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凱爾泰斯·伊姆雷還活著，他今年應該90歲了。這位匈牙利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即便是在母國匈牙利， 也只是一位籍籍無名的作家，這本身就形成了文學史的某種張力。伊姆雷1929年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14歲就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后轉入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二戰”結束后回到匈牙利開始從事記者、工人和翻譯、自由撰稿人等工作，創作了《無命運的人生》《尋蹤者》《慘敗》《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禱告》《英國旗》等中長篇小說和《船夫日記》《另一個人》《被放逐的語言》等日記和散文集。對于伊姆雷來說，在20世紀后半葉的人生中，作家只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普通職業而已，并沒有給他帶來任何聲譽。如果說是瑞典皇家學院在2002年“發現”了他，并不為過。頒獎委員會對他最重要的評價是，“刻畫出了脆弱個體在對抗強大而野蠻強權時的痛苦經歷以及他獨特的自傳體文學風格”。這些集中體現在他的“無命運三部曲”中。

《無命運的人生》是一部寫成在1973年但卻遲至1975年才出版的小說，看上去是伊姆雷的自傳。小說以14歲的猶太少年柯韋什·久爾吉為中心，講述了他在上班路上被抓到集中營，先后在奧斯維辛、布痕瓦爾德和蔡茨集中營的經歷，作為幸存者，他得以重歸故里，可是卻發現故鄉已經面目全非。這是一部看起來不動聲色掩卷之后卻使人非常沉重的小說。一方面在于小說描述了即便是一位大屠殺幸存者也無法承受之重的集中營生活：單調、無聊、空虛、苦痛、惡劣，成為集中營生活的均值，滿足并超越了讀者對集中營的所有想象；另一方面在于小說強調了猶太人或匈牙利人等被歧視或侮辱人種的身份缺失，小說中一再有意提及的“黃星”事實上是這種身份缺失的象征，以久爾吉為代表的猶太人被應然地區別對待，本身就是一種人所共知的深重的侮辱。吊詭的是，《無命運的人生》并沒有像一些史書和其他大屠殺小說那樣呈現出太多極端的恐懼，伊姆雷選擇了一種比較巧妙的《美麗人生》式的敘事策略，將敘事視角限定在一個14歲少年身上，將敘事時間限定在“準現在時”，并大量運用“陌生化”的手法，延遲主人公和讀者對集中營及周邊苦難的知覺，產生了某種日常和樸素的“零度”寫作效果。

《慘敗》創作于1988年，是一部幾乎和《無命運的人生》完全不同的小說，共有兩個部分。上半部分講述的是一位中年作家在逼仄和嘈雜的工作環境中不停創作，寫就了一部關于奧斯維辛的小說，卻遭到出版社的拒稿。他勇敢地面對“慘敗”，最終創作出一部題為《慘敗》的小說。下半部分是作家所創作小說的全部內容：一位名叫柯韋什的記者失去工作，輾轉于報社、工廠、軍營等地，不斷地面對人生的“慘敗”。這部小說意在說明，一部描寫奧斯維辛的小說至少在戰后的匈牙利是不受歡迎的，這在柯韋什的生活經歷中得到了確證，比如“穿制服”的獄卒實際上就是極權制度的象征，他的其他活動也受到了極權的限制，“屈從”成為他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惟一資本。在伊姆雷的這部小說中，集中營、猶太人和大屠殺的歷史敘述因為制度使然已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這也是伊姆雷自1970年代以來需要面對的匈牙利社會現實。從藝術上說，《慘敗》最重要的特征是以“書中書”的嵌套結構講故事，看似完全不同的兩部分共同完成了同一個文學敘事，使讀者在經歷雙重閱讀體驗的同時不斷勾連二者之間的聯系。另外，在技術上，作者對很多句段都做了必要的補充說明，尖括號代表小說人物的內心獨白，圓括號代表敘事者的思考、判斷和補充，無形中加強了小說的復雜性。

《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禱告》講述的是戰后匈牙利知識分子拒絕生孩子的故事，但與其說“講述”不如說主人公在自說自話，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主人公關于生活的日常，“我”幾乎用了一部小說的篇幅證明不要孩子的“政治”正確。“不要！”作為符號出現在每一自然段的開始，成為小說的畫龍之“睛”。為什么“不要”呢？是因為“我”曾經受到大屠殺和作為猶太人的傷害，對集中營有著慘痛的經驗和記憶，推而廣之，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所以不希望孩子也如世人一樣被“脅迫”，并忍受人生的悲苦與無意義。實際上，“我”對這個問題又充滿矛盾，之所以給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禱告，就是因為雖然“我”抵制要孩子，但是對待生命也懷著某種尊重與虔誠。《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禱告》與前述兩部小說的不同之處在于，這部小說全篇運用意識流小說和內心獨白的手法，以“我”的思想和意識為中心敘事，堪稱普魯斯特和喬伊斯在匈牙利的翻版，拓展了伊姆雷小說形式的邊界；而且，在這部小說中存在大量的“哲學”敘事，作者不單用事件證明“不要”的可能性，同時還在小說中言說了大量的哲學和形而上學思想，說明“不要”的必然性。

這3部小說共同構成了“無命運三部曲”，幾乎建立了伊姆雷大屠殺小說的寫作支點，從時間的維度上，3部小說分別象征了作為大屠殺幸存者即作者生活經歷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我”身上，已經發生了什么、當下如何以及又將發生什么，成為小說作者30年間都在思考的問題。此外，伊姆雷的其他幾部小說也都指向集中營、猶太身份和大屠殺等問題，比如，《英國旗》用一種亦小說亦詩的意識流手法講述了從集中營出來的“青年克維什”在1950年代的灰暗時光；再如，《尋蹤者》中主人公一心想追尋集中營舊址卻以失敗告終，這些小說共同構成了伊姆雷小說的輪廓和精髓。需要說明的是，他的兩部日記體隨筆《船夫日記》和《另一個人》為理解“大屠殺小說”提供了注腳，除了不時言及這些小說創作的初衷、思路和指向外，更將他早期翻譯過的尼采、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霍夫曼斯塔爾、約瑟夫·羅特、卡內蒂和施尼茨勒等人盡情呈現出來，并時不時地向卡夫卡、加繆和馬洛伊·山多爾等人致敬，為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思想和哲學依據。這些都說明，伊姆雷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小說家，他的經歷、創作和思想，文學史和讀者都不能忘記。

那么，究竟為什么不能忘記伊姆雷呢？

一是因為不能忘記文學和歷史上的“集中營”和“大屠殺”，而伊姆雷正是這一歷史事件的記錄者和書寫者。就歷史而言，無論如何大屠殺都需要被銘記，可事實上確認、承認、記住大屠殺卻經歷了甚至正在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美國，大屠殺從“無”到“有”也存在著一個“過渡時期”；在歐陸，對大屠殺聞所未聞者也不在少數。如《船夫日記》所述，伊姆雷重回布痕瓦爾德時，發現“年輕人對這一切都毫無興趣，后面有對情人正在旁若無人地接吻”，這并不是后人該有的態度。伊姆雷的回憶和他的小說一道提醒讀者和后來者，沒有理由忘記那段屈辱的歷史。就文學而言，“大屠殺小說”理應成為一種文學流派而被重視。自19世紀以來，英國的“貧窮”、法國的“大革命”、俄國的“衛國戰爭”已經成為文學創作重要的“集體無意識”主題，假此思路，以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為中心的“大屠殺小說”創作實際上延續著這種傳統，可以成為東歐文學史甚至世界文學史上新的“風景”，而伊姆雷正是這“風景”的重要一端。

二是因為伊姆雷的小說在形式上凝結了很多19至20世紀歐陸小說的藝術特征。伊姆雷談不上是巴爾扎克和福樓拜那樣寫“傳奇劇”的作家，他的小說雖然是在講故事但情節性不強，但這并不影響他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因素，《無命運的人生》充分運用寫實的手法真切地還原主人公在集中營的全部精力，已經真實到讀者無從知曉內中哪些是真實發生的哪些是作者虛構的，足見伊姆雷的“現實主義”功底。同時，如《英國旗》和《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禱告》等小說完全脫胎于意識流小說的筆法，人的內心世界及獨白成為邏輯起點，用一種游離于作者之外的“心理”態度完成小說敘事，延續著現代主義文學傳統。此外，在《慘敗》中，全然找不到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空間，那些具有實驗性質的關于內心世界的括號解構了傳統小說；而《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禱告》將很多事件進行了碎片化處理，又使得伊姆雷的小說具有后現代主義的傾向。一位作家的每一部小說都超越前作并不容易，所以在形式上不斷挑戰自我者就已令人欽佩，伊姆雷的小說間雜了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甚至貝西埃所謂“當代小說”的諸多元素，實屬不易。這也是文學史或讀者不斷回憶他的原因之一。

三是因為伊姆雷的大屠殺小說中泛溢著具有其自身獨特性的哲學與思想。一方面表現在存在主義哲學對伊姆雷及其小說的影響上。在他看來，無論是“赤裸人”被囚禁在集中營，還是未出生的孩子降臨人世，都是海德格爾所謂的“被拋”，“在而且不得不在”，所以他們的人生沒有命運，等待他們的只有虛無而沒有意義的存在，或者死亡，伊姆雷一直相信尼采的“不惜一切代價存在”，當存在也成為不可能，人們只能屈從于成為“牲人”。在“無命運三部曲”中，大屠殺幸存者的過去、現代和未來都止于“存在”，向死而生成為存在的惟一出口，這些都是存在主義哲學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伊姆雷區別于其他“大屠殺小說”作家的重要表征是，他對大屠殺表現出了更多的冷靜和沉寂。20世紀歐美文學中如伊姆雷那樣言說大屠殺的作家不在少數，著名者如美國作家埃利·威塞爾和被稱作是意大利國寶級作家的普里莫·萊維，在他們的小說中，讀者讀到的大部分是恐怖、暴力、殘忍和斷裂，而伊姆雷的小說則選擇了一種相對平靜的筆觸描寫大屠殺和集中營，并更多的指向微小個體在強大權力面前的無能為力甚至逆來順受，文本內容、作者情感、人物思想都是“零度”的，使讀者于無聲處聽出驚雷，這是伊姆雷作為作家最重要的思想特征。

四是因為以伊姆雷為中心的東歐文學及南歐文學應該越來越多地受到中國讀者和批評家的重視。晚近以來，囿于語言譯介的影響，英語國家文學在中國的翻譯、介紹和接受呈現出了繁榮的態勢，形成了穩定的讀者群，然而受“時間距離”和銷量市場所限，一些作家被有意無意地加上了本不該有的光環，或多或少遮蔽了讀者視線。相比起來，對東歐和南歐文學的譯介和接受情況顯然并不盡如人意，雖然出版界和學界已經開始努力（如“藍色東歐”叢書的出版），但是距離英語文學翻譯數量的均值還是相去甚遠。其實，無論是在“世界文學”還是在“文學共和國”的視域下，匈牙利文學在當下中國都不能被忽視，至少做到提及匈牙利文學人們想到的不僅止于裴多菲。何況，現代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意大利、希臘等國小說家的藝術造詣并不遜于英語國家，他們中只有越來越多的人被譯介、被了解、被接受、被理解，才能擴大世界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邊界。伊姆雷是他們中間的代表，但卻不是惟一的代表，提醒讀者不能忘記伊姆雷，也是在提醒讀者，不能忘記東歐文學及英語文學之外的文學。

當然，任何作家都存在爭議，何況伊姆雷是一位東歐小國而又被“偶然”“發現”的作家，所以對于如何評價伊姆雷，也要保持冷靜的理性。一方面，不能因為他曾獲諾貝爾文學獎就將其奉上神壇，拋開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不談，比之于20世紀已經被寫進文學史的經典作家，伊姆雷的文學史地位不可謂高，國別、身份、經歷和題材幾乎都在限制他的創作；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他的讀者小眾同時未達到諾貝爾文學獎“推動文學的發展”和“促進優秀文學家為全世界接受”的雙重標準就忽視他的成就和才華，因為文學史意義和讀者反應是兩個全然不同的概念，無論是在“大屠殺文學”的層面上還是在20世紀匈牙利文學的層面上，伊姆雷都足以成為扛鼎之人。西諺說，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對伊姆雷的評價最終還要交給讀者，畢竟只有閱讀才能使人更加理解伊姆雷，也只有閱讀才能延續伊姆雷的文學生命，進而不能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