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踏黃金路》 李煥民 1963年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民族美術創作實現了全面發展。藝術家們聚焦時代主題，集中反映各民族的幸福生活，誕生了一大批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經典美術作品，并在宣傳黨和國家民族政策、促進中華民族大團結等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導下，我國文藝創作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此背景下，反映新中國成立以后各族人民翻身做主、開啟新生活、積極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題材，成為這一時期美術創作的主要表現內容。藝術家們響應國家號召，積極創作反映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新生活、新風情、新面貌的美術作品，催生了新中國第一次民族美術創作熱潮。

“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是民族美術經常表現的宏大主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涌現出大量經典作品。代表性作品有葉淺予《中華民族大團結》（1953年，年畫）、趙望云《解放大西北民族大團結》（1951年，年畫）、王臨乙《民族大團結萬歲》（1958年，雕塑）、黃永玉《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1959年，壁畫）、黃儉等《民族大團結》（1958年，浮雕）、金梅生《全國民族大團結》（1959年，年畫）等。

葉淺予《中華民族大團結》表現各族群眾圍繞在毛澤東主席周圍舉杯歡慶的場面，畫面中人物眾多、風采各異，不僅描繪出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時還表現了毛澤東主席與各族群眾之間的互動呼應關系。葉淺予為突出各族群眾與毛澤東主席歡飲的場面，去除了人物以外的多余背景，強化了身著民族服飾的人物形象產生的視覺沖擊力，同時采取波浪狀的構圖，讓人群充滿生機和律動，突出了熱鬧歡慶的氣氛。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美術還側重表現少數民族群眾翻身做主人、迎來新生活，以及他們嶄新的精神面貌和取得的建設成就。代表性作品有旺親拉西《草原上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3年，年畫）、石魯《古長城外》（1954年，國畫）、周昌谷《兩個羊羔》（1954年，國畫）、董希文《春到西藏》（1954年，油畫）、艾中信《賽馬會上》（1954年，油畫）、黃胄《洪荒風雪》（1955年，國畫）及《豐樂圖》（1959年，國畫）、黃永玉《阿詩瑪》（1956年，版畫）、李煥民《初踏黃金路》（1963年，版畫）、潘世勛《我們走在大路上》（1964年，油畫）、陳煙橋《歸途》（1961年，版畫）、妥木斯《送奶》（1964年，油畫）、哈孜·艾買提《罪惡的審判》（1964年，油畫）等。這些作品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美術創作帶來一股新風，也推動了新中國繪畫藝術在“現代化”“民族化”“寫實化”“群眾化”等創新要素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中國地大物博、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豐富，各民族獨特的風土人情和人文景觀為藝術家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成為滋養新中國藝術家創作的養料和源泉。各民族美術家主動地、積極地、有組織地進行民族題材美術創作，是新中國美術發展的重要特征。這一時期，大批美術家深入民族地區采風寫生、體驗群眾生活，為創作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也正是有了這樣的生活基礎，他們的美術作品才顯得真實且厚重。

黃胄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以生活和寫生為起點進行創作的人物畫家。他于1959年創作的作品《豐樂圖》，表現新疆維吾爾族人民慶祝豐收的場景，表達了新社會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畫家把近百個人物借助遠近大小、高低錯落的空間布局安排到了畫面中，突出了前景中舞蹈的人物和中景中軍民合歡的情景，場面歡快熱烈又不失秩序感。作品中，不同的人物姿態各異，顧盼呼應，與現場氣氛融為一體，反映了畫家高超的人物造型能力和畫面把控能力。在色彩運用上，畫家大膽采用多種鮮艷的色彩，并巧妙搭配運用到民族題材人物畫中，這是以黃胄為代表的新中國民族題材畫家在人物畫領域的開拓創新之處。面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人物畫領域新主題創作的需求，黃胄在發揮中國畫揮灑寫意特點的基礎上，巧妙地融入民族文化元素與當代氣象，使他的作品在題材與技法、內容與形式上達到了和諧統一，呈現出一種既具有東方意蘊，又散發著濃烈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色彩的現代圖景。

版畫家李煥民于1959年創作的套色木刻版畫《初踏黃金路》，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廢除農奴制，藏族群眾翻身做主的新生活。在畫中，3位藏族女子各自牽著一頭牦牛走在金黃色的莊稼路上。這幅作品用高明度高亮度的紅、黃為主基調來烘托畫面喜慶豐收的氣氛，顯得璀璨奪目。作者采用肯定、簡練的刀法，并注重刀法的寫意性表現，與畫面中歡快的人物形象形成呼應，使作品在視覺上呈現出和諧的節奏感和韻律感。這幅作品既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又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