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江永女書;文學價值;表現手法

江永女書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文字，長期在當地流傳，但一直不為外界知曉。1931年7月，曾繼梧在《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上冊“永明卷”的“花山”條中首次提及江永女書，稱“全縣男子能識此種文字者，余未之見”。

江永女書是一種以當地土話發音，僅在婦女中傳承和使用的特殊文字。它是一種表音文字體系，約有500—700個原創字符。（《女書概觀》）當地婦女根據其形狀特征稱之為“蚊形字”“長腳字”。20世紀80年代以來，江永女書得到學界和媒體廣泛關注，被稱為“婦女文字”“女字”“女書”。1986年，中央電視臺攝制播出的專題報道片《奇特的女書》在海外許多國家播出，因此“女書”就成了這種文字的學名。（劉穎《“女書習俗”的內涵及其“口頭性”考》）

根據使用場合的不同，女書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女書的私密性強，在關系親密的結拜姊妹或母女間交流傳看，這類作品一般是自傳，適合吟誦而不適合高聲歌唱。第二類女書是半公開的，例如姊妹結交書、賀三朝書（女書中的一種精裝本）等書信類作品，這類作品主要用于家族女性成員之間的人情交往、紅白喜事等場合。第三類女書則用于公開場合，如女性出嫁坐歌堂、哭嫁歌、讀扇等，這一類女書適合高聲歌唱，強調作品曲調，容易學習，適合人群合唱。

從文體方面來看，女書幾乎全部用詩體寫成，其中絕大部分是七言體，偶有五言體和七言雜五言體。就傳播媒介而言，女書大多為手抄本。除了紙質文本外，女書也多見于當地婦女的服飾衣帽上。

由于僅限于在當地婦女中傳承和使用，江永女書研究目前面臨資料缺乏的難題。20世紀80年代，江永本地及武漢、北京的學者對江永女書做了搶救性的系統記錄，他們將收集到的女書分門別類，注釋國際音標，并作了女書與漢語的對譯。1991年，謝志民編撰的三卷本《江永“女書”之謎》出版，此書將江永女書原作文本分為十類：書信、抒情詩、敘事詩、柬帖、哭嫁歌、歌謠、兒歌、謎語、禱神詩、唱本。1992年，趙麗明主編的《中國女書集成》問世。這些著作為研究江永女書奠定了文獻基礎。

挖掘江永女書的文學價值，有助于我們了解其內涵，傳承其精神。在江永女書中，有一類作品是當地女書傳人寫的自傳及其他女性請女書傳人代寫的自傳。這類自傳流傳甚少，多數已失傳。趙麗明主編的《中國女書集成》中收集了36篇江永女書自傳，其中有一篇這樣寫道：“丈夫出鄉如書院，我在堂前奉雙親。三餐茶水多端正，孝順父母盡我心。”但年輕媳婦盡心侍奉公婆，卻并未換來婆婆的認可，反被冤枉偷吃雞蛋。無奈之下，她只能通過傷害自身的方式（咬土三口咒我身）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作品細膩地描繪了她悲傷憤恨的情緒：“自想自嘆傷心哭，幾夜天光愁斷腸。又想房中自縊死，……”但因為有年幼的女兒，所以她不能自縊，也不忍離去，只好“等夫回家說分明”。這篇作品用語質樸，但惟妙惟肖地刻畫出女主人公受到委屈后復雜矛盾的心情，在敘事和心理描寫方面取得了較高成就。

女書作者很多是個性張揚的“君子女”，有著“千樣事情有姐當”的主體意識。她們通過女書寫作抨擊傳統禮教，表達對男女平等的渴望，塑造出有個性、有尊嚴的女性形象。

江永女書在表現方法上也有其獨特性，寫作者往往從她們熟悉的日常事物中取材，如將少女離開父母遠嫁他鄉比喻為“鏟火離開待別人”——煤炭剛剛燒著，寓意著女子長大可以溫暖家人，但馬上就被鐵鏟鏟走。她們將從娘家返回夫家時那種對姐妹和家人的依依不舍比喻為“魚死河邊眼不閉”，比喻貼切，又極為生動形象。此外，女書作品中還常出現青藤、沉船、落日、針線、水浪、山中水、六月風等大自然事物和日常農家生活事件。這些書寫展現了女性寫作者豐富細膩的情懷和廣闊的胸襟，具有質樸無華、天然去雕飾的藝術風格，反映了勞動婦女在社會實踐中產生的審美情感。這些因素使女書有別于閨怨詩，也不同于婉約派的文人詩詞，體現出民間婦女寫作的獨特美學魅力。

江永女書是在傳統中國男耕女織文化中產生的獨特藝術形式，記錄了當地婦女的心聲，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加強對江永女書的保護和研究，可促進中國婦女文學研究，同時也能夠為研究世界女性寫作提供寶貴的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