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更為個性化的美學標準相比較，文學經典化當中的歷史標準在如今似更易被提及。恩格斯曾特別強調文學評價的“史學的標準”的內涵：文學作品史學的意義即是要揭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命運中的真正悲劇的因素”是身為一個階級的主人公的矛盾方面，“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而作家的寫作不應該忽略這個因素，避免“把悲劇性的沖突縮小到比較有限的范圍之內。”（恩格斯：《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頁）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已經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潮流，那么在經典生成的機制、經典傳播的篩選、經典的內部構成之外，經典的內容（歷史賦意）在“當代”成為進行中的魅力所在。

在新世紀之初，“共和國文學”的概念就曾被熱議，大有代替“當代文學”的趨勢。“共和國文學”按照時間段又可以劃分為“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前后兩個時期因為經典生成機制的不同，著實引起研究者不少的爭鳴，就目前來看，“前三十年”的經典化研究的學理性逐漸定型，而“后四十年”文學史的研究經驗還在廣泛的積累當中。以整體性歷史觀之，文學經典的生成在此之中，而又與之產生合力。佛克馬認為在經典生成的過程之中，認知動機在起著作用，經典與非經典的知識含量決定了經典的調整，“經典的一個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決問題的模式。”（【荷】佛克馬.E.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俞國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頁）在當代小說的經典化討論中，我們往往考慮較多的是意識形態、制度、可變性等外部問題，而在小說的認知功能上談論較少，因此重啟“記憶”與文學史，在歷史的進程中和對話中探討讀者大眾、批評家、文學史家的“篩選機制”似有經典化問題的新論。

記憶的一種特例構成了歷史，而文學經典正是記憶的最佳方式之一。閱讀經典作品往往給人以在個體記憶與歷史知識之間的遐思，科林伍德將歷史學視為一種過去經驗的重演，他說：“現在和過去之間的間隙之被鏈接，并不只是由于現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過去，而且也由于過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現在之中重新喚醒它自己。”（【英】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404頁）共和國記憶不僅關乎“革命中國”的宏大建構，同時包含了歷史變局中的個體體驗和家國共振。談論這一記憶的文學經典化可能包含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是社會記憶與個體記憶的同頻。個人經驗與時代角色的吻合，因此，經典的確認在瞬間達到峰值。《青春之歌》屬于這種情況，作者楊沫與“時代精神”的同頻共振，也使得這部作品在高銷量的同時就進入了經典行列。但此類作品在“標志性”的同時，也面臨著時代飛逝的被遺忘的風險。第二種是社會記憶與個體記憶的異頻或變頻。這種經典的確認往往承受了歷史記憶之重，測證了中國當代文學史料泛政治化的特點，因此經典的確認篩選呈現更為復雜的情況，例如趙樹理的《三里灣》，經典化的難題就出在了其與50年代的中國農村歷史之間的關系。第三種情況在“后四十年”更為常見，那就是個體記憶對社會記憶的跳頻,趙勇教授曾將《平凡的世界》稱為“民選經典”，黃平教授更用“勵志型讀法”與改革文學的挫敗來解釋“民選”的原因。其實自1985文學書寫的“轉型”以來，這種經典以“魔幻現實”“先鋒寫作”“類型寫作”“寓言寫作”等普遍存在。如果說在前兩種情況下，文學經典確認中還存在某種定型的意味，從分化到統一認知，那么隨著時間發展，后一種情況的經典討論顯然會越演越烈，例如近年來被廣泛討論經典化的劉慈欣的科幻巨作《三體》。需要注意的是，三種情況其實都承載了共和國記憶，也即承擔了文學經典的認知功能，必須“有思想能力在現在之中喚醒它自己。”即使如《三里灣》這樣承載了趙樹理多重身份矛盾的作品，在如今仍然以作家的社會政治干預、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三農”問題等轉喻和影響繼續被討論被記憶。

以當代文學經典的共和國記憶而論，自然涉及到小說的記敘與抒情、內容與方法的問題。洪子誠所認為的“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主要集中在50—70年代的小說創作：“‘史詩性’，是當代不少寫作長篇小說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評家用來評價一些長篇所達到的思想藝術高度的重要標尺。這種創作追求，來源于當代小說作家那種充當‘社會歷史家’，再現社會事變的整體過程，把握‘時代精神’的欲望。”（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王彬彬則將“史詩”視為長期性的病癥，指出史詩情結是“茅盾文學獎焦慮癥”的表現。但我們往往忽視了長篇小說史詩性的來路，在五四之后，就有人對中國的經典提出了質疑，例如鄭振鐸認為：“中國無《伊里亞特》與《奧特賽》,無《馬哈巴拉泰》與《拉馬耶那》,乃至并無一篇較《伊里亞特》諸大史詩簡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現中國古代的國民性與國民生活與偉大的人物的文學作品”的緣由,在于“中國的大學者如孔丘、墨翟之流,僅知汲汲于救治當時的政治上社會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國民的文學資料的保存的重要。”（鄭振鐸：《文學大綱（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頁）由此觀之共和國記憶的文學經典化，提供了文學保存歷史的方式，特別是史詩性的長篇小說創作標準有其進步性。

同時，以存在三種不同的記憶方式而論，我們又會發現，“史”與“詩”的辯證始終纏繞在“共和國文學”周邊。如果對這一學術熱點進行溯源式的考察，亞羅斯拉夫?普實克和陳平原的觀點當為其中的代表。普實克認為中國文學史上存在著兩個傳統，即“抒情詩傳統”和“史傳傳統”，“五四”新文學的兩種承傳可以分為郁達夫和茅盾兩個方向。陳平原在其名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提出，“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共同制約著中國敘事文學的發展。在我看來，作為社會記憶的經典保存，史與詩的辯證滲透著歷史書寫的辯證法，因此近年來“總體性視野”的討論方興未艾，其實所謂的“總體性”包含對文學經典歷史賦意的探討，從黑格爾到恩格斯，對作家歷史觀的要求都滲透著對社會總體情況的把握。

共和國記憶的文學經典化首先符合的是史學的標準，以作家歷史觀的把握為核心，具有“史詩”品格的作品是呈現“整體性歷史”的范本，即深入思索并嘗試揭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當然抒情詩傳統也在其中發生作用，所以，三種不同的錯位可能只是經典生成過程中的不同抵達而已，而最終個人記憶與社會記憶都會直抵整體性歷史的目標，這也應該是當代文學經典的一大屬性。

最后經典化的關鍵問題還有經典的傳播。佛克馬特別強調經典作為批評和教育的工具，在我們往往比較重視前者，而忽略教學是對經典化的一種干預手段。長篇小說在中學必修課本中是“重災區”，只有《水滸傳》選段《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沈從文的《邊城》等極少數的篇目。在人教版高中語文中國小說欣賞讀本里，以“家族的記憶”編入巴金的《家》與陳忠實的《白鹿原》，以“女性的聲音”編入蕭紅的《呼蘭河傳》和王安憶的《長恨歌》。這一方面說明了四部現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地位，《白鹿原》和《長恨歌》都是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是歷史記憶書寫的杰出作品。但另外一方面文學教育所表露出的文學經典化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第一，極少的數量篇目表明“記憶”的部分被忽略的現象，特別是我們如何面對共和國文學經典的階段性（“前三十年”）空白問題。例如筆者記得初中曾經學習“山藥蛋派”的知識點，但如今即使在山西，初中生已經將這一當代流派遺忘。第二，在文學教育中如何使得經典發揮其“原問題”的認知功能，這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女性的、家族的記憶能否完全被框定為《長恨歌》《白鹿原》的經典性因由？佛克馬針對此問題也曾指出任何一個個體只代表某種經驗、價值集中在一些作家作品，在教學中應該提供這些差距的對照。我想也唯有如此才能夠提供經典化的參照系。

【作者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