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與政治傳統》，[美]霍華德·J.威亞爾達著，郭存海、鄧與評、葉健輝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定價78.00元

在《拉丁美洲的精神》里，霍華德·威亞爾達斷言，獨立后的拉丁美洲罹患了“精神分裂癥”。的確，它是大病難愈之人，一只手握著獨立自由的新生，另一只手卻被舊日枷鎖牢牢銬住。

1815年，委內瑞拉獨立運動受挫，日后被尊為“解放者”的玻利瓦爾逃亡加勒比海島。他反思美洲的歷史與現實，尋覓革命失敗的癥結。在那一年發表的《牙買加來信》里，玻利瓦爾犀利地將矛頭指向了宗主國。

霍華德·威亞爾達筆下，伊比利亞史和拉丁美洲史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無縫融入后者。正因如此，玻利瓦爾的聲音振聾發聵。《牙買加來信》不僅是一篇反抗殖民的檄文，也是一本剖析美洲的報告。伊比利亞困住拉丁美洲的第一道枷鎖，就是經濟剝削。哥倫布遠航之后，征服者與殖民者懷揣著一夜暴富的夢想，前往美洲尋找“黃金國”。他們沒能發現傳說中的寶藏，卻意外覓得不少銀礦。無數印第安人被皮鞭驅使著，加入繁重的采礦勞動。他們在黑暗巷道的血淚，化作了一船又一船駛往西班牙的白銀。三個世紀里，超過一億公斤白銀跨過大西洋，抵達了伊比利亞半島的港口。有人說，西班牙就像一張嘴，填進食物加以咀嚼，僅為把它送到別的器官，除了經過的氣味和偶爾粘在牙齒上的碎屑，什么都沒有留下。的確，坐擁財富的西班牙將白銀揮霍一空，養肥了歐洲，但西班牙人至少嘗到了金銀的味道，美洲人卻只能望之興嘆。不止如此，正像玻利瓦爾所說，西班牙人還壟斷了殖民地貿易，各地只能向宗主國高價購買制成品，而不能私下互通有無。食鹽、火藥、紙張、墨水都在專賣清單之列，足見控制之細密。

單一的出口模式與粗暴的垂直管理相伴而生，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統治可謂典型案例，紅木、蔗糖、黃金、咖啡周期里，殖民地往往集中產出某一種物資，缺乏經濟活力。在全球擴張進程中，由于沒有財力與精力大肆征伐，葡萄牙人傾向于在沿海建立商站，而非侵入內地。在腹地廣闊的巴西，盡管殖民者一度向亞馬遜挺進，但絕大多數時間滿足于在海岸線上搭設居民點，轉運紅木和黃金。對于殖民地的建設，統治者漠不關心。拉丁美洲豐富的資源，在伊比利亞的剝削模式之下，無法轉化為商業繁榮，借用前輩學者索颯的書名，這正是“豐饒的苦難”。直至20世紀中葉，單一產品出口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仍困擾著拉丁美洲，勞爾·普雷維什稱之為“依附性”，而它的始作俑者正是伊比利亞模式。

制造苦難的，不惟嚴苛管理，還有移植自伊比利亞半島的社會階層。歷史上，西班牙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斗爭的前沿陣地。在收復失地運動里，立下功勛的將領和士兵獲得大片土地，成為國內新貴。征服美洲之際，統治者沿用此法，吸引游民和窮人遠渡重洋。在阿茲特克和印加故土，許多雙手沾滿鮮血的“先遣官”，憑借軍功一躍成為大地主。他們及后代經營著大莊園和大種植園，終日以斗雞、比武和舉辦奢華宴會為樂。宗主國派往殖民地的總督和大小官員是莊園的座上賓。在遙遠之地，總督對國王命令奉行“服從但不執行”的原則，過著土皇帝的生活。耕種和采礦的重壓，通過勞役派遣制，施加在印第安人身上。當大量印第安人死于繁重勞作和歐洲疫病，官員和莊園主引入了非洲奴隸。奴隸生產的財富，先由殖民地的掌權者層層盤剝，繼而運往舊大陸。與宗主國風氣如出一轍，美洲的上流社會貪圖享樂，迅速將財富換成了奢侈品，民眾常年生活在貧困之中。時至今日，貧富懸殊仍是拉丁美洲的關鍵詞，良田千里的莊園與臟水橫流的貧民窟同在一城，形成鮮明對比。

無論在西屬美洲或巴西，天主教都是殖民者的一大遺產。對天主教的倚重，源于伊比利亞獨特的歷史進程，在與穆斯林王朝長達幾個世紀的斗爭里，宗教被用作籠絡人心的精神武器。征服美洲，是用劍與十字架完成的。傳播福音是大航海的最初動力和說辭，印第安人的原始信仰被禁止，天主教會滲入社會的每個角落。在殖民地，從生老病死到賦稅教育，教會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教親關系則是串聯社會的關鍵紐帶，大莊園主和官員互為對方子女的教父教母，構成了更牢固的統治階層。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教會是一副無形枷鎖，裙帶關系盛行，阻斷了窮人的上升通道，它宣揚的神學限制了知識傳播和思想交融，使得獨立以前的拉丁美洲文盲率奇高，在一些小市鎮，甚至找不出十個能夠識文斷字的人。不容忽視的是，教會擁有令人咋舌的財富。在獨立運動之前，它占據了拉丁美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一邊收取莊園和牧場的捐贈，一邊借助放貸生財。在墨西哥，教會在獨立后的半個世紀仍是凌駕于世俗之上的權威，共和國不得不打響一場戰爭來擺脫它的束縛。

墨西哥的教會頑疾，只是獨立后拉丁美洲困境的一個縮影。拋開經濟、社會與宗教的桎梏，單是如何統治國家，就曾讓“解放者”玻利瓦爾憂心不已。手握大莊園和大種植園的克里奧爾人，對錦衣玉食并不陌生，對治國理政卻無甚經驗。宗主國放任他們窮奢極欲，卻緊緊掌控著總督等高級職位的任免權。玻利瓦爾說道：“美洲人突然站了起來，事先一無所知。最成問題的是，他們沒有掌管公共事務的實踐，難以在世界舞臺上掌握立法者、律師、司庫、外交官、將軍等以及其他高級或次一級的官職，而這些官職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通常必設的……一個剛剛掙脫鎖鏈的人民在進入自由的領域時，不會像伊卡洛斯那樣，翅膀燒壞、墮入深淵嗎？”果然，拉丁美洲沒有逃過伊卡洛斯的命運，在奔向自由的旅程里，伊比利亞枷鎖牽絆了它的腳步。新生國家不能填補宗主國遺留的政治真空，也無力對抗虎視眈眈的英美法諸強，更沒有辦法敉平國內多如牛毛的派系。在許多國家，獨立與共和成了一出你爭我奪的鬧劇，人們只得求助于某個強權人物來穩定局面，“考迪羅”應運而生。

“考迪羅”原意是“領袖、頭目”，在拉丁美洲成為一個特殊的政治名詞，他們在獨立戰爭登上歷史舞臺，獨攬一方大權，引領了過渡時代的社會走向。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太過激烈的社會變革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危險。故而，欠缺政治經驗的拉丁美洲選擇妥協，將國家藍圖交給保守的權威。大莊園主與天主教會是“考迪羅”的堅實后盾，他們不愿放棄既得利益。底層民眾也不乏“考迪羅”的擁護者，他們希望強權人物革除弊病、換來新生。在風靡全球的文學作品里，“考迪羅”往往是墨西哥圣塔·安納那樣的亂世梟雄，或是阿根廷羅薩斯那樣的暴虐屠夫，事實并非如此。戴著現代化面具的“考迪羅”不在少數，他們修建鐵路、興辦教育，引入外資、奠基工業，確實掀起了新風氣。進入20世紀，與“考迪羅”一脈相承的軍政府唱起了主角，成為新舊之間的調解者，一面推進著自由貿易，一面鎮壓著進步人士，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國的現代化事業了烙下了深刻痕跡。

美墨邊境以南的廣袤土地上，獨立降臨已近二百年。然而，曾經物產豐饒的拉丁美洲，依舊在窮困與動蕩里苦苦掙扎。西班牙與葡萄牙統治時代早已遠去，但它們留下了有形和無形的枷鎖，仍在桎梏著昔日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