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以“2049年的魯迅研究”為題筆談，由頭還得追溯到同輩學人2015年10月在深圳大學舉辦的首屆“魯迅研究青年工作坊”。二十余人的工作坊了無禁忌，緊張高效，午休都不許，只準思考、詰問，以至于姜異新發出“學術集中營”的感慨時，眾人都連呼傳神。會后不久，有機會請教傅書華先生，他也頗為贊許一干人等認真的勁頭。興之所至，率而相約：何妨以“2049年的魯迅研究”為題，“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現在看來，我們分明低估了這題目的分量，一年來倡議者不免為筆談稿件搔首延佇，倒不是擔心良朋悠邈，而是著實體味到了，通往“2049年的魯迅研究”，這次第，怎一個“興”字了得？

選擇2049作為想象魯迅研究未來形態的特定時間節點，自然有呼應“新中國”自1949年伊始的考慮。老實說，我希冀中的“2049”，色彩上是偏平和的暖色調的，和“1789”（法國大革命），“1917”（十月革命）之類的不同，也和“1911”（辛亥革命）不同，當然最不愿意的是和奧威爾筆下的“1984”之類的有太多牽連。“2049”，在我的臆想里，是希望和魯迅《燈下漫筆》里提到的“第三樣時代”相勾連的，這自然反映了自己的膚淺和一廂情愿，然而這的確是我愿意的。

如果說在對“2049”的想象中暴露的是自己的幼稚——其底色或許是柔弱與善良，那么得承認，在閱讀乃至自詡研究魯迅的過程中，我則無可避免地走過了懵懂的單純，也習得了一些所謂研究的經驗。這里無意就魯迅研究的諸多細節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就把自己對“2049”的想象當作是多年閱讀魯迅過程中的“繪事后素”吧。事實上近來愈發覺察，關于魯迅，在常為人稱道的深刻之上，他提出的“第三樣時代”“理想的人性”之類的命題更具源發性的意義。

當然，魯迅與中國思想文化資源的糾纏還是學人更諳熟的。深具反省精神的魯迅，在《寫在〈墳〉后面》中曾說自己的寫作，因“看過許多舊書”，“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魂魄，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我疑心這依然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內在的精神擺動圖形。在對現實權力世界剖析時，韓非的“法、術、勢”，在沉入精神世界徜徉時，莊周的“逍遙”“齊物”，依然是最重要乃至規定性的思想資源。以古繩今，魯迅以現代語匯所做的表述，諸如“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其真意恐怕依然是“這些古老的魂魄”導致的“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

要緊的是需要辨析魯迅的“峻急”和韓非的“峻急”有何異同，魯迅的“隨便”和莊周的“隨便”何以區分。吊詭的是，越想凸顯魯迅的現代，就越會看到他身上深重的古意；而相反，刻意去張揚他的古風遺韻，又不得不肅然于他對傳統的激烈抗拒和掙扎。他是一個旋渦，情思的內在振蕩使得進入他精神世界的人常不免迷茫。我對能坦承這種迷茫的研究者常心懷敬意。竹內好寫《魯迅》一書時說他難以理解《故事新編》，我直覺這真誠里蘊含著很多可思考的問題，現在仍未有穩妥的解決。這和并非鮮見的頌圣心態的研究自是不同，更遑論那些等而下之的政治、學術投機一路的貨色。不過，事實的真相倒是：即使到2049，魯迅研究的生態怕是未必會有根本的改變。這或許會令人沮喪，但其實也事出有因，思想文化世界里的博弈應得到尊重，當下圍繞著魯迅的義理、考據、辭章里，自有源流的各色文化傳統對魯迅精神的借徑、涂抹、改寫、質疑等，更宜以平常心待之，“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的心態并不可取。魯迅本身的生命體驗也提醒我們，峻急的過客勢必會迅速抵達至行走的邊界，若沒有堅韌、審慎的節制，以生命的“隨便”、縱意恐怕也只能抵擋一陣，虛無主義的吞食終究會逼近、籠罩，以生命哲學的決絕不顧一切，讓生與死在臨界狀態對撞、摩擦成別樣的大歡喜。這是藝術的狂歡，同樣何嘗不是精神的絕望。將魯迅籠而統之地打扮成“舊學邃密，新知深沉”之人加以膜拜固不可取，以藝術的名義沉浸、把玩其精神世界的臨界狀態，最好也能有些“察淵者不祥”的意識。

這其實涉及近來魯迅研究方法論上的一些動向。略而言之，以魯迅為問題（媒介）的研究正在暗暗積聚能量。所謂以魯迅為問題（媒介），是區別于以魯迅本身為目的的研究。它更強調魯迅之于中國的問題性，發掘他特有的情感、價值偏愛和思致折射的中國問題，而非將其定于一尊加以圣化，實則是把著眼點瞄準在“魯迅與中國”的“與”上。王富仁先生在一次會議上曾言及，魯迅研究無非兩個問題，“我們怎么看魯迅”和“魯迅怎么看我們”。我的理解，“我們怎么看魯迅”的“我們”畢竟各色人等，其眼光、思維、偏愛各有根由；“看魯迅”難免不走形，有人看到“硬骨頭”“刀筆吏”，也有人看到“慈悲”、犧牲。“我們怎么看魯迅”實則是以有一個統一甚至崇高的“魯迅”為預設的，所以對這一終極魯迅的爭奪就成為“我們怎樣看魯迅”的必然要求和結果，圍繞魯迅的風波，勢所必至。問題是，“我們”已經不僅僅有魯迅這一個精神資源，“我們怎么看魯迅”可以是更強調“我們”的主體性、多樣性，也可以是更強調“魯迅”的恒定性、內在規定性。可見，“我們怎么看魯迅”其實是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性的。對這一內在矛盾，王先生的落腳點是“魯迅怎么看我們”，這其實是他前些年提出的“回到魯迅那里去”的變體。不難看出，他呵護的、愿意更多學人習得的是魯迅那樣的眼光。這恐怕也正是從事魯迅研究的一代代學人首先要繼承的，即魯迅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的焦慮正來自于魯迅對我們巨大的壓力，或者說我們需主動接受它的塑造、浸潤。但“我們”畢竟不同于魯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僅僅是思想，更內在的是隱秘的生命體驗。當“我們”不是從人生相似的情感體驗與魯迅相遇，而是僅僅從各類思想的命題、論斷中揣摩、汲取他的智慧，難免不走樣，難免失去了生命的體味甚至會現出做戲的虛偽。

加之，魯迅的文章、思致每每有著內在的反諷性，各種具體的“文化偏至論”在字句、文脈、語境構成的場域中有其特定的意蘊，細思則每每有自我反諷的濃重意味。所謂反諷性，其實根子在于生命本身的辯證法——“自否定”是它的運動軌跡，在更高的層次上回到自我是它的精義。以魯迅為問題（媒介）的研究就是正視魯迅的“反諷”性的結果。尼采曾以動物為喻說精神需要三變，先要成為承受重擔的駱駝，再變為有力量說不的獅子，最后才能成為自由創造的嬰孩。我們的魯迅研究，若以“駱駝”、“獅子”、“嬰孩”為分類的依據，恐怕還是貌似“駱駝”的居多吧。我說“貌似駱駝”，是因為魯迅在《狂人日記》里提醒我們還存在著另外三種精神的變形——“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只要承認，即使到2049年乃至更長的時間，這三種精神的變形，在關于魯迅的各種言語中一定仍會所在多有。那么，在尋找魯迅研究的遷流時，就得思考：“駱駝”如何變成“獅子”乃至“嬰孩”？

柄谷行人在近著《世界史的構造》中提出了他的“跨越性批判”的方法，“從康德入手閱讀馬克思，或者從馬克思入手閱讀康德，毋寧說是透過一前一后的兩位思想家來閱讀中間的黑格爾。就是說，這將意味著對黑格爾予以重新的批判”。在我看來，這種“跨越性批判”也并不神秘，就是以思想家為問題（媒介）的研究方法，努力以不同思想家的眼光去審視另外一位思想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思想的相互對比中互為映照、互相批判，尋找更高的綜合、創造，這不恰恰符合尼采所說的“精神的三變”嗎？

現在，走過百年的魯迅研究也亟需這種精神的三變。某種程度上，若不經過“精神的三變”，又如何能“回到魯迅那里去”呢？甚至，真的“回到魯迅那里去”，以魯迅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并不能直接解決我們如何看世界的問題。相反，竹內好曾感慨過魯迅作為“中國文學的影子”，只有破除才能新生。我們刻意模仿起魯迅看待世界的方式，躲在魯迅的身后，難免不現出“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我當然明白，魯迅的眼光對于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本質依然具有極大的啟發性。但這對于認真的研究者而言，感慨之余，是否可繼續思考，魯迅的眼光，對權力世界的剖析，和中國的法家以權力的唯一視角峻急地分解世界的方式又有何異同？理解當今世界，民族、國家、資本可謂三個重要的維度，魯迅痛苦地思索改造“國民性”問題，概而言之思索的重點可以說偏重在“民族”一維，他對“國家”“資本”的思索就顯得不夠深透，雖然真摯的或熱愛或厭惡的情感自不待言。這不能不影響到，他對現代中國的看法在極具穿透力的同時又有其盲點，這一結論看似冒犯，實則應是打破某種禁忌之后的常識。

我理想中的2049年的魯迅研究，就是要努力走上“駱駝”“獅子”“嬰孩”這樣“精神的三變”，即在變動的中國當下，自我與魯迅不斷對話。這不是反身而誠即可“回到魯迅那里去”，這是以魯迅為問題（媒介），經由與魯迅的對話、論爭來思索中國的問題。《周易·系辭下》有言：“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這是中國的智慧和告誡，期待2049年的魯迅研究，認真繼承，更勉力超越、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