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教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在諸如“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及“詩言志”“思無邪”等為人熟知的表述的促動下，詩歌的影響遍及從國家社稷、社會風尚到日常禮儀、個人修為的不同層面，使得詩歌在中國古代遠不止于一種文類，即不僅僅是個人表情達意的方式，而且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與政治、倫理、風俗、文化等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體現的正是詩教的目的和功能：一些重要思想乃至制度理念被以詩歌的獨特形式進行傳布與滲透，用來規訓人們的言行舉止、引導社會文化的路向，即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雖然有“樂”作為與詩相伴而生的手段，但中國古代詩教總體上偏于教化。

進入現代以后，中國詩歌在主題向度、語言形態和構造體式等方面均出現很大變化，詩教的社會文化語境及施行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特別是對于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詩教，教育觀念的革新與遷移深刻影響了其理論內涵和實踐指向。近代以來由王國維、蔡元培、梁啟超等人開創，由魯迅、宗白華、朱光潛等人豐富完善的美育，通過引入康德、席勒等西方理論家的美學思想，確立了以情感為核心、倡導“審美無功利”、以“立人”為旨歸的理論構架，提出“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論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蔡元培為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大辭書》撰寫的《美育》條目），“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王國維《論教育之宗旨》），“理想的教育是讓天性中所有的潛蓄力量都得盡量發揮，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調和發展，以造成一個全人”（朱光潛《論美感教育》）等主張。這些美育觀念從多方面推動了中國詩教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促使詩教直面現代乃至當代的處境。

依照朱光潛的“詩教就是美育”這一說法，詩教顯然是現代藝術、審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林語堂所說：“中國的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似乎應和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說），雖然他所講的“中國的詩”是指古典詩歌，并且中國詩歌經過現代性的洗禮之后，其樣態及其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已經發生巨變，僅有百年歷史的現代詩歌被認為失去了古典詩歌的輝煌和魅力，但是詩歌本身仍然具有相當的感召力，對人類的精神生活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由此，處于現代境遇中的詩教，或者說在現代美育觀念影響下的詩教，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向度：一是傳統詩教的適應性，即傳統詩教通過調整、轉換，尋求合乎現代人生存狀態、審美趣味和心理需求的路徑；一是根據現代詩歌的特性，找到詩歌與社會文化的連接點，探索詩教的現代意義和方式。

誠然，現代美育所倡導的以情感為核心的觀念，有助于引導詩教施行過程中凸顯詩歌的抒情性本質，并將詩歌理解的重心轉移到對基于詩歌本體的審美能力的培育。不過，在詩教中突出詩歌的情感因素和抒情性一面，不宜忽略詩歌所應具有的智性、理趣和思辨等其他特質；而回歸詩歌本體，或許一定程度上能去除傳統詩教過分教化之弊，但并非要將詩歌拉回到“內部”，拘泥于單純的語言、形式等構件，切斷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在“故步自封”中慢慢失去活力、直至萎縮。有目共睹的是，在整體性逐步喪失的現代社會，知識體系一度趨于專門化、精細化，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也日益碎片化、單子化，這對詩歌的創作、接受與傳播提出了巨大挑戰。因此，對于現代詩教來說，除了“情”這一維度外，更應強調詩歌面對和處理紛繁變幻的社會生活的綜合能力，在詩歌與社會文化之間構建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以保持詩歌自身的活力。

至于現代美育主張的“審美無功利”，顯然直接因襲了康德的理論，考慮到現代美育誕生的時代背景，不難體察這一主張隱含的具體針對性。當蔡元培提出“純粹之美育……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時，他期待的是以“無功利”之審美的“純粹”性，消除當時“大多數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的積患，滌蕩彌漫于國人胸中的污濁之氣。就此而言，不應表面地看待現代美育所倡導的“審美無功利”，而是要深入洞悉其觀念指引下的實踐及其效應。同樣，現代詩教也曾表達過強烈的“無功利”的訴求，提倡“純詩”、極度強調形式、技藝的自足性，以抵制長期附加于詩歌之上的種種“外在”要求。一味追求詩歌“無功利”所具有的片面性顯而易見，它會導致寫作者狹隘地理解“詩性思維”（維柯）的含義和價值，皮相地趨附海德格爾大力闡釋的荷爾德林之“詩意地棲居”。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詩性”“詩意”，都不是詩歌“無功利”的淺表的代名詞，也不是用于裝飾（甚至粉飾）生活的綴物。實際上，“詩性”顯示了一種獨特的創造能力，是人類與自然萬物建立聯系的方式；“詩意地棲居”并不表明某種獨善其身、超然于塵世之外的態度，也不應被當作遁入“世外桃源”的托詞。按照海德格爾的解釋，“詩意是人的棲居必備的基本能力。但人之具有詩的能力，始終只需遵循如下尺度：其存在要與那本身就喜愛人，并因此需要人出場的東西相契合”。而抵達這一“尺度”的重要前提就是荷爾德林在詩中詠唱的“善”，故而“詩意地棲居”體現的是美與善的協調。在據說是荷爾德林與黑格爾、謝林共同起草的《德國唯心主義的最初綱領》一文中，就有如此論斷：“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審美的方式，它涵蓋所有的理念。只有在美之中，真與善才會親如姐妹。”顯然受到這一觀點影響的朱光潛也認為：“善與美不但不相沖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們的必有條件同是和諧與秩序。從倫理觀點看，美是一種善；從美感觀點看，善也是一種美。”這正是看似“無功利”的審美的辯證屬性，在現代詩歌“沖擊極限”式的技藝錘煉中，也許隱含著詩學自身的倫理，通向的是一種與母語、民族記憶相關的社會文化擔當。

現代美育以“立人”即塑造“完人”為最終目標，這與現代詩教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傳統詩教非常重視通過詩歌養成完美人格。在中國古代，詩歌之于“修身”絕非一般意義的怡情養性，而是全方位完善自我的絕佳途徑。不過，古今詩教對“完人”有著很不一樣的期許和取向，現代詩教已不可能像古代詩教那樣，僅僅視以“仁”為內核、具有德性的君子為“完人”，而是對之傾注更豐厚內涵、更富于現時代特征，以回應急劇變化的歷史語境。至少應該在馬克思預期的“人的解放”的意義上理解現代社會的“完人”，即一種具有“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人格形象。依此目標，現代詩教對人的誨示就不限于心智上，而更在于一種將其置于“社會關系”之中所產生的創造力。

在社會文化日漸多元化的當下，倘若不是孤立、抽象、靜態地領悟誕生于上世紀初的現代美育所關涉的美、審美、美感等命題，它的某些觀念對詩教的拓展仍然具有啟示價值。未來詩教關于詩歌的界說中，詩歌之美不再是單一的，而是立體的，不只提供賞鑒、實現“凈化”，更具有海德格爾所說的超越性的“拯救的力量”，不僅能夠彌合“人心”，而且將重塑人在技術時代的命運和位置。

（作者：張桃洲，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