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失去的夢》海報

新中國成立至今，兒童電影走過了70年輝煌的發展歷程。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兒童電影為適應主流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和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需要，到新時期之初關注兒童成長的電影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迅速反映著時代的新聲，再到上世紀90年代兒童電影的藝術改編，然后到新世紀兒童電影面臨的市場化局面，兒童電影幾代人經歷了辛勤的探索，也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兒童電影見證了70年時代的巨變、社會的轉型和經濟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以下將從三個角度審視70年兒童電影。

大多取材和改編自兒童文學

電影和文學歷來是關系非常密切的兩種藝術形式，這在中國的兒童電影中表現尤為突出。兒童電影既有電影屬性，也有很強的兒童文學屬性，尤其是早期的兒童電影，還帶有民間文學特性。民國初期拍攝的兒童電影也多是改編或者取材于神怪和童話故事、兒童文學等等，還有一些改編自早期的民間故事、神話故事、作家創作的童話。1925年，根據雜志《小朋友》刊登的包天笑翻譯的法國兒童小說《苦兒流浪記》改編的同名兒童電影為開端，根據兒童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幾乎貫穿了整個兒童電影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兒童文學的電影改編在探索中大步向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顯示了其良好的發展勢頭，如《雞毛信》改編自華山的同名小說，是兒童電影中戰爭題材的開山之作。如《小兵張嘎》改編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說，是紅色兒童電影的扛鼎之篇。其他還有《黎明的河邊》 《民兵的兒子》《地下少先隊》 《英雄小八路》和《牧童投軍》等，都改編自紅色兒童文學作品。“文革”期間改編的數量明顯減少，但是依舊有零星的改編影片。如《閃閃的紅星》 ，就是根據李心田的同名兒童小說改編。其他還有《向陽院的故事》和《金鎖》等，都由兒童小說改編。

新時期，兒童文學電影改編態勢更佳。其中《城南舊事》 （改編自小說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說），《紅衣少女》和《哦，香雪》都堪稱是當代兒童文學電影改編的優秀之作。當然，上世紀90年代是兒童文學電影改編的一個高峰期，如《三毛從軍記》 《陽光燦爛的日子》 《紅發卡》 《草房子》和《花季·雨季》等，影響很大。尤其是《草房子》 ，改編自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的同名小說，寫兒童桑桑與小伙伴經歷的種種故事，有友誼的真誠、嬉鬧的快樂，也有面臨死亡的悲痛。這些作品構成了一兩代人的童年往事，都是從文學經典到數碼影像闡釋的經典。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海報

進入新世紀以后，當代兒童文學的電影改編出現了下降趨勢，對比這一時期的兒童片的總數，改編的電影數量略顯單薄。這一時期改編自兒童文學作品的大致有以下幾部： 《男生賈里新傳》 《足球大俠》 《危險智能》 《女生日記》 《男生日記》 《小英雄雨來》《烏龜也上網》等等。

從兒童電影改編自兒童文學的這條發展線索，不難看出，兒童電影的兒童文學改編傳統從新中國成立以前開始萌芽，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逐漸發展，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了高潮；新世紀以來由于文學和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學科化和體系化，兩者逐漸分離，改編傳統漸漸落潮。需要指出的是，兒童電影對兒童文學的改編，增強了兒童電影的文學性、審美性，也更加貼近兒童，這也是新中國兒童電影之所以廣有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形象塑造：從“紅孩子”“好孩子”到兒童

早期中國兒童電影中的兒童形象主要是孤兒或者是流浪兒，如《孤兒救祖記》 《迷途的羔羊》和《三毛流浪記》 。

新中國成立之初，兒童電影主要是革命戰爭題材和革命浪漫主義風格。其形象成為大人眼中的“紅孩子”和“好孩子” 。如《雞毛信》 《民兵的兒子》 《黎明的河邊》 《地下少先隊》 《五彩路》 《英雄小八路》和《小兵張嘎》 ，塑造了一批鮮明的兒童形象。“文革”期間，兒童電影也有紅色經典，如《閃閃的紅星》 《向陽院的故事》 《黃河少年》 《烽火少年》和《草原兒女》等。紅色兒童電影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影響了幾代少年兒童，像“嘎子”和“潘冬子”這樣的兒童電影形象和“雷鋒”這樣的英雄形象一樣還成為時代的楷模。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電影中“紅孩子”的形象常常是眉間有一股英氣，干凈整潔，搭建了普通民眾、兒童與英雄聯系的平臺，也展示了鮮明的教育傾向。如《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和《小兵張嘎》中的“嘎子”就是“紅孩子”形象，他們機智和勇敢，寄托了時代的美德、共產主義的理想等。“好孩子”形象的塑造，如《祖國的花朵》就是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兒童電影由戰場轉向了操場，影片最后全體孩子聚在少先隊隊旗下，宣誓要“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勞動和愛護公共財產” ，成為合格的“共產主義的接班人” 。看得出來，兒童電影進入了“教育兒童”的話語空間。“紅孩子”和“好孩子”的形象切合了當時社會的政治和政策的要求，仔細觀察兒童在影片中的角色，他們不完全是“主角” ，更多是作為“中介”存在，是成人借助兒童形象宣傳他們思想的“中介” 。他們是成人視角下的“好孩子” ，是成人希望和想象中的“理想的孩子” 。

電影《黎明的河邊》海報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以兒童為本”的思想觀念逐漸凸顯出來。此時期的兒童電影主要表現的是兒童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沾染了一系列的毛病，比如：嘲笑別人、撒謊、愛吹牛、虛榮、不愛學習、打架等等。這些問題被歸結為是社會的問題，繼而強調了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到了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發現真正的兒童”成為兒童電影的重要主題。這一時期的兒童電影敢于實實在在地表現孩子身上的淘氣、頑皮、對青春的好奇、對未來的幻想等等。如《我的九月》 《哦，香雪》和《草房子》等兒童電影即是如此。這些作品著力塑造本真的兒童形象，給兒童電影帶來了清新之風，也傳遞了新的社會和時代信息，受到廣大兒童觀眾的喜愛和專業人士的好評。

兒童電影簡約的線性敘事模式

中國電影在敘事上長期習慣于簡約的線性延展，故事線索分明、因果分明，注重對故事的時空聯系，不惜細節再現，把歷史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由此形成了簡約清晰的敘事風格。在兒童電影中，這體現得更為明顯。

在談兒童電影敘事模式時，無疑要涉及兒童電影的表現主題，其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便是“成長” ，因為時代的緣故，在很多兒童影片中，為了表現“紅孩子”與“好孩子”的形象，常常設置簡單化和模式化的情節套路。無論是表現“革命型”的兒童，講述兒童如何在惡劣的環境下突破重重困難，成長為合格的共產主義接班人；還是日常生活中成長的兒童，表現他們如何由“壞孩子”變成“好孩子” ，都遵循了一種簡約化、模式化的講故事的方式：“好孩子”幫助“壞孩子” 。而且這種幫助常常是群體性的，即一群好孩子來幫助一個或者兩個問題孩子，即“壞孩子”是在集體的力量下變成“好孩子”的。“革命型”兒童也會在成長過程中遇到重重困難，但是總能憑借自己的機智和勇氣，以及周圍人的幫助使周圍的環境漸漸順利。“日常型”兒童也是如此，老師和家長們的幫助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們的幫助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來自同齡的同班同學的幫助。比如《三朵小紅花》中的小圖等都主要靠班級同學的幫助改正了缺點，獲得了進步。 《哥哥和妹妹》中妹妹呂小朵的進步則主要得力于哥哥呂小鋼，但她的同學們的幫助也很重要。《祖國的花朵》中的江林和楊永麗， 《羅小林的決心》中的羅小林等等。在這些影片中，好孩子們都有很大的熱情去幫助那些“壞孩子” ，而且這種幫助都是自發的，而且孩子們在幫助他人的時候是非常熱情的。影片的最后，這些問題少年在集體大家庭一雙雙溫暖的友愛之手的幫助下，都改掉了毛病，成長為好學生、好孩子。

這種在兒童成長過程中“自然成長——創造挫折——他人與自我幫助——解決困難”的問題解決模式的套路成為兒童電影的線性敘事模式。一方面教育孩子要勇敢改正缺點、積極追求進步，另一方面則充分張揚了生活在共同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內的少年兒童之間互助互愛的精神。這種簡約的、模式化的故事講述方式雖然不能很好地激發出孩子的想象力，但也符合兒童接受心理，并能快捷地實現社會主義道德、信仰和時代精神的傳達和培育，因此，對兒童電影的簡約化、線性化敘事模式的藝術作用不可小視。

電影《城南舊事》海報

70年兒童電影的思考

縱觀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兒童電影，雖然涌現了諸多優秀的作品，但也給人一種感覺，就是電影背后始終有一雙成人的眼睛。前已提及的兒童電影塑造“紅孩子”和“好孩子”的形象，就可發現兒童電影成人視角下的“教育”本意。真正的兒童視角影片看似是成人“借用”兒童的眼睛來表達自己的觀念與見解，但成功的兒童視角影片為了使敘述經驗更像兒童，都非常注重兒童心理的表現。以兒童的心理、眼光和理解能力作為標尺去看事物，反映復雜的成人世界，使得兒童視角影片具有獨特的美學意義。

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不少兒童電影，創作者常站在成人的角度來講故事，把成年人的愿望加入電影。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抗戰電影，常常塑造“革命小英雄”的形象，把成人的愿望加入電影中；而上世紀80年代以后，經常塑造的“好孩子”形象，也有很強的成人愿望在其中。不少影片因為出發點承載了很多社會問題，所以無法擺脫成人化視角，比如《別哭，媽媽》《為什么生我》 《失去的夢》 《紅發卡》等影片承載了過多的家庭、婚姻、教育及其他社會問題，小主人公們所面對的難題中有許多甚至是連成人都難以解決的問題。一些兒童影片熱衷于表現兒童生活的苦難和艱辛，使小主人公變成了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道德英雄” ，殊不知，這些苦難和艱辛即使是成人也未必能夠承擔。

總而言之，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兒童電影從發展、繁榮、低迷，直到進入新的探索時期，都呈現出不同的創作特點，也展示著黨和政府對兒童電影的關懷以及兒童電影創作者的不懈追求。不可否認的是，作為電影家族中的一員，兒童電影承載著用影像傳達兒童生命世界的使命；作為兒童文化格局的一個組成部分，兒童電影更多地扮演了公益性社會文化事業的角色；作為兒童傳播媒介之一，兒童電影媒介與兒童報刊媒介、兒童圖書媒介、兒童廣播媒介、兒童電視媒介等媒介一起，陪伴少年兒童度過現實的“媒介童年” 。

（譚旭東，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高美玉，上海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