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深刻回答有關我國文藝發展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文藝繁榮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講話發表5周年之際，我們特邀部分參加座談會的作家藝術家發表感言，暢談學習貫徹講話精神的體會，以饗讀者。

帶著熱愛人民的心深入生活

葉 辛

2014年10月13日下午我接到通知，參加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并且要在會上作7分鐘的發言，發言的內容后來有媒體報道。當時會上共有7位文藝界的工作者發言，習近平總書記在每個同志發言后都做了回應。我很感動的是，我的發言談到了知青生活對我創作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對此作了較長一段呼應，講述了他的讀書生活、插隊生活，插隊期間與老鄉之間的關系，以及知青生活對他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的回應對全國的老知青們影響很大。我從全國各地的知青聯誼會中了解到，來自武漢、重慶、廣州、天津等各地的知青，包括在媒體界都有很大的反應，雖然文藝工作座談會關注和討論的是文藝界的事情，但它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藝術界的范圍。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開啟了當代文藝的新階段。座談會上的講話談到的5個問題，總結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2014年到2019年這5年來，實際上不單是文學界，整個文藝界都在進行現實題材的書寫。大家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書寫與生活、與國家、與人民相關的題材，應該說已經出現了不少的好作品。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著中國文藝界方方面面的工作。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我生命的兩極》。我19歲以前在上海成長，19歲以后到了貴州，上山下鄉當知青。當知青之后，又在貴州工作了10多年，在貴州有21年的人生經歷。近些年我主要生活在上海，因為黨和政府重視上海的探索，上海作為改革開放的代表性城市，它的經濟發展是先行先試的，像30年前的浦東開發開放，像如今的自貿區，所以我覺得身為上海的作家，密切關注這座城市取得的每一個進步，這是我的職責。

但我年年也回貴州，少則一個月，多則三四個月。因為貴州同上海一樣，也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極。貴州省的脫貧攻堅，比起其他也有脫貧攻堅任務的省份來說，要艱難得多。但是我也高興地看到，這些年貴州在脫貧攻堅方面做得很踏實，全省88個縣每個縣幾乎都有符合自身實際的脫貧計劃，總體說來，貴州的脫貧攻堅的具體步驟強健扎實。我去下鄉采風的時候，不僅會問縣長、縣委書記，也會問農民對2020年全省脫貧攻堅有沒有信心，大家很真誠地說，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有政策上的保證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他們的生活確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插隊那個年代，最大的問題是溫飽問題。老鄉總需要黨和政府的救濟糧、回銷糧，才能把一年囫圇對付過去。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吃的更好一點、穿得更好一點，這是當下中國脫貧攻堅的現實目標。有一組數字對比很能說明問題。1978年我離開貴州農村的時候，貴州省脫貧的標準是一個農民年收入超過50塊，就算脫貧了。而今，農民年收入能超過3300塊，是現在的脫貧標準，翻了66倍。你跟城里人問，天天在說精準扶貧什么？問10個作家，9個作家不一定講得出來。當然，一方面，作家要看到，從1978年我們脫貧的水平從50塊發展到今天的3300塊，發展迅速，但也應該看到，3300塊還只是低水平的脫貧，只是在溫飽基本解決的基礎上比原來生活的好一點而已，所以我們為此還要更加努力。老實說，這也是我觀察中國現實的一個最基本的眼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同時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過去5周年了，文藝界浮躁的風氣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令人高興。比如，我發現一批過去主要以創作玄幻小說的網絡作家，在和他們接觸時，發現他們新的作品也開始聚焦當下中國的現實、當下的國情，這是明顯的轉變，更不用說中國作家協會系統這兩萬名作家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現實的趨勢。文藝作品總是需要讀者的，需要給人民群眾認可的。一個作家說自己寫的作品好，但老百姓不看，人民群眾不感興趣，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好作品。所以這對文藝界的創作者來說，一方面是機遇，但也存在著挑戰。

干事業要久久為功。我認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可以更豐富一些，不要僅僅只是采風。老實說，真正要寫出一個好作品，無論是反映大都市還是反映偏遠山區的，作家都必須沉得下心去了解今天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們希望什么，他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是什么？真正的精神需求又是什么？如果整天在說扶貧，連扶貧標準到底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寫出來的小說怎么貼近大地，貼近人民？所以作家要把這些事情弄清楚，必須要帶著一顆熱愛人民的心去深入生活。

現實主義依然廣闊

梁曉聲

我參加文藝工作座談會，第一個感受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界老同志的敬愛之心。在開會的時候，總書記就講到老同志如果覺得身體不適，坐久了，疲憊了，可以到隔壁的休息室去休息休息，那兒有服務人員和醫務人員。第二點，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優秀的文學作品的閱讀，數目之多，讓我驚訝。習近平總書記談到了自己在知青年代的閱讀，不僅是文學作品，還有其他領域，古今中外很多書都有涉獵，不只是小說，還有詩歌。第三，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優秀文學作品有自己的評判尺度。當時我旁邊坐的是張抗抗，我們兩個一邊傾聽，一邊低聲地交談。習近平總書記少年和青年時期喜歡讀的文學作品，也是我們喜歡讀的書，書單是差不多的。還有一點就是對于這些書，習近平總書記是從這個書的海洋中來進行選擇的，在選擇的過程中，也體現了一種對于好書的評判尺度。我們能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喜歡那種具有飽滿的人文思想的書籍，對人的精神世界具有良好影響的書籍，這些都是給我們印象很深的。

當時，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文化的一些不良現象，比如在電影方面，就是惟票房論，在電視方面就是惟收視率現象。還有藝術創作的同質化現象，質量不高。比如宮斗劇、抗日神劇等，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庸俗化也提出了嚴肅批評。現在5年過去了，這些現象都有了顯著的改善。5年來文學方面的變化，我關注的較少，但電影方面，有一點研究。比如，這5年來出現的好電影《大圣歸來》《紅海行動》《戰狼2》《流浪地球》，還有國慶檔熱映的《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等，票房和口碑都比較好。這些新變化說明，在觀眾成分并沒有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問題不在觀眾本身，而在于制作者對觀眾喜好的誤判。誤判就是制作者想象、判斷觀眾會喜歡看哪些題材和人物，然后就制造出沒有什么特別意義的電影。隨著這5年來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我們發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了解他們喜好的風格、題材和主題，并制作出來，觀眾同樣是喜歡看的。總體而言，現在的電影越來越有中國特色。20世紀60年代，文學藝術家、電影理論家提出一個觀點，叫“現實主義道路廣闊論”，而今來看，現實主義還是值得文學藝術家們從各方面進行開掘創造，事實上，現在對于現實題材的深度挖掘，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種努力。

坦白地說，我因為在寫作自己的長篇小說，關注文壇的動向和變化已經很少了，幾乎沒有時間閱讀。不像雷達這樣的批評家，每年要讀大量的作品，還寫些批評文章。但我關注到，在東北出現了一些青年寫作者，挖掘的東北工業題材，引起了評論界廣泛注意，這些青年的創作精神是可敬的，在浮躁的氛圍中，能深度去挖掘地域、城市的工業發展變遷史，然后從中尋找和塑造以前缺失的文學人物，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

在中國，創作構成了全世界迄今為止最宏觀的一種文學現象。因為不但每年出版作品的數量龐大，而且我們在省、市、縣一級都有作家協會，大多數市縣級作協都有文學刊物，喜歡文學創作的作者對于文學喜好非常執著，此外很多業余作家也會自己寫回憶錄之類的作品，這種文學現象是世界上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我期待在未來一個時期，中國人能夠通過和文學、和讀書的親密關系，帶動國民閱讀真正具有飛躍性的進步。

以文學彰顯民族正氣

熊召政

5年前，我與其他作家、藝術家一道，參加了文藝工作座談會，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3個多小時的報告。我記得當時每個人都給發了人民大會堂的稿紙，也發了鉛筆，我就一直埋頭做記錄，記了20多張紙，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差不多都記下來了。

座談會結束后，習近平總書記跟與會代表一一握手。總書記和我握手時，說：“召政同志，我知道你，《張居正》就是你寫的。”我就笑。總書記說：“這個書寫得很好，我讀完了。”我說：“總書記，耽誤你的時間，我寫得太長了。”總書記笑著說：“一部好的歷史小說，就是一部教科書。你把《張居正》寫到這個地步，得具備兩個前提，第一是深厚的史學修養，第二是深厚的文學修養，兩者缺一不可。”總書記的夸獎我愧不敢當。我告訴總書記：“爭取第二部小說離您的要求更近一點。”他問我第二部小說寫什么，我回答說在寫《大金王朝》，并解釋說“金”是女真人建立的金國和契丹人建立的遼國以及北宋。這三個政權是中華民族中世紀的大三國。習近平總書記鼓勵我，相信我能寫好。今年的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跟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政協委員座談的時候，臨走時走到我跟前又談了這個話題。他問我的書寫得怎么樣，我告訴總書記《大金王朝》7月份可以完成。習近平總書記笑著說好，我等著看。他鼓勵我，說我“學問方面做得很深，也很扎實，我為你高興”。

2014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我第一個深刻印象是習近平總書記說他讀過的書，種類之豐富、數量之多，我很驚訝。第二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現場與作家藝術家們座談的時候，比后來修訂出版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更放得開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說：“評價當前的文學藝術的現狀，用兩個字概括：浮躁”，“我們要有中國風骨、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我當時都記錄在稿紙上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切中時弊，也感覺到他對文學藝術的現狀非常了解和熟悉。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文學，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年輕人不喜歡文學的，文學是引領我們向上的階梯。”這話我聽著感到特別溫暖，因為我也是當知青的時候讀了大量文學作品，所以有強烈的共鳴。

習近平總書記談到自己的文學閱讀經歷，說和年輕時代相比，讀的文學書籍就沒有那么多了，但是總書記還是很關注文學，有些獲得好評的作品，他也會找來看看。習近平總書記非常率真地講述了文學的現狀，同時也對文學攀登高峰提出了一些要求，希望作家不負偉大的時代，要寫出和這個時代相配的偉大作品。當時我是很激動的。

《大金王朝》四卷本今年剛剛出版，我是在《張居正》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到東北哈爾濱，經過金國當時的首都上京，在哈爾濱阿城區。我對女真這個少數民族非常好奇，因為我讀過了《說岳前傳》，知道了金兀朮等所謂的“胡虜”。岳飛說：“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我很好奇這女真人怎么會生活在那里，并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這么厲害的角色。第二年我又到湯陰縣參加岳飛的紀念活動，看到了岳飛抗金的事跡，我就深深地感覺到這段歷史有趣，但僅從岳飛、從漢人的角度來看待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愛恨情仇還不夠，我就開始慢慢地讀金史，慢慢深入到他們的白山黑水去了解，發現這段歷史特別有意義。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一個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都有獨到的貢獻。我要動筆寫的時候，有一些朋友感到擔心，說你把女真人當主角，漢人接受得了嗎？我就告訴他們，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像東胡、匈奴、柔然、丁零、鮮卑、契丹、女真等民族都已經消亡了，但他們的歷史沒有消失，他們擁有一個偉大的名字：中華。這就是我寫的主題。從2005年到今年，我花了14年時間構思和寫作這部作品。2012年我在深入調查之后7年才開始動筆，爾后又寫了7年。寫《張居正》我花了10年。《大金王朝》我花了14年。我曾說，要永遠在自己的心中擱一條冷板凳，你才寫的出熱血的文章。不要湊熱鬧，現在文壇浮躁，有些人喜歡湊熱鬧，生怕被人遺忘。其實當一個作家被人遺忘是一個好事，他可以遠離是非，遠離名利，來寫自己認為值得寫的大中華的歷史。所以，在文學寫作方面，你要孤獨地在文學的路上行走，這是一個人的長征。

我常想，謳歌時代是我們的任務，扎根大地是我們的方法，貼近人民是我們的要求，如果說這些都做到了以后，惟一的方法就是時間。千萬不可浮躁，千萬不可急躁。因為寫作一部大的作品，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摸索、探討、研究。寫民族的史詩沒有辦法搞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見到那些歷史上弄不懂的事情就一筆帶過，這樣寫出來自然沒有質感，也不會讓人家看到你所寫的這一段歷史的真實，歷史不是打情罵俏，也不是打架斗毆，而是金戈鐵馬，所有的事件背后都有一個歷史的主線，那就是中華民族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們的今天來之不易。

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說，現在一些作品還存在調侃崇高、扭曲歷史、丑化人民群眾英雄人物的現象，這個在歷史題材的領域會常見一些。而5年之后，這樣的情況是有改善的。比如剛剛過去的國慶大典，習近平總書記講要呼喚英雄，歌頌英雄，要培植英雄的土壤。習近平總書記講這個話的時候我正在烏蘭巴托，因為我要寫下一部作品，我在那里考察生活。我在電視機前看了以后，心頭一熱，英雄永遠是時代的脊梁。可是我們曾經那么長的時間認為當英雄搞笑，認為當英雄是一種對個人生活的不尊重，甚至出現了關于文學的各種奇談怪論，以丑為美，以扭曲為寫作的追求，我不否認這也可能寫出好作品來，但我認為一個民族的正脈、一個民族的正氣，一定要在文學中體現。我們在塑造英雄的時候，文學家尤其不能缺席。我們不能把黃鐘大呂之聲全部交給政治家，我們文學家也要承擔。

從個人的角度來講，我這5年一直在寫作，很少在文壇上走動。但我感覺文學界把寫大作品、寫弘揚正氣的作品作為一種鼓勵和引導，這是一個好的轉變。風氣要傳遞到作品中去，可能沒那么快，但是有引導比沒有引導要好，因為所有的風氣都是從引導開始的。而且，文壇需要培植作家獨立思考與寫作的能力，不要圈子化，要培養作家找準寫作的根脈，把握時代的能力。

為人民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王樹增

5年前，我受邀參加了文藝工作座談會，親耳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對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時期的文化藝術事業的歷史地位、現實意義、繼承傳統以及文藝工作的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等重大理論問題，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講話不但對當代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也將對傳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產生久遠的歷史性影響。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發表5周年之際，重溫講話精神，依舊感到有巨大而深刻的現實意義。

5年來中國文學的實踐證明：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指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了無數艱難困苦，但我們都挺過來了、走過來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而“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年來，中國當代文學事業之所以取得了豐碩成果，正是因為當代中國文藝工作者極大地提高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深刻認識到“中華文化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自信的闡述，給予我極大的激勵，參加完座談會后，我以更加飽滿的熱忱投入我的中國革命戰爭史系列的最后一部《抗日戰爭》的寫作。我以全景式宏大敘事，為當代中國讀者書寫這樣一種精神：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飽受屈辱，但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向任何入侵者低下頭顱。大風起兮，壯士出征，英雄的鮮血浸染了田疇曠野，不死的英靈固守著江河山川。抗日戰爭史將用中華民族的勝利，書寫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只要這種精神和力量代代相傳，就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抗日戰爭》（三卷本）于2016年出版后，立即受到讀者的廣泛好評，當年的銷售量即突破80萬冊，被評論界認為是一部“王樹增非虛構類文學寫作的登頂之作”。

5年來中國文學的實踐證明：民族發展所依靠的精神正能量，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指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刻、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擁有家國情懷的作品，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愛國主義從何而來？只能從本民族的奮斗史和英雄史中來，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偉大革命實踐中來。這一實踐，不但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輝煌歷史，也從再造中華民族的政治信仰上豐富和拓展了中華文化的深度和厚度。我從事文學創作近40年，所創作的作品雖然多數是對歷史的書寫，但創作的動因無不源于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探尋，源于對中國革命獨特歷史命運中信仰和意志的塑造，力圖讓今天的讀者在我的著述中因為祖國、民族、精神、意志與他們的前輩相識相知，重溫一個人、一支軍隊、一個民族無論何時都需要的英雄主義氣概。我在《長征》的前言中寫到：“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給予人類的精神財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須的永不磨滅的信念。”我希望今天的國人能夠通過我的書寫讀懂中國革命戰爭的壯闊歷程，從而懂得人類精神中的不屈與頑強是何等的偉大，懂得生命為什么歷經艱險與苦難依然保有不變的信念和理想，懂得當一個人把個體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相聯時天地將會多么廣闊、生命將會何等榮光。習近平總書記在會后接見與會者時，專門對我提到《長征》，說長征是一件偉大的事，你寫得很好。習近平總書記對軍旅作家的關心、對軍事文學作品的熟知，令我倍感親切和鼓舞。

5年來的中國文學實踐證明：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文學家必須為人民樹碑立傳。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的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以很大的篇幅深刻闡述了為人民寫作這個命題，強調社會主義文藝的最高標準是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5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當代文藝工作者認識到，文學從來就是人民的事業，文學使命和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文學產生于人民，人民是文化藝術的創造者。文學服務于人民，反映人民的喜怒哀樂，是人民命運的寫真。同時，人民是文學作品優劣的惟一評判者，被人民追捧喜愛，在人民之間長久流傳，得到人民的稱贊夸獎，是褒獎文學作品的最重要、最榮耀的獎項。在我的中國革命戰爭史的寫作中，兩卷本的《解放戰爭》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中，黨性是如何與人民性高度統一的歷史。因此，《解放戰爭》這本書，與其說在寫戰爭，不如說在寫政治，這個政治就是：人民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無論當年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革命戰爭，還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這一真理始終被踐行并證明著。我的革命戰爭史寫作，寫的就是黨和人民苦樂共擔、生死與共的歷史，闡明的就是“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

我崇尚文以載道的文學精神。文學不但是審美意識形態，也是社會意識形態，肩負著滋養人類心靈、托舉社會道德、浸染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古往今來，凡是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凡是流傳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無一不是作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所致，無一不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家國情懷。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5年后再次回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更加堅定了作為一名中國當代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激勵我自覺將自己的人生理想與黨和人民的事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努力為人民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