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曾經做過一份個人價值診斷測試，測試結果非常貼合他，一是能量值超高；二是自我期許極高，持續壓榨自我。

這就不難理解張藝謀為何在現今69歲的年齡依然有著密集的創作時間表，因為他能耐得住工作的寂寞，耐不住休養生息、無事可做的寂寞。

張藝謀笑稱自己永遠有強烈的緊迫感，總覺得時不我待，佳作未成。對他而言，越忙反倒越充實，所以在2019年，他拍完了《一秒鐘》和《堅如磐石》兩部電影，年底還將開拍第三部電影《懸崖之上》，而這一年，他還承擔了國慶慶典晚會的總導演等其他工作。

10月10日晚，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開幕，張藝謀獲頒“臥虎藏龍東西方交流貢獻榮譽獎”，電影學院的老師謝飛和師弟賈樟柯一同為他頒獎，張藝謀表示，“電影人一代接著一代，我們三個在一起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也許以后的中國電影導演分代不會那么清晰，但是一代一代的年輕導演就是這樣從電影出發去完成他們的夢想的。”

之后，電影節還舉辦了張藝謀大師班“為了電影的每一秒”，由于現場觀眾太多，舉辦場地臨時從小城之春的放映廳換成了可容納1500人的露天劇場，即便這樣，現場依舊座無虛席，站著看的人也是摩肩接踵。

或許被這種熱烈而純粹的電影氛圍所感染，張藝謀在大師班上袒露心聲：“電影是每一秒構成的，人生也是每一秒每一秒那樣過的，一秒就是一瞬間，一部電影也是一瞬間。我們漫長的生命也是一瞬間，地球幾十億年的生命也是一瞬間。時間就是這樣，一秒鐘或者無限，都是生命綻放的形式。對導演來說，認真對待每一秒鐘，拍好電影的每一秒，其實也是你生命的每一秒，讓它綻放，讓它充實”。

拍電影希望“語不驚人死不休”

《紅高粱》故意要用四十幾把嗩吶吹出刺耳的感覺

張藝謀看似嚴謹沉穩，但是，在創作卻又極為大膽，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不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所以，我的作品體現四分五裂的局面”。

張藝謀的導演處女作《紅高粱》可謂石破天驚，現今回憶起來，張藝謀說自己能拍出這部電影首先要感謝當時所處的那個時代，“我們那個時代是百廢待興，是一個非常可愛的時代。有大量的文學作品、美術、詩歌，所以電影呈現了某種比我們自己年齡更豐富的一種思考，那個時代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其次，就是性格，張藝謀認為處女作跟導演的性格有很大關系。“我自己的性格迄今為止還是希望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就是總希望有創新，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現出獨特性來，有時候創新就會體現在一種不顧一切的勇氣當中，那時候，處女作嘛，就覺得要創新，就是要極端，不留后路。”

張藝謀回憶說開始作曲家趙季平給《紅高粱》做音樂時吹的是一把嗩吶，但是張藝謀覺得不過癮，他讓趙季平把幾十把嗩吶搞到一起去，“季平說那就吵得不行了，我說就要吵。所以最后是四十幾把嗩吶齊吹，《紅高粱》那個很刺耳的吶喊，當時我們在錄音棚里覺得就應該是這樣，就是要嚇你一跳的感覺。”

因為喜歡喬家大院

把《大紅燈籠高高掛》由南方搬到了北方

《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據蘇童的《妻妾成群》改編，原本蘇童小說中是南方的故事，但張藝謀說因為他在山西拍過《老井》，后來又被喬家大院震撼，“覺得這個院太好了，我要不拍，肯定別人就拍了，當時就覺得趕緊拍吧，把故事改到這來。那真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死活就改過來了。”

喬家大院上頭有一層全部是通的，有一天張藝謀坐在二層往下看，突然看到那種方方正正的透視線，特別嚴謹，“沒有規矩、哪來方圓”，八個字就從張藝謀腦中浮現出來：“我就想，那我們就拍規矩吧。規矩就要有情節，情節是什么，點燈封燈，每天晚上儀式化的轉換等等，全部改成這樣氛圍和儀式感的，象征、隱喻的一種視覺造型風格。”

“攝影師趙非是我的同班同學，我跟趙非說，你攝影機擱這別動，咱們就這么方方正正，永遠用透視線，故意用一種極端的風格去拍。當時，侯孝賢是我們的監制，來看我拍電影，他說你的院里怎么沒人呢，在哪吃飯，在哪打水呢，衛生誰打掃啊，生活的東西沒看到，就一個太太帶一個丫鬟，一個大院里空空蕩蕩，就幾個人走來走去。侯孝賢很含蓄地告訴我，他不會這么拍，但那時候我也聽不進去。我完全用一種繪畫的方式去拍一個隱喻和象征的故事，一種氛圍。那時候其實是自覺和不自覺地在尋找一種造型風格，讓這種造型風格成為故事的一種承載，一個儀式感。今天看起來它有點像《紅高粱》的一個反面。如果《紅高粱》是自由、狂野、不拘一格的那種天性的話，《大紅燈籠高高掛》就是規矩、壓抑和一成不變的人的一種掙扎感。”

張藝謀坦承現在他不一定再拍這么極端的作品，“我剛才雖然說我們每一部電影都要尋找突破，尋找創新，但人有閱歷了，總是顧慮比較多，或者你自己會覺得這東西過于極端，也許就會避免它。那時候就是抓到一個東西就很極致地去做，所以很可貴，在不顧一切地追求。”

張藝謀還笑說自己是中國最早的“偷拍大師”，比狗仔隊要早得多。拍攝《秋菊打官司》時就是各種藏，“我們用16毫米的小攝影機，一卷片子裝上去轉11分鐘，把兩組攝影藏起來，在寶雞農村，藏到各種能藏的地方。還提前讓鞏俐裝上一個假肚子，到村里去體驗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偷拍的時候，兩個攝影師穿著紙尿褲，帶著水，鉆在兩個箱子拍一整天。我只能在外頭拿著對講機，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樣。我就經常拿對講機問兩個攝影，拍成了嗎？回來看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暈頭轉向，各種穿幫，各種失誤。那時候全組就都彌漫著一種失敗的氛圍，不敢說，就在私下說，說這回藝謀砸了，肯定砸了。連人都找不著，很多焦點都是虛的。我今天看，我覺得《秋菊打官司》的美學，當然可以把它系統地歸納到紀實的風格上，那時候是很前衛的。”

張藝謀稱現在再像當年拍《秋菊打官司》那樣偷拍是不可能的，“大家的法律意識都加強了，”他透露當年因偷拍還被一位出鏡的大姐告了，“因為當時是上班時間，而她出去吃棉花糖了，她說這對她心理造成很大傷害。”

拍《英雄》是無心插柳

不因票房喜，卻因被批而沮喪

《英雄》是中國電影史的一部里程碑作品，雖然褒貶不一，但是這部電影宣告中國電影進入了商業片時代，張藝謀表示，其實他拍《英雄》時完全沒有“商業”意識，就是無意識地無心插柳的作品。

張藝謀稱自己一直喜歡武俠小說，“男的嘛，都幻想當英雄，武藝高強，仗劍走天涯，就很想拍這樣一個故事，當時覺得港臺都拍了那么多武俠片了，我們就自己編，就拿了一個荊軻刺秦王的傳統典故編故事。編得差不多了，劇本成型了，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橫空出世了。我們都很沮喪，說咱還拍嗎，咱再拍是跟風了，多沒面子。我就想放棄了。我們《英雄》的制片人是江志強，非常有眼光，他就跟我說，‘導演，拍啊’。因為他發行《臥虎藏龍》，他說現在市場很好，就勸我繼續拍。”

在江老板的建議下，《英雄》請來了梁朝偉、張曼玉、李連杰、甄子丹、章子怡這樣的頂級陣容，張藝謀說自己又一次走極致，“我第一次拍動作，像詩詞一樣地去拍很多風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樹葉，一支箭等等，拍了一些有美感的東西。秦尚黑，但拍戲的100匹馬不是黑的，我們就花錢給馬焗油。《英雄》所有的馬都是焗出來的。剛焗出來，黝黑黝黑的，漂亮。試裝的時候，大家都說秦兵的馬隊，像烏云一樣地過來了。但是很遺憾，到真正開拍的時候都褪色了，焗早了。但當時就覺得很過癮，能有這么一個大制作，能有這么多大演員，按照自己的風格去拍，包括動作也是，盡量去設計一些中國文化的東西。”

張藝謀坦承他拍《英雄》時其實是按照文藝片拍攝的，是像《羅生門》那樣的結構，試圖探討一個又懸又大的主題，沒想到的是，影片取得了極大的商業成功，“那時候我們對票房沒概念，賣那么好，我覺得這跟我有啥關系，我不覺得票房高就是一個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評論，結果人家說我這個電影思想有問題，意識形態、價值觀有問題。我有點沮喪。”

可能是中國最忙的導演

28歲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后，張藝謀才愛上了電影：“電影是有魔法的。”他說因為年輕的經歷，總想著不要虛度光陰，所以也成就了現在的狀態——每年都想著拍新片。

張藝謀笑言自己可能是中國最忙的導演，“如果沒有一個新的電影項目在運作，就覺得自己很虛度。還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一些大型活動、舞臺劇，都是人家找我做，我都盡量抽時間。也所幸就是身體比較好，沒什么大毛病。”

雖然跨界很多，但是張藝謀說自己最愛的當然還是電影，電影的創作過程已經成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可能自己不會干別的，只會拍電影。而拍電影的初衷也很簡單：不為名利，只是單純的喜歡。“我們常常開玩笑自嘲說，像我們這些人啥也干不了，只能拍電影。但是其實你內心也有一種精神和強大的聲音在促使你去做。很多來看我們拍電影的人，尤其第一次來看的人，看了兩天以后總是感嘆，你做這事干啥呀，太難了。但是每一個導演心中總是有一團燃燒的火。其實很多電影拍出來無人問津，一日游，很多年輕導演不斷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團火不會熄滅。這就是電影。”

今年，張藝謀有《一秒鐘》《堅如磐石》和《懸崖之上》三部新片，張藝謀表示，三部新片連著拍是剛好趕上了，他說自己是那種看中了劇本，迅速去調整三個月、半年就可以開拍的導演，而有的項目拖了比較久，通常也是因為劇本，需要打磨。

今年國慶節，張藝謀擔任了國慶晚會的總導演，一張他坐在天安門臺階上的照片，看著很疲倦，問他是否感到勞累，張藝謀說自己并不累，“對我來說是常態，我這人就是勞碌命吧，大型活動、舞臺劇，忙各種事情讓自己很充實。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不會累，別人看著累，自己不會累。而且這個工作做了大半年，很多人付出了很辛苦的努力，為了慶祝國家的生日，晚上排練大家都是通宵。有時候上萬人放聲歌唱，在天安門城樓上，重新認知那些歌曲，人生很難有這樣經歷。”

張藝謀表示，這種大型活動找到他，他都會覺得義不容辭：“我都是在拍電影的空當盡全力投入，鍛煉我綜合的能力。其實我在做70周年聯歡晚會時也在忙《堅如磐石》的后期，現在電影已經送審了。”

好電影是非常神圣的一個詞

張藝謀說只要身體好，時間允許，他是愿意拼命工作的人，“我就是喜歡拍電影，我像年輕人一樣，希望我下一部電影更好，希望可以拍好電影，我越來越覺得，好電影是非常神圣的一個詞。電影容易拍，好電影很難拍。”

張藝謀表示，現在中國電影市場好，但是碰到好劇本很難的，“戲文系剛畢業的，做槍手的都被簽完了，可想而知市場有多么缺編劇。”張藝謀說自己是那種愿意“碰撞”劇本的人，而不是去“想”，“碰撞是一種更自由，有感性的狀態。隨心所欲去碰撞生活，會給自己帶來一些啟發和靈感。”張藝謀呼吁年輕的編劇們：“寫出好的劇本來給我們這些導演。”

而在張藝謀看來，年輕影人同樣可以創作偉大作品，“偉大的電影全世界也不多，從年輕人、無數個默默無聞的小電影上，集聚一定人數、力量，就會成為偉大電影的搖籃。現在中國電影數量和票房是上去了，質量要靠所有人堅持不懈地耕耘。一定有收獲，但不可能馬上就來。中國電影的質量立即會有大幅度的全面提升？不會那么快的，這是文化。這是需要辛勤創作、清晰思路、歷史發展的機遇的。國家現在發展了，互聯網時代是信息的大平臺，主要是要思考，要創新，要有自己堅持的東西。過去，困難是創作源泉，我們那一代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飛速發展時期，未必經歷過我們那個年代的苦難，但也可以拍出偉大的作品。”

回顧自己的電影生涯，張藝謀稱自己尋求突破的動力始終未變，“有時候，故事不行，就用畫面，畫面沒辦法了，就用形式。總希望能有一些不同，哪怕這種不同被別人抨擊，被別人詬病。”

對于這些年來自己身上背負的爭議，張藝謀雖然也難免沮喪，但他表示，自己還是要走下去，甚至，更堅定自己的表達：“馬不停蹄吧，希望有不斷的變化和進步，我也很愿意嘗試不同風格的作品，跟不同的團隊合作。總之，電影的創作過程就是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也不太愛惜自己，我也不裝大師。拍一部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談何容易，我覺得做不到的話，還莫如追求一個特點，去追求一種自己所想要表達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