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被要求接受測試，題目包括以下內容：

白葡萄酒的鑒賞標準，辨識出某道川菜菜肴中的不同香料添加分量、順序和火候，某種海鮮的正確吃法，列出烘焙食物的原料組成及搭配比例，“一魚幾吃”的最合理搭配方案……

上述內容毫無疑問考察的是“吃貨”層次，并不適合用來考量被測試者的智商高低。問題是，現有的很多智商測試題目，其實與考察美食制法、原料及搭配方式的題目一樣，都只能測試被測者的社會經歷。

人類學家海倫·戴維斯曾使用歐美最為權威的智力測試方法——瑞文推理測驗，對生活在玻利維亞雨林深處的土著人群提斯曼人進行測試。結果發現，提斯曼人11歲孩子答對率僅有31%，大大低于歐美社會普通孩子接受測試的答對率（78%）。類似的實驗，常被用來證明帶有種族歧視觀念的種族智商差異結論。但海倫·戴維斯發現，接受測試的提斯曼人孩子，均未接受過正規教育。對另一些同樣生活在雨林村莊，但接受過教育的提斯曼人進行測試，答對率就上升到了72%，與歐美社會普通孩子相差無幾。

智商測量與文化經歷息息相關。這一結論駁斥了那種流傳很廣、將智商測量結果等同于智力基因的本質主義觀念。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與文化心理學教授斯蒂芬·J.海涅在其所著《基因與命運：什么在影響我們的信念、行為和生活》中指出，我們常常錯誤地理解事物和人的本質，將一些社會性、文化性特點認定為通過基因攜帶和遺傳的本質特點。

由此，很多人在測試中拒絕穿罪犯穿過的衣服，即使該衣服已被徹底清洗，仍疑慮染有洗不掉的邪惡本質。他們認為，衣服既被污染，其纖維也受到污染。同樣出于類似的認知，人們認為名人用過的某些物品，比如電影明星的遺物、體育明星的球鞋，都帶有明星的本質，我們可以通過收藏這些物品來獲得并延續此類本質。

《基因與命運》深入討論了基因組革命到來以后，不斷推進、革新的基因技術研究及應用與人們認知歧見所產生的碰撞，以及錯誤組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們因為通常無法正確地理解基因檢測顯示的患病概率，所以干脆得出了一種離譜的基因宿命論。“我們往往把基因看作終極原因。在開關思維中，我們常錯誤地把攜帶某種基因和具備與該基因相關的特征混為一談”，忽略了其他可能導致更直接結果的因素——名人去世后，檢測顯示其本人帶有可能導致某些疾病的基因，而其恰恰死于這些疾病，所以其死亡被認為是注定的。但是，人們沒有認真考量致病基因的患病概率問題，以及其糟糕的生活方式對于損害健康、影響壽命所產生的更重要影響。

該書指出，人們傾向于將基因和本質聯系起來，這也是轉基因食品招致相當多人反感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在中國、美國等國家，基因測試漸成一門欣欣向榮的生意。基因檢測的便利化、平價化，使得人們開始將周邊發生的事情，都歸結為基因等注定因素。比如，將社會、文化等因素造成的不同種族、國家的智力因素，歸結為不同人的智商基因；將精神疾患、異常行為也歸結于基因，等等。這些做法，客觀上確實有益于降低精神疾患、低智人群等群體受到的歧視（其他人不再將精神疾病和低智等同于道德品質方面的問題），卻不可避免地會加深誤解和距離感，讓人們認定這些疾患無法治愈或無法通過社會訓練得以合理解決。何況，現今市場上可見的各種基因測試，就精準性而言尚不能令人滿意，不同公司、不同實驗室甚至同一檢測機構對同一測試對象進行的測試，結果往往大相徑庭。

每個人有一對親生父母，四個祖父母，八個曾祖父母，以此類推，到公元13世紀，我們應當有40億個祖先，但當時全球只有四億居民。這意味著，每個人家族譜系的許多分支必然是交叉的。這也是近年來許多旨在檢測自己基因起源的人們，在不同批次的檢測中結果差別很大的主要原因。該結果非常清楚地說明，我們每個人之間的聯系乃至基因上的相似相同之處，大大高過我們的預設——那些通過并不完整的智力測驗來宣揚種族智商差異的人，其實夸大了基因差異。

有些人希望通過基因工程來制造所謂的完美“定制嬰兒”，即疾病風險被降至最低，有著完美特征、體格和智商水平的孩子。《基因與命運》指出，這種想法和做法反映了完美主義人格，不僅不負責任，而且注定是徒勞的。現有基因工程技術還無法確保某些基因的注定呈現，也無法確保某些基因一定無法呈現，所以所謂的完美“定制嬰兒”其實很難避免定制失敗的命運：“當你目睹你的孩子成長時，你將如何避免不可避免的遺憾呢？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天才，或者患有某種精神疾病，或者長得不像你想象的那種超級名模的模樣……如果你竭盡全力要增加他的身高，但是卻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使他患骨癌的風險更大，你該怎么辦呢？”

作者進而指出，我們非常看重的復雜特征，比如智力、魅力、運動能力、性格特征和身高，這些因素與諸多基因相關，并且是諸多基因在個體成長中與生存環境相互作用，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產物——沒有任何一種單獨的基因可以對上述特征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