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各種場合強調：對“大國文學”和“小國文學”這一概念，我們應保持警惕甚至懷疑的態度，因為這一概念本身極有可能包含著種種文學之外的因素。大國，并不一定就意味著文學的優越；而小國，也并不見得就意味著文學的貧乏。事實上，在讀了太多的法國文學、美國文學、英國文學等等所謂的“大國文學”之后，不少讀者一直十分期盼能讀到一些小國的文學，比如東歐文學，比如非洲文學，比如北歐和南歐文學。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文學中，或許還有一種清新的氣息，一種質樸卻又獨特的氣息，一種真正屬于生命和心靈的氣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極容易抹殺文學的個性、特色和生命力。

然而，語言的障礙卻明顯存在著。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大語種文學和小語種文學這一現實。這一現實，更多地體現的，是文學在傳播上的尷尬。這也就讓小語種文學顯得更加難能可貴。正因如此，每每讀到小語種文學時，我都有欣喜的感覺。而當我捧讀起譯林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最佳歐洲小說（2011）》時，“欣喜”兩字已難以形容我的心情。我甚至感到了某種驚訝和激動，面對這獨特的文學景觀，面對這貼心的文學氛圍和布局：平等和獨立，以及在平等和獨立中展現的豐富和復雜。我一直關注的東歐作家，在這部選集中，竟多達十余位，幾乎每個東歐國家都有了自己的文學代表。你分明在走進一座小說共和國。而走進這座小說共和國，你又絕對能逢到那命定的作品。瞬間，小說欣賞演變成一種心靈默契，超越時空，讓你感動，甚至讓你震撼。

最佳歐洲小說（2011）

斯洛文尼亞小說家德拉戈?揚察爾的《預言》（吳冰青譯）就是這樣的小說。與其說我在走向它，不如說它一直在等著我。注定會發生的邂逅。故事圍繞著一段出現在廁所墻上的“反動詩句”展開。讀著讀著，我們很容易忘記那故事發生在鐵托時期的塞爾維亞。它完全可能同樣發生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某地。記憶被喚醒，被照亮：它就發生在我的少年時期，發生在我的家鄉。好幾回，在夜晚，我們被召集到學校教室或政府禮堂，按照要求，寫上一段話。燈光昏暗，氣氛緊張而又詭異，我們稀里糊涂，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回到家后，大人才小聲地提醒：這是在查反動標語。于是，“反動標語”就成了一顆定時炸彈，制造出一片恐慌氣氛。恐慌中夾雜著一絲神秘。孩子的感覺同大人的又不一樣，還有某種好奇和興奮。單調的生活終于有了點插曲。然而，兒時，思想簡單，閱歷也有限，并沒有能力深想那所謂的“反動標語”背后又潛藏著怎樣的故事。因此，兒時的記憶常常就是殘缺的未完成的記憶。而揚察爾恰恰為我們挖掘出了一段那背后的故事。一個被人譏諷為研究“腐朽語言”的教授偏偏要讓自己掌握的“腐朽語言”爆發出令人驚駭的力量。“反動詩句”實際上源自圣經故事。倘若不熟悉圣經故事，你也就難以破解那“反動詩句”的真正含義。如此，一段看上去顯得粗鄙的“反動詩句”頓時變得高級而有力。教授以此方式反擊，抗議，和控訴，并將自己的反擊、抗議和控訴提升到了預言的高度。作者興許并沒有想到，他的這篇小說竟然和一位遙遠的中國讀者發生了心靈互動，豐富進而又完成了他的童年記憶。沒錯，是互動，而不僅僅是共鳴。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唯有優秀小說方能激發起的深度共鳴。

某種程度上，東歐曾經高度政治化的現實，以及多災多難的痛苦經歷，恰好為文學和文學家提供了特別的土壤。沒有捷克經歷，昆德拉不可能成為現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寫出《可笑的愛》《玩笑》《不朽》和《難以承受的存在之輕》這樣獨特的杰作。沒有波蘭經歷，米沃什也不可能成為我們所熟悉的將道德感同詩意緊密融合的詩歌大師。同樣，沒有經歷過南斯拉夫內戰，塞爾維亞小說家弗拉基米爾?阿森尼耶維奇決不可能寫出《一分鐘：蠢蛋之死》（吳冰青譯）這樣震撼人心的小說。小說的內在主題其實是戰爭。但作者卻沒有直接寫戰爭，而是將目光對準了戰爭犧牲品，一個綽號蠢蛋的不幸者。小說采用倒計時方式，生命的最后一分鐘，高度的凝練，又極端的豐富，戰爭的殘酷，人性的扭曲，命運的悲慘，在這藝術化的一分鐘里盡數呈現。個人的命運何嘗不是民族的命運。戰爭的影子常常比戰爭本身更加恐怖，也更為震撼。小說僅僅數千字，形式和內容巧妙融合，現實和藝術完美統一，語言和細節精準有力，擴散出巨大的容量和無盡的內涵，完全有可能比一部同樣主題的長篇更有力量，充分顯現出短篇小說的精致、能量和魅力。巴爾干沖突和南斯拉夫內戰一直是歐美史學家和文學家關注的焦點。相關作品層出不窮。但我肯定會牢牢記住《一分鐘：蠢蛋之死》，因為它獨一無二，難以替代。

一個美國作家，一個英國作家，或一個法國作家，在寫出一部作品時，就已自然而然地擁有了世界各地廣大的讀者，因而，不管自覺與否，他，或她，很容易獲得一種語言和心理上的優越感和驕傲感。這種感覺東歐作家難以體會。有抱負的東歐作家往往會生出一種緊迫感和危機感。他們要用盡全力將弱勢轉化為優勢。昆德拉就是一個典型。他對小國這一概念特別敏感。在他看來，身處小國，你“要么做一個可憐的、眼光狹窄的人”，要么成為一個廣聞博識的“世界性的人”。別無選擇，有時，恰恰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東歐作家大多會自覺地“同其他詩人，其他世界，和其他傳統相遇”（薩拉蒙語）。昆德拉、米沃什、齊奧朗、貢布羅維奇、馬內亞、卡達萊、薩拉蒙等等東歐作家都最終成為“世界性的人”。有些作家甚至最后放棄母語，改用英語、法語等通用語言創作。只要細讀作品，你會發現，《最佳歐洲小說（2011）》中的多數東歐小說家都具有某種國際視野。影響和交融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了明顯的印記。黑山小說家奧格年?斯帕希奇索性將美國短篇小說大師雷蒙德?卡佛當做了自己小說的動機：《我們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嚴蓓雯譯）。小說在講述什么？一種隱隱約約的不安？一種揮之不去的焦慮？一種莫名其妙的影響和感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危機或生活危機？也許是所有這一切的奇妙混合。“卡佛的故事充滿不安。它們散發出一種特殊的焦慮。它們太像真實生活了。”男主人公如此想。小說故事也因此和卡佛作品產生了某種互文性。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互為注解。小說的最后部分實際上是對卡佛的微型小說《大眾力學》的巧妙模擬。作者既有可能以此方式表達某種隱喻，也有可能以此方式向卡佛致敬。正如我們難以說清楚生活一樣，我們常常也難以說清楚一部小說。出色的小說常常因其豐富、細膩和復雜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陳姝波譯）也屬于這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優秀小說。一個馬戲團經理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人們興許會懷疑他的動機。但他自己明白，這場婚姻確實是出于感情。只不過這是一份極為特別極為復雜的感情，伴隨著好奇、厭惡和恐懼，卻絕沒有一絲惻隱之心。事實上，恰恰是她的不同吸引了他。“要是他娶他為妻，那他就會與眾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東西。”這樣的心理倒也合乎邏輯。但與最丑的女人具體生活卻是可怕的，甚至殘酷的。他不得不時常短暫逃離，卻又無法徹底離開。他成了個分裂的人。他對她的感情其實也是份分裂的感情：既厭惡，又依賴；既開心，又絕望；既恐懼，又好奇。而最丑的女人某一天意識到，人們之所以喜歡觀看她，就因為他們自己缺乏任何獨特之處，他們是孤獨的，他們是蒼白的，他們是無聊和空虛的。讀完這篇小說，我的腦海里不斷出現兩個字：特別。一個特別的情感小說，一個特別的心理小說，一個特別的哲理小說，一個特別的寓言小說，或者說，一個特別的情感-心理-哲理-寓言小說，或者干脆說，一個特別的小說，那么的細膩，深刻，悲傷，肌理豐富，讓人久久地回味。

在《最佳歐洲小說（2011）》中，如此的杰作不勝枚舉，而且幾乎篇篇都有獨特的魅力，譯文又十分精彩、到位，實在是讓人愛不釋手。讀它們，我們會感受到歐洲小說的豐富性，多元性，藝術性，當代性，和獨特性；我們會感受到生命氣息和心靈力量；我們還會意識到，文學中，尤其是在詩歌和短篇小說中，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無論是角度還是語調，甚至包括標點符號，一切皆有意味，皆為藝術。同時，我想說，將它們并列在一起，我們興許才能明白歐洲小說的完整含義，進而逐步理解歐洲的完整含義。文學是能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魅力的一部分。文學也應該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在文學世界里，所有具有獨特價值的作品，都會贏得欣賞的目光。

“還沒離開，就已經開始想念了。”此刻，我忽然想起了在天山天池聽到的一句詩，可能會讓人覺得有點唐突。可我自己知道，潛意識中，我已經在期盼《最佳歐洲小說（2012）》了。

原載于2013年4月3日《中華讀書報》

附：

《世界文學》主編高興談諾獎兩位得主：

稍稍感到意外 但他們實至名歸

北京時間10月10日晚七點，瑞典學院宣布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波蘭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雖然這兩個名字不是非常大眾，但其實對于文學圈內的讀者，這兩個是歐洲文學的重磅大咖。《詩刊》主編、著名詩人李少君向封面新聞記者透露，彼德·漢德克還是一位優秀的詩人，早在1983年他和他的詩作就曾亮相《詩刊》。《世界文學》主編、著名文學翻譯家、學者高興老師則向封面新聞記者談及這兩位作家得獎消息傳來，他的第一感受，“稍稍感到意外，但確實實至名歸。”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于1987年憑借詩集《鏡子里的城市》在波蘭文壇展露頭角。之后接連出版長篇小說《書中人物旅行記》《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作品。其中，她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曾由北京外語大學教授、資深翻譯家易麗君由波蘭語譯成中文，而這兩部經典之作，由后浪出版公司策劃，于201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為一位掌握世界文學最新動態的專家，高興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書評《你分明在走進一座小說共和國——讀《最佳歐洲小說（2011）》，專門談到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高興認為《世上最丑的女人》屬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優秀小說。“一個馬戲團經理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人們興許會懷疑他的動機。但他自己明白，這場婚姻確實是出于感情。只不過這是一份極為特別極為復雜的感情，伴隨著好奇、厭惡和恐懼，卻絕沒有一絲惻隱之心。事實上，恰恰是她的不同吸引了他。‘要是他娶他為妻，那他就會與眾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東西。’這樣的心理倒也合乎邏輯。但與最丑的女人具體生活卻是可怕的，甚至殘酷的。他不得不時常短暫逃離，卻又無法徹底離開。他成了個分裂的人。”高興在評論中還寫道：“讀完這篇小說，我的腦海里不斷出現兩個字：特別。一個特別的情感小說，一個特別的心理小說，一個特別的哲理小說，一個特別的寓言小說，或者說，一個特別的情感-心理-哲理-寓言小說，或者干脆說，一個特別的小說，那么的細膩，深刻，悲傷，肌理豐富，讓人久久地回味。”

諾獎就像一道強光一樣，會照亮獲獎者

封面新聞：聽聞這兩位作家獲獎，您第一感受如何？

高興：我的第一感受是，稍稍感到意外。但細想起來，他們的實力是完全夠的，稱得上實至名歸。我感到稍稍意外是因為，波蘭此前已經出過多屆諾貝爾獎的得主了，沒想到這次的得主仍然來自這個國家。

封面新聞：對于國內不少讀者來說，波蘭女作家卡爾丘克的名字和作品，顯得比較陌生。您是這方面的文學研究專家，請您幫我們介紹一些她吧。

高興：她是個完全靠作品說話的人。東歐的很多作家往往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但是托卡爾丘克完全靠作品說話。我覺得在目前的波蘭作家中，她是最有實力的一個。最好的小說家就是她了。此外，波蘭還有一位同樣優秀的作家，是詩人扎加耶夫斯基。之所以沒有頒給詩人。我想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個微妙的平衡問題。之前波蘭作家獲獎的都是詩人，先是米沃什，后來是辛波斯卡。現在要輪到頒給小說家，我認為是評委們做了一個平衡。

封面新聞：不少人還沒有讀過這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您看來，她的作品最大特色是什么？

高興：托卡爾丘克在中國還是比較小眾的作家。大家對她的作品相對陌生。她的文學魅力在于能夠對人的內心進行非凡的刻畫，把人們心中最微妙、最復雜、最細膩的東西呈現出來，這就是一個“文學高手”所需要的特質。她的中篇、短篇寫得都非常精準。而且她深入人內心的能力太強了。

封面新聞：對于她接下來在中國的讀者，您有怎樣的預測？

高興：正因為有大量作品還沒有被介紹過，引進她的作品還是有很大空間的。而且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就本身就像一道強光一樣，會照亮獲獎者。相信之后很多國內的出版社會搶著出版她的作品。我主編的“藍色東歐”譯叢，她也一直是我們重點想引薦的重要作家。

記者： 張杰 實習生：張諶 編輯：易文穎

原載于“封面新聞”，感謝授權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