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龔自珍，我們不自覺地就會想起“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等曾在小學課本中出現的那幾篇詩詞名句，會想到龔自珍著名的《己亥雜詩》。這一位將干支紀年變為自己專屬代號的文化名家，在他所經歷的那個己亥年究竟發生了什么？在什么樣的機遇下成就了這本傳世詩集？太多的疑問需要解答。學者余世存作為龔自珍的“粉絲”、研究者，憑借文獻資料和個人對龔自珍的理解，生動地還原了這位大詩人所經歷的“己亥年”，并集結成《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出版發行。

在余世存的筆下一切要從1839年的5月27日說起，那年正是農歷己亥年。這一年，龔自珍真是郁悶到家了。37歲才考中進士，當了個從七品的小小內閣中書，總是給習慣于懶政的領導提出各種改革方案的他，因不諳官場之事，處處被打壓、排擠。這個既沒社會地位，又沒財務自由的小公務員，因為被罰俸、官場回避原則、流言蜚語等種種原因，終于決定辭職逃離官場、逃離北京，返回杭州老家。

在余世存看來，龔自珍自初入官場時就積極改革，針砭時弊地指出現在的問題，他的政論在當時的環境看來異常尖銳。他已經敏銳地嗅到了衰敗的氣息，再也不能這樣沉淪下去，但受到當時視野和認識的局限，他自己也深感無力。他本人的學識再豐富，也想不到未來的景象，因為他也只是在中國的舊知識庫里，翻新舊資源而已。龔自珍家三代為官，入朝做官，實現儒家傳統思想，成為治世之能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從小接受的教育。為了擠進官場他削尖了腦袋，不惜改變自己。

龔自珍曾努力學習官場應酬，學習玩物喪志，學習在無聊之中消磨時光。但這次辭職徹底改變了他。在第一次南歸時他甚至都沒有帶上老婆孩子，一路游山玩水、走走停停，耗了將近5個月。而后再次北上，于雄縣、固安停留接上家眷回杭州，這一趟往返費時不到2個月。可見，第一次都可以被稱為“南游”的回家之路，讓龔自珍心態發生了重大改變。曾經在乎的官位、房子、金錢，一旦全消失后，就像背上的大山被移走，他壓抑已久的積郁和怒火終于得以釋放。沖出京城立馬就談了場戀愛，就像個放蕩的浪子，思緒飄散至各地，噴發的靈感落在紙上成就了著名的《己亥雜詩》。

余世存在書中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將自己與龔自珍合二為一，以史料和他的詩作去體會龔自珍在這一年的經歷。就像余世存所說“龔自珍于我、于今人是一個恰逢其時的橋梁。借助于他，我們能夠抵達自己人生中曾經求而不得的境界，我們借以跟古人和世界對話。”其實，這并不是余世存第一次和古人和世界對話，在他的經典著作《老子傳》中就使用過這樣的寫法。

在《老子傳》中，余世存以老子著作和歷史素材提供的信息，解釋還原老子生活的環境。他曾說過：“我們今天的傳記或者評傳要么是仰視，要么是俯視，要么是隔著歷史的長河去瞭望一下古人，我們對這些古人是沒有同情的。”而在這本《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中，余世存用自己對龔自珍《己亥雜詩》中315首詩的理解和詮釋，講述他與龔自珍的1839年。

在書中，余世存根據龔自珍的經歷，重新排列詩序。內頁兩側為龔自珍詩，中間為余世存的講述，將散落在《己亥雜詩》中的詩詞，還原為龔自珍生活中的一個個片段。比如，“碧澗重來薦一毛，杉柟喜比往時高。故人地下仍相護，驅逐狐貍賴爾曹。”根據這首詩，余世存還原了龔自珍回到杭州后，祭拜為他們龔家守墳的朱大發、洪士華兩位長者墓地時的場景。這個被稱為花園埂的地方，埋葬著龔家的先祖和龔自珍的母親，就連守墓人的墓地也在這個地方。他看到了墓地邊上的杉樹和楠樹，和以往比較大了許多，頓時感慨頗多。在祭拜朱、洪兩位守墓人時，他想到山中的狐貍經常來破壞墓地，多虧了這兩位才能確保龔家墓地的完整，龔自珍心中充滿感激。

再比如《己亥雜詩》中一九八、一九九、二零二這三首詩，講述了龔自珍整修自己在昆山的別墅——羽琌山館的詳情，從環境到室內設計，從藏品選擇到未來設想，通過這幾首詩，余世存將龔自珍此時的動作、心理活動完全還原，將詩講成了事兒。

如果沒有己亥年發生的這些事，在我們的印象中，龔自珍可能只是一個狂徒，一個無能的官吏，一個唐伯虎式的孤寂才人。一首詩、一句詩不足以代表詩人的真實樣貌。“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只從這句來看，你會以為龔自珍是個一身正氣且嚴肅的愛國者。但詩組中同時還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種柔情似水、細膩溫暖的詩句，此時龔自珍又像個情歌王子。但當我們將龔自珍的己亥年，以《己亥雜詩》作為組詩串起來時，這些片段匯聚成一個整體，我們才真正得以認識龔自珍。

（《己亥：余世存讀龔自珍》 余世存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