭和時代的戰爭或許是非正義的，但明治時代戰爭則值得稱頌”；八、“不應該現在的價值觀去評判當時的作為；九、“戰前和戰時的事情與戰后出生者無關”。面對前述這些論調，山田朗認為大部分其實都是“偽問題”，在學術研究領域便能輕松予以辯駁。其中，最棘手的論調乃是第九類即“戰前和戰時的事情與戰后出生者無關”的論調。山田朗教授也承認：讓現在日本的年輕人來為他們出生之前的戰爭負責，似乎確實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不過，他進一步指出“對沒有經過戰爭的一代”來說，他們承擔戰爭責任的方式便是去了解戰爭的歷史，清楚地明白先人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

自上世紀末以來，確實有不少日本學者在努力地向年輕一代日本人傳遞正確的戰爭記憶。在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者中，東京大學京大學的日本近現代史專家加藤陽子教授必居其一。她不僅在學術領域建樹頗多，更努力將專家學者們積累的知識與成果轉換為日本社會所能理解并接受的普遍共識，尤其是在培養年輕人歷史認識方面不遺余力。2009年加藤教授以年輕人為受眾目標，出版了專著《日本為何選擇了戰爭》（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爭」を選んだ）。這本書的基礎來自于2007年末至2008年元旦期間，她在神奈川一所高中連續五天所做的歷史講座，為高中生梳理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導致最大災難的太平洋戰爭。

盡管加藤教授的這本書發端于面向高中生的歷史講座，但如她所言“相信這種盡可能讓人身臨其境的講述方式，不僅會得到年輕讀者的喜歡，也不會辜負更高年齡層讀者們對本書的期待”。實際上，即便從專業研究的學術角度來閱讀，也能獲得很多啟發。有別于傳統的國別史研究，加藤教授始終是從國際的角度來觀察近現代的日本軍國主義化的過程，將日本史納入世界史的范疇，以長時段的視角來一道進行分析，并嘗試讓讀者在方法論上也收獲新知。例如在談及日本政治體制與軍政體制時，會將其與美國、俄國進行比較；又或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逐步形成的“總體戰理論”來論述當時日本各界對戰爭形態的想象以及這種想象又如何加速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化的步伐。用作者的自己話來說，就是“本書不會像地心說一般，只把日本作為中心，我也會從中國和西方列強的視角出發來審視問題，并盡量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1935年6月27日，胡適在日記中寫下了這么兩句話：“日本武士自殺的方法是‘切腹’，而誤事切腹時需要一名介錯人。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個字：日本切腹，中國介錯。”胡適所謂“策略”是指他對中日可能發生沖突的預測即日本侵華戰爭將會是“太平洋世界戰爭”的前奏。或許是因為這個比喻過于生動，以至于戰后的中日歷史學家都喜歡引用。加藤陽子教授在《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中也引用了胡適的這個比喻，甚至還放入了第四章的標題之中。“胡大使”見識之廣闊、預測之準確，自不必多言。不過，“日本切腹”的說法卻并非是胡適所獨創。另一位他的美國同行跟他所見略同，甚至更早提出了類似的比喻。

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記中，有這么一句話：“在目前情況下，這個國家的軍人是完全可以沖破政府的約束，抱著錯誤的愛國觀念，進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National Hara-kiri）這樣的事。”七年后，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一個月前，格魯在給國務院的報告書中再次使用了“民族切腹”這個說法。他這樣寫道：“謀求和解的努力如果歸于失敗，日本的鐘擺就可能再次擺回以前的立場，甚至可能走得更遠。這又會導致他們所謂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爭，以頂住外面的經濟封鎖，寧冒民族切腹的危險，也不向外國壓力屈服。”加藤教授的這本書其實就是在描述近代日本走向“民族切腹”的過程。較之納粹德國，日本的這個過程似乎更像是一種“集體無意識”選擇的結果。戰后日本最有影響力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將之稱為“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誠然，日本帝國主義走向末日在宏觀上有其一以貫之的歷史必然性，但越從微觀的角度來觀察就越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大推不合理決斷累積而成的結果。”

例如盧溝橋事變之初，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第一部部長石原莞爾最初下達的命令是所謂“不擴大主義”，但結果卻因為杉山元、武藤章等“強硬派”軍官的要挾，又改為了同意“增兵”。另一方面，時任首相近衛文磨為了通過表現強硬立場來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僅放任軍部暴走， 甚至還制定更為激進的侵華政策。日后代表日本在二戰投降書上簽字的外務大臣重光葵曾如此評論過：“政府一面號稱堅持不擴大方針，一面又在事實上將事態擴大。結果變成政府與軍部一道都叫嚷著要進行‘懲戒中國的圣戰’。”

而在偷襲珍珠港前，類似的一幕也一再重演過。時任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曾對部下如此闡述他的想法：“失去戰機的日本，可能會在一個不利的時期下迎來戰爭。既然早晚都要發動的戰爭，那還不如在稍有勝算的時候進行。”這種近乎魯莽的決策邏輯近乎賭博，而在實際備戰過程卻又極不充分。在海軍省負責后勤保障工作的保科善四朗中將就曾對當時草率情況感到震驚：“開戰準備實在是太隨便了，如同是癡人說夢。作戰計劃就是紙上談兵，甚至把一些根本無法使用的武器裝備都寫在上面。”2019年8月，NHK披露了一份有關昭和天皇的新史料即戰后第一人宮內廳長官田島道治的《拜謁記》，合計有18本之多。其中，記錄了田島與昭和天皇多達613次、超過330小時的交談，而這些談話記錄大多沒有被之前編輯出版的《昭和天皇實錄》所收錄。根據《拜謁記》的記載，昭和天皇在太平洋戰爭前之所以同意東條英機組閣是因為“認為東條是唯一能夠管住陸軍的人”。這就如同是選擇“縱火犯”來“滅火”一樣，結局可想而知。

加藤教授將這類言行乃至決策揶揄為“鬧別扭”式的賭氣之舉，并進一步指出當時日本決策層又或是社會各界的精英們往往都未意識到導致日本陷入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來的擴張主義、冒險主義以及毫無預見性的國際觀。亦如她在書中所引用水野廣德的評論那樣：“日本根本就是無法進行戰爭的國家”、“這種國家并沒有獨自進行戰爭的資格，無論在和平時期如何擴張陸海軍的軍備，也不過是毫無基礎的空中樓閣罷了”。上述言論在當時的日本看似“異類”，但其實不少日本軍政高層卻都暗自抱持同感，而又選擇隨波逐流，無人愿意挺身負責。丸山真男將其比喻為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一邊懷著對失敗的恐懼渾身發抖，同時又閉上雙眼直沖上去。若說他們渴望戰爭，此言不假；若說他們想要避免戰爭，卻又不由自主般選擇了戰爭的道路，這或許才是事實的真相。”

政治學者南原繁在得知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當天吟誦了一首短歌：“超乎人之常識，亦超乎學問，日本起而與世界為敵。”在南原繁這類知識分子看來，日本開戰的行為令人震驚，因為日本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太大，幾無勝算。但詭異的是，當時的日本當局非但沒有“隱瞞”這種差距，反而希望借此來激發國民的斗志，“煽動民眾的危機感”反倒成了一條籠絡人心的捷徑。知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甚至一廂情愿地認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反倒賦予了侵華戰爭的“合法性”。在日美開戰一周后，他發表了《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議》一文，寫道：“我們一直在懷疑，我們日本是否是在東亞建設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在東亞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義，在今天已經轉換成為我們刻骨銘心的決意。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決意……這樣看來，在這一變革世界史的壯舉之前，‘支那事變’作為一個犧牲不再是無法忍受的事情。”

盡管是幾無勝算的戰爭、盡管是毫無道義的侵略，但當時的日本依舊選擇了戰爭，選擇了一條“民族切腹”之路。重讀《日本為何選擇了戰爭》，又想起了約瑟夫·格魯的一段評論。1933年3月當他得知日本正式推出國際聯盟時，曾如此評論：“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有真正的自欺欺人的驚人本事。他們打心底里相信，他們做的每件事都是對的……這種心理狀態，比那些厚顏無恥但自知理虧者還要難對付的得多。絕大多數日本人，哪怕又才智者也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錯了，所以抵抗外國干涉的決心反而愈加強烈。”

實際上，加藤陽子教授的論說便是在解釋這種讓格魯大使當年倍感困惑的現象，究竟是如何產生的，而其背后的形成機制與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又是如何糾纏雙生的。從此意義來說，對上述兩方面問題的探究遠未過時，甚至在今日顯得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