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魯迅先生的作品有著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藝術性，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俄國作家法捷耶夫評價說：“魯迅是中國文學的驕傲，而且也是世界文學的著名代表人物。”據不完全統計，魯迅逝世后的80多年來，其作品已被30多個國家用50多種語言文字翻譯出版，深受世界人民的喜愛。

然而，他的作品卻從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它們的藝術成就不及世界文豪的作品，抑或離獲獎的要求還很遠呢？回答是否定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國的文學名家層出不窮，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優秀作家的作品深深影響了現代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但是，由于翻譯得不夠傳神，加上文學批評尺度上的原因，許多名作雖為西方讀書界所熟悉，卻不能為他們真正理解而激起巨大反響，因而難以在國際文學批評范疇內得到肯定。這亦說明東西方文學存在著較大的隔膜，相互間的交流還很不夠，并不能說明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真的落后于世界。

誠如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所說的，近百年來中國誕生了很多優秀的小說家、詩人，很多人完全有資格拿諾貝爾獎，但或多或少都是因為翻譯的原因而未能被西方接受。“如果上個世紀20年代有人能夠翻譯《彷徨》《吶喊》，魯迅早就得獎了”，“但魯迅的作品直到30年代末才有人譯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楊憲益的英譯本，已經是70年代了，魯迅已不在人世。而諾貝爾獎是不頒給已去世的人的。”

而事實上，魯迅是第一位受外國人關注并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作家，他曾有一次被提議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機會。

1927年春，來自諾貝爾故鄉的地形學家、探險家斯文·赫定到中國考察，他在上海了解了魯迅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后，就與語言學家劉半農商量，準備推薦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劉半農便托臺靜農寫信征詢魯迅的意見，可魯迅卻婉言謝絕了。他在9月25日的回信中寫道：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魯迅寫這封信的時間恰是中國新文學經過風風火火的10年之后，其時中國文壇上出現了許多卓有成就的作家，當然包括魯迅本人。但魯迅是一個清醒的理性主義者，盡管新文學在最初10年取得了讓人矚目的成就，可是魯迅卻看到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差距，并且對中國新文學的實績作出了客觀的評價，而這也決定了他在對待諾貝爾獎的問題上能夠保持一種最理性、最正確的態度。

魯迅既沒有著意輕蔑諾貝爾獎的矯情，也沒有刻意抬高諾貝爾獎的用心。當時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吶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清醒地覺得自己不配得諾貝爾獎，“還欠努力”，希望“瑞典最好不理我們”。

魯迅婉言謝絕擬議中的諾貝爾獎候選人的提名，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當時，中國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黑夜如漆。魯迅認為若接受諾貝爾獎提名，“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且為國民黨政府起到增添光彩、裝潢門面的作用，甚至有可能淪為“翰林文字”的幫閑文人，這是他極不愿意做的事。

而從魯迅的回信中，更可以看出他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鮮明態度：首先，諾貝爾文學獎是高水平的獎項，如果在沒有競爭實力的前提下僥幸獲得，名實不符，那么就非常不利于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反而會掩蓋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次，以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為標尺，意識到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在整體上還存在著距離，強調這種距離，不是妄自菲薄，而是為了使中國文學能更好地向前發展。此外，對諾貝爾文學獎保持著一種平常心態，畢竟世界上優秀作家極多，諾貝爾文學獎不可能把每位作家都納入到它的獲獎體系之中，因而大可不必為此患得患失、斤斤計較。

衡量一個作家是否是世界一流的文學家，顯然不能僅僅以他是否得過諾貝爾獎為標準。魯迅沒有獲得諾貝爾獎，但他仍然是“當代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埃德加·斯諾）。如同列夫·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喬伊斯、D·H·勞倫斯、德萊塞、卡夫卡等，盡管都未曾獲得諾貝爾獎，然而他們同魯迅一樣都是世界公認的文學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