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評論家龔特爾安德爾曾這樣描述卡夫卡：“作為猶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為不入幫會的猶太人，他在猶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為說德語的人，他不完全屬于奧地利人；作為勞動保險公司的職員，他不完全屬于資產者；作為資產者的兒子，他又不完全屬于勞動者……而卡夫卡則說，‘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還要陌生。’”

卡夫卡，生于布拉格的猶太作家，一生用德語寫作。在他寫的故事里，主人公一覺醒來變成了一只甲蟲，無法再變回原形。卡夫卡與父親不合，工作不順，與女人糾纏不清，在他的身上，似乎有無數個標簽與謎團。

9月底，一場由中信出版集團、捷信消費金融有限公司、中信讀書會等聯合舉辦的以“尋找卡夫卡”為主題的新書分享會在中信書店舉行，邀請到了捷克共和國駐華大使館副館長葛婉娜（Ivana Grollová），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任衛東教授與捷信企業社會責任經理維他葩普賽克出席。

《尋找卡夫卡》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與捷信合作出版，于2019年8月推出。該書作者是捷克研究卡夫卡的專家拉德克馬利以及著名插畫師蕾娜塔富契科娃，并由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親自作序，通過大量精美的繪畫搭配文字向讀者展示了卡夫卡不為人知的一面。

說德語的卡夫卡與布拉格

如果我們在中文網絡上搜索卡夫卡或是讀他作品的中譯本，不難發現對他的介紹都是“奧地利作家”，但實際上，任衛東說：“卡夫卡一生從未長期離開過布拉格，他大多數日子都是在波西米亞度過的。”

19世紀的布拉格由三個族群組成：德意志人、捷克人和猶太人。德意志人在數量上雖占少數，卻壟斷著這片土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中的高層位置；另一個比較大的族群是捷克人，他們雖占社會中的大多數，卻基本上處于中下層，同時他們一心一意想要脫離奧地利國的統治，而這一政治立場與當時的德意志大相徑庭，因此，兩民族之間形成了很強的對抗，而處在這兩個對抗民族之間的便是猶太人。

任衛東提到，當時的布拉格正處于文化和語言的十字路口，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中下層民眾對于國家走向感到迷茫，而卡夫卡正是降生于這一時期。

18世紀中后期，維也納統治者不僅廢除了原有關于猶太人生育繁衍的歧視性法律，同時使他們有機會和基督徒接受同樣的學校教育，這也讓猶太人的生存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在這樣的背景下，幼年的卡夫卡便和他父親一樣被送去德語學校接受教育。

任衛東指出，20世紀初布拉格的德語大學中猶太學生的比例高達30%，而與之相反，捷克語的大學里面猶太學生只占到了1%。不難發現，德語文化對猶太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但這一認同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捷克人仇視他們的因素。

任衛東解釋道，當時的布拉格像卡夫卡這樣說德語，受德語教育，被同化了的猶太人，無論在哪個民族當中都是異類、他者，“在這樣矛盾的歷史語境與時代背景中，年輕的卡夫卡開始了寫作，而他的作品中也處處流露著分裂、無助和恐懼。”

矛盾的卡夫卡與他的作品

為了更好地說明卡夫卡與文學的關系，任衛東借歌德的回憶錄《詩與真》的名字來形容卡夫卡，“詩”代表歌德的文學創作，而“真”則是真實、真相，這本書是講歌德的文學創作與生活。“而在卡夫卡身上，生活跟文學之間相互滲透，早已無法區分。”任衛東說。

1912年，在寫好給情人菲利斯的第一封信后，卡夫卡一口氣寫下了《判決》。這篇小說在任衛東看來，是卡夫卡創作中最具突破性的一部作品，它也常常被大家看作是卡夫卡跟他父親關系之間的一個縮影。

在《判決》中，事業有成的年輕商人格奧爾格與一位門當戶對的姑娘定了婚，而他一直猶豫要不要把婚訊告訴遠在俄羅斯的童年玩伴。他的朋友幾年前去了俄羅斯，在那里生意潦倒，疾病纏身又孤獨一人。格奧爾格怕刺激到朋友，一直沒有把自己的婚訊告訴朋友，而他的未婚妻也常常為此與他爭執。這天，格奧爾格終于寫好了信，他走到了父親的房間，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父親。父親只是很奇怪地問了一句：你真的有這樣一位朋友嗎？

故事的最后，身體有疾的父親從床上一躍而起，恢復了往日巨人的形象，指責格奧爾格的婚姻是對父母與朋友的背叛，而遠在俄羅斯的朋友才是符合自己心意的兒子，他判決格奧格爾跳河淹死，格奧爾格最終因精神壓力跳河而亡。

任衛東認為，這個故事絕不僅僅是對暴虐父親和怯懦兒子關系的批判，它更是一個成年男人猶豫地嘗試著成熟與社會化，最終卻又失敗的故事。實際上，現實中的卡夫卡作為將來要繼承家業的獨子，從小就深受家人的重視，然而他對生活的想法，與父母對他的期望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由于無法完成父母對他的期望，所以常常倍感壓力。

而這種矛盾的性格也同樣體現在卡夫卡與女人的關系上。卡夫卡一生未婚，曾三次訂婚又最終都解除了婚約。“他向往感情生活，向往女性，但他同時也懼怕與女性有特別近距離的相處，因為那就意味著他要失去寫作賴以生存的孤獨感，”任衛東說。

他最著名的女友之一是一位猶太商人的女兒——菲利斯，菲利斯自立又能干，卡夫卡對她一見鐘情，他們兩人的交往從1912年延續到1917年。在這整整五年的期間，卡夫卡兩次求婚，又兩次將婚約取消。

任衛東評價道：“卡夫卡對菲利斯的愛就像一場沒來由的無名高燒一樣，來去都沒有什么緣由。”她進一步解釋，實際上，在他們交往的五年中，總共只見過17次面。從相識到第一次訂婚，分別生活在布拉格和柏林的兩人只有六次短暫的見面，但卡夫卡寫給菲利斯的信卻多達三百封。

在任衛東看來，他們跌宕起伏的關系發展其實是卡夫卡在自己的想象和信件中建構出來的。一方面，婚姻對卡夫卡而言，更像是把他從可怕的父子關系中解放出來的唯一途徑。但是另一方面，一直特別恐懼婚姻的他又覺得家庭生活不僅讓人窒息，也會失去寫作所需要的孤獨，而寫作對于卡夫卡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卡夫卡也曾在與菲利斯的通信中，多次探討中國清代詩人袁牧的《春夜》：“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燼爐無煙。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本是古人向往的夜半讀書、紅袖添香的閨閣情趣，然而卻被卡夫卡賦予了西方藝術家在婚姻生活與孤獨藝術家之間的矛盾、難以抉擇的意義。所以，當他與菲利斯的距離迅速拉近，他開始猶豫、擔心。

敏感的卡夫卡與我們的時代

德國作家阿爾特曾這樣描述卡夫卡：“卡夫卡的情緒有著驚人的代表性，他的恐懼是現代人最本質的病。”

任衛東指出，對很多作家而言，文學創作是對生活的模仿，而對卡夫卡來說，他的生活則是在實踐其文學作品里虛構的生活模式。“但他的作品，絕對不是個案式的心靈傾訴，也不是一個心理病態敏感的神經官能癥患者的夢中囈語。”

與其說卡夫卡的寫作是一個心理療愈，倒不如說是一個把傷口撕開給別人看的過程。任衛東說：“他就像他筆下《鄉村醫生》里面的患病少年一樣，帶著一個與生俱來的傷口，向現代人展示著他的恐懼、無助與無所適從。也正因如此，雖然他的作品晦澀難懂，卻依然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在191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變形記》中，卡夫卡寫道，“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在如此荒誕的場景面前，主人公并沒有感到驚訝，反而是很快地適應了自己的“蟲形”。他默默打量著自己的身體，看著窗外的天氣，腦子里的第一個念頭是：天哪！我選了多么辛苦的一份職業啊。”在格里高爾的潛意識中，他將變形與職業聯系在一起。要不是為了家庭，他早就想辭職了。而異化成非人——變成甲蟲，客觀上就不能去上班了，于是順理成章地擺脫了職業，還不用背負心理上的愧疚。

在卡夫卡的另一部短篇小說《饑餓藝術家》中，人同樣被異化為動物。主人公終身致力于表演絕食，為自己絕食的藝術不被理解而表現得痛苦。就在所有人都認為他是為藝術獻身的時候，他奄奄一息地說出了自己絕食的真相：“挨餓只是因為找不到適合自己口味的食物。”而在說出這句話的同時，他瞳孔里依然流露著堅定的絕食信念。

不難發現，他的作品中處處都流露著對于當時社會腐敗、帝國的強暴專制以及現實生活中人的異化與隔閡的一些思考，而政治與民族的矛盾也加深了這個敏感陰郁的人內心的苦悶與孤獨。

任衛東認為，作為一個極端敏感的人，卡夫卡對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孤獨、陌生、恐懼、無助有著更深刻的感受，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作為一位獨特的作家，卡夫卡以先鋒的方式表達出一個觀察和感受，所以在他去世以后將近一個世紀，卡夫卡從布拉格走向全世界，從奧匈帝國走向21世紀。

卡夫卡不僅屬于捷克，不僅屬于奧地利，更屬于全世界，屬于每個時代。而閱讀卡夫卡，也能夠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