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能正常說話時，

我需要友誼，愛情，和一切好的享受

我是一個正常的人。

好聽的音樂使我上升，愛人如己。

沈從文是著名小說家、學者，一生不以詩名。但他是從寫詩進入文學的，一度被視為新月派，后因詩化小說而成名，還寫過許多詩歌評論。1949年后，沈從文不再寫小說，卻寫了很多舊體詩，并稱這是“第三次改業”。

可以說，詩陪伴了沈從文一生，更重要的是，沈從文很少想過發表它們（本集中40%的作品生前未發表），所以詩中的沈從文更隨意、更放松，也更任性。其結果好壞參半：從壞的方面說，有些詩缺乏錘煉，不太像詩，且有模仿、追隨痕跡，藝術成就不高；從好的方面說，它們更真實地反映了沈從文的心路歷程。

感謝張新穎先生編成這本《沈從文詩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給讀者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到不盡相同的沈從文——以浪漫為開始，以諷喻為終結。

靠寫偽歌謠踏入詩壇

1924年，沈從文來到北京，常去北大旁聽。受北大歌謠運動影響，開始收集家鄉民謠，據說有2000多首。1926年時，精選其中41首，編成《筸（音同干）人謠曲》（沈從文的老家原名鎮筸，1913年改名鳳凰），在《晨報副刊》上發表。

在此基礎上，沈從文寫了幾首白話詩，在形式上全力模仿了當時主流價值觀所提倡的質樸、激情、活力、口語化等。故意加入一些山區青年男女間的風話，以示人性解放。

歌謠運動的假設是：傳統文學已走到盡頭，必須全面推倒，再從民間找到有生命力的“養分”，重建文學傳統。

這里包含了幾個典型的誤會：

首先，民間真有養分嗎？這個養分是什么？

其次，有了養分，就能重建文學傳統嗎？如果這么容易，此前為何沒建？

其三，誰來重建？如果建錯了怎么辦？

從結果看，當時的所謂“到民間去”其實是精英階層屢遭挫折后，面對時代困局，集體喪失自信，只好寄望于他們不太了解的“基層民眾”。使新文學滑入反向認同的死胡同中——知道什么是錯的，但不知道什么是對的。

歐洲文藝復興以意大利語、英語、德語替代拉丁語為表征，民間文學勃興，這被誤認為是“學習榜樣”，有了這兩重誤讀，文學遂脫離民眾，成了由大學校園、文學雜志建構出的小圈子玩物。在人人寫偽民謠的當時，沈從文的詩雖非佳作，卻最像真民謠。這可算是他詩歌創作的第一階段。

作為文學新人，沈從文初期未受重視，他給《晨報副鐫》投了幾十篇稿，始終無反響。

親戚黃鏡銘曾對沈從文說：“（北京城里的大學生和教授）不是死讀書就是讀書死，哪有你在鄉下做老總有出息。”

好在，新月派及時發現了沈從文。

模仿過一段新月派

沈從文算不算新月派，一直有爭議。巴金曾說：“新月派很賞識沈從文，但沈從文并不從心底里真正喜歡新月派。”但新月派詩人饒孟侃在上世紀50年代曾私下說：“徐志摩很看重沈從文的才氣，但是說真心話，我當時很不以為然，總覺得沈從文學識低俗。”

從沈從文早期詩作看，新月派喜歡他是有道理的。

當時新派詩人都強調“內韻律”，即自由體詩在表達上應有內在原則。沈從文后來曾撰文稱，自己的文章是一種“情緒的體操”，可以“凝聚成深潭，平鋪成湖泊”。但沈從文主張語言節制，不喜歡“夸大豪放，缺少節制，單純地反復叫喊”，認為時代太浮躁，致“專以從事喊叫為詩人的事出現”。

沈從文主張詩要和諧，所謂“一首詩告訴我們不是一個故事，一點感想，應當是一片霞，一園花，有各樣的顏色與姿態，具各樣香味，作各種變化”。這與新月派主張的“客觀的抒情詩”完全契合。

雖然相關詩論都是沈從文成名后才寫出的，但他個性獨立，易與自由主義發生共鳴，靠近新月派絕非怪事。恰好新月派也需要一個傳奇，從小學畢業生（沈從文只有小學學歷）中也能提拔出一位大師來，足以證明自己的藝術主張正確。

與徐志摩接觸不久，沈從文也開始寫愛情詩，進入他的詩歌創作的第二階段。在此期間，沈從文模仿過周作人、于賡虞等，代表作是《我喜歡你》：

別人對我無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抖戰，

身就沁汗！

并不當到別人，

只有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的名字。

這首詩共三節，每節之間無關聯，采用了周作人的代表作《小河》的結構。徐志摩同時期完成的《到墳墓的路》，“新月氣息”更重。顯然，它是對法國詩的粗糙模仿，可這種形而上的怪詩很難被本土讀者認可。

歷經滄桑詩遂工

徐志摩稱沈從文的作品是“美麗生動的一幅鄉村畫”，給沈巨大支持。徐志摩擔任《晨報副鐫》主編后，大量發表沈從文的詩歌和散文，最多時，一個月發了三篇沈從文的稿。

1931年，陳夢家編輯《新月詩選》時，在徐志摩全力推薦下，收入沈從文七首作品，超過聞一多。沈從文曾說：“（如果沒有徐志摩），我這時節……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臥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癟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爛了。”

沈從文和徐志摩都沒意識到，他們所依賴的文學共同體太脆弱，僅僅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對抗外來文化沖擊，國民政府試圖將北平打造成“文化城”，斥資在北京開設了一些大學、研究機構，使少數文人衣食無憂。結果加大了教授、研究員間的競爭。

沈從文學歷低，很難在圈子中站穩腳跟。但環境越逼仄，沈從文的詩與自我感受的距離越近，它不再服從新月派的美學要求，不再模仿“優秀作品”。

在整個《沈從文詩集》中，最喜歡他這一時期的創作，比如寫于1935年的《北京》。全詩最后一句是“莫追詢，歷史上的事誰也說不準”，有直擊靈魂的沉痛。這標志著，沈從文從早年的自信與樂觀（想“造一座希臘小廟，供奉人性”），轉向深深的迷茫。

沈從文的這份迷茫有共同性，正如偉大詩人穆旦寫下的名句：

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夢想破滅后該怎么辦

帶著理想上路，換來的卻是遍體鱗傷，回看夢想時，已不知它落在哪里。而沒有理想，人生便成了茍活。

1949年后，沈從文改寫舊體詩，這是他詩歌創作的第三階段。這些作品有時充滿激情，積極響應時代號召，有時又充滿懷疑，不斷自責。沈從文的舊體詩寫得一般，但傳統格律給他以最后的形式感。

沈從文不贊同直抒胸臆，他曾說：“那些寫得出充滿了熱情的作品的人，都并不是自己頭暈的人。一個作家必需使思想澄清，觀察一切體會一切方不至于十分差誤……熱情除了使自己頭暈以外，沒有一點好處可以使你的作品高于一切作品。”

1972年，沈從文回京，寫下《七二年冬過北海后門感事》：

依依宮墻柳，默默識廢興。

不語明得失，搖落感秋深。

日月轉雙丸，倏忽萬千尋。

盈虧尋常事，驚飆徒自驚。

詩中飽含著自我嘲諷的意味，竟有遺老之風。與寫于1975年的《高知贊》中“天才世上少，聰明人盡多。臉白有福相，心靈似八哥”對讀，令人唏噓。可知沈從文依然是沈從文，即使退到舊體詩的領域中，他仍然如此才華逼人。

“時遇共寂寞，生涯同苦辛。”捧著這本薄薄的詩集，讀出的分明是一代人曾經的沉重。面對這些生命之詩，唯有垂淚。